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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认知与现实路径

作者:职称驿站 浏览量:4412 时间:2020-05-22

   摘 要: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历史的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新时期,应紧紧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按照“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要求,多措并举,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 键 词: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0)04-0051-11

中国经贸导刊

  《中国经贸导刊》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委刊。国家发展改革委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中国经贸导刊》是中国创刊早、历史悠久、重要的经济类半月刊。刊名由吴邦国同志题写。

  一、我国经济体制的探索之路

  所谓经济体制,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通常为一国)制定并执行经济决策的各种机制的总和,是一国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及运行方式,是一定经济制度下国家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具体形式。简言之,即一国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一)选择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是根据政府计划调节经济活动的经济运行体制,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系统的计划经济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设想——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的社会形态,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会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的内部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制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集中管理,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早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国内形势看,资源极度匮乏,几乎没有经济基础,需要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加速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正好能满足这一需求;从国际形势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我国实行双重封锁,实际上也封死了我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并且,1929—1933年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萧条暴露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而1928—1932年间前苏联执行的国民经济运行“一五计划”则成功使其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优势明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49年10月,我国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之后又相继成立了其他专门性负责计划管理的中央机构对国家财政经济进行指令性的直接管理。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并且提出了完成此项任务的基本条件。1952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宣布:“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能在三年内回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2]随着我国各项计划经济管理工作的平稳运行,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工业基础得以奠定,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起来。在国家财政经济稳步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针对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关系也进行过一些探索:陈云于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以国家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辅;在生产计划方面,以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辅;在市场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辅。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要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3]即在制定和实施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和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到1978年,我国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全面实现、现代工业化基础和框架初步建立,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也愈加突出。特别是在重工业优先推进的背景下,轻工业发展严重不足,重工业也因市场需求不足而缺乏内生动力,导致经济开始出现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现象。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为5689.8亿元,人均产值为584元,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44元。[4]如何改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重要问题。历史的车轮推动着我们党走上了一条重大的创新之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二)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也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即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机制。我国对于市场机制的探索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今已持续了40余年的时间。在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⒈1978—1991年:市场起辅助性作用。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5]这充分说明全党的工作重心已经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问题,邓小平于1979年初公开表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1981年6月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7]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8]从中可以看出,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主辅”定位已经确立,我们党正在逐步放弃过去由政府大包大攬的模式,转向寻求扩大企业自主权,寻求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指导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9]在我国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实践探索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障碍。对此,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10]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1]

  ⒉1992—2012年:市场起基础性作用。1992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标志性的一年。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2]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13]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继续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探讨了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公有制实现形式等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14]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5]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6]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17]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同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8]“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机制改革中不可避免的深层次问题。从过去重点强调“计划与市场”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政府与市场”,说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到了深水区,必将碰触到最核心的问题,“市场自由度”的问题随即倍受关注。

  ⒊2013年至今: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愈加被重视。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19]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可以理解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首先是市场,然后是政府。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20]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列入社會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而与原来就界定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安排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制度”三位一体的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极大丰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回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年均GDP增长9%左右,这样一个大国以这样的高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增长,是历史不曾见过的;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我国GDP总量为99.1万亿元,接近100万亿元大关,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1-3%的增长速度下,我国GDP实现了同比增长6.1%的中高速增长;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70892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276美元,突破了1万美元的大关,实现了新的跨越①。这些成就的取得,证明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正确的。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21]

  (一)优于传统的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之初,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经济迅速恢复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然而,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诸如决策权高度集中、决策周期长、企业缺乏活力等缺陷也是不可忽视的,而这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所在。笔者通过下图对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劣进行对比。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图

  图中的弧线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线上的每一个点表示在一定的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利用社会现有资源所能生产的两种产品的最大组合(产品X和产品Y)。GG表示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PP表示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从二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之初,其技术水平一般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在相同的资源禀赋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会低于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在图中表现为曲线PP在曲线GG的下方。此外,相较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还具有以下优势:一是交易成本低。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中存在较大的交易成本,如制定计划所耗费的成本、监督执行所耗费的成本、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导致错误制定计划的成本等,这种交易成本类似于经济学家列宾斯坦恩所提出的“X非效率”。在图中,成本存在的结果表现为生产的组合从A点移至A1点。而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交易成本。二是企业创新动力强。所谓创新,就是创造一种拥有知识产权的新的产品、新的过程与方法、新的服务并将其应用形成新的价值。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催生新的生产函数,可以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在图中表现为曲线GG移至G1G1。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而企业创新的动力既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润最大化追求的需要,也来自于在市场激烈竞争中对生存的需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显然缺乏这两种“需要”,因而缺乏创新动力。在我国,创新尤为重要。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中国经济已進入“新常态”,并特别强调经济发展的动力要从以往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三是信息灵敏、反应高效、调节灵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是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的微观主体,能够最直接地接受到信息并及时作出反应,紧跟市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因时间滞后和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

  (二)优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内,主流观点把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从内容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无不同,都包括产权制度、市场机制、财政金融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和资本主义相似”。[22]但须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的伟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探索把计划与市场都作为手段而与社会基本制度相剥离,因此相较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一是有党的坚强领导。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秘笈之一。2018年12月18—2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和政治是有机统一的,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挥掌舵领航作用,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核心要义。[23]二是坚守社会主义制度。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市场主体“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之外,还有“全面协调,资源整合”,政府不只是“守夜人”,还要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如2014年3月14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的领域如国防建设,就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一些带有战略性的能源资源,政府要牢牢掌控,但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去做。”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作为方法、手段不可能独立存在,其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形态之中、以一定的所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是由资本主导的,由利益最大化推动的,虽然也会有宏观调控、社会保障,但终究作用有限。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条件下,产业结构失衡、自由竞争的过度浪费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周期性危机难以避免。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为基础的,这就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强调分工、等量交换等原则,这与市场有着天然的同一性。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内在属性,非商品性表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超越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利用市场经济又超越市场经济,把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完美结合,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

  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們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紧紧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按照“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要求,彻底清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

  (一)市场机制有效

  市场机制有效,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新时期,构建市场机制有效,一是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公平竞争是指各个市场主体在同一市场条件下共同接受价值规律和优胜劣汰的作用与评判,并各自独立承担竞争的结果。公平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要营造公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对内打破行业垄断、行政壁垒,逐步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业务,对外继续完善负面清单制度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要大力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细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快完善与物权、合同、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制度,严格落实民法总则、反垄断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及知识产权类法律,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惩处力度,促进公平竞争。二是真正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由市场决定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途径,只有价格信号是真实、客观、灵敏的,才能充分有效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价格体制改革明显加快,已有近98%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由市场决定,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建立。[24]应持续深化资源性产品、垄断行业等领域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规范自然垄断,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放开竞争性业务和竞争性环节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以此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三是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逐步形成少数拥有全国基础信用信息资源的大型综合性征信机构和众多提供信用信息评估等信用增值服务的地域性、专业性征信机构,建立覆盖全国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公共模式和民营模式并举,同时欢迎外资征信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形成征信业的良性竞争;加快制定有关征信管理的法律法规,规范征信机构运行及其管理;加大征信业的标准化建设力度,实行信息标识标准、信息分类及数据格式编码标准和安全保密标准等;有效整合信用信息资源,实现信息共享;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建立有效的信用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强化全社会信用意识和诚信行为,尤其是各级政府要增强公信力,认真履行政府承诺,坚决杜绝政府侵权和恶意拖欠行为,努力做社会诚信的表率。

  (二)微观主体有活力

  宏观经济不能缺乏微观基础。目前,我国各类市场主体数已超过1亿户,它们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源,更是预示经济健康状况的晴雨表。[25]2019年12月10—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26]新时期,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一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瞄准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痛点”,有针对性地为其排忧解难;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有序“僵尸企业”处置。二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要求,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未来,要以市场主体感受为依据,破解“堵点”,持续努力深化改革;从规划投资与主业管理、产权管理、选人用人、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工资总额管理与中长期激励、重大财务事项管理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各中央企业、综合改革试点企业、国有资本投资企业、运营公司试点企业以及特定企业的授权放权事项,为企业经营“松绑”;要提升产业链、价值链水平,通过市场竞争、外部倒逼和市场化激励来尽快攻克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要畅通经济循环,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化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打通供给与需求、金融和实体,形成最大的联动效应。三是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是让各类企业和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的制度前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其核心是产权保护和产权安全。[27]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要做到“一个‘明晰,两个‘不可侵犯”。一个“明晰”,即产权的归属明晰;两个“不可侵犯”,即“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确保“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而确保“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则是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能够促进非公经济加速发展。要加强对各类产权的司法保护,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权行为。

  (三)宏观调控有度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新时期,要让宏观调控更加有力有度有效,一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经济领域坚持党的领导,能够确保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優势,有利于保证人民根本利益,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党领导一切,不是指包办大事小事,而是管方向、管全局、管战略。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3年2月2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过细,宏观经济调节还不完善,市场监管问题较多,社会管理亟待加强,公共服务比较薄弱,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而是要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政府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接地气、通下情,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实现服务;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科学界定政府职能范围,优化各级政府组织结构,理顺部门职责分工,突出强化责任,确保权责一致;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坚决扭转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同时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要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和政风建设,改进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提高政府执行力。三是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量问题,相应地,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问题而非以往的需求侧问题。习近平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28]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言之,就是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四是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情况新变化,宏观调控站在新高度、寻找新定位、拓展新内涵,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相机调控,主动预调、微调,有力助推了我国经济巨轮平稳前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调控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起来,增强应对挑战、抵御风险能力,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要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保障体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注重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短期和长期、国内和国际的关系,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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