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致王仲猷书》看乐嘉藻的知人鉴

 　　摘 要：“维新变法”失败后，乐嘉藻面对弥漫京城的肃杀恐怖气氛，目睹维新派人士被杀、被囚、被革职、被流放的悲惨遭遇，受到极大的震撼，灰心丧气之余，返回贵阳。沉寂半年多的他，在与共同参加“公车上书”签名活动之挚友王仲猷的复信中，回答了滞留京城的原因、对康有为的看法以及今后的打算等问题。同时，阐发他对戊戌之变的悲愤心情，对康有为等当事政治人物的客观评述。在变法失败、顽固派得势，大肆诋毁维新人士之际，乐嘉藻仍对康有为等人持客观公允之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关键词：乐嘉藻 王仲猷 书信 维新派 康有为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该刊旨在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团结炎黄子孙，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

　　光绪二十四年(1898)，迫于外侮日深，国势颓微，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维新变法，以图救敝起衰，重振国势。然而在顽固派的重击下，变法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就遭遇失败。面对弥漫京城的肃杀恐怖气氛，目睹维新派人士被杀、被囚、被革职、被流放的悲惨遭遇，乐嘉藻受到极大的震撼，灰心丧气之余，返回故乡。次年(1899)四月二十八日，沉寂半年多的他，在与共同参加“公车上书”签名活动之挚友王勋的复信——《致王仲猷书》中，回答了滞留京城的原因、对康有为的看法以及今后的打算等问题。

　　王勋，字仲猷，贵阳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乡试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在京参加“公车上书”签名活动，后拣选知县(敕授文林郎)，任云南算学馆掌教。光绪二十七年(1901)，著《译史纲目》十六卷，分别由胡嗣芬、张学智、汤鲁璠作序，林绍年署检、贺宗章题签而付梓面世。民国元年(1912)八月回黔后行迹不详。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封信时，不难看出乐嘉藻对戊戌之变的悲愤心情，同时面对世变而能对政治人物保持理解之同情的客观评价。其精辟的见解，明白晓易的文辞，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乐嘉藻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到京，九月出京，历时半年之久，“几与康事为终始”，也就是在戊戌变法推行和失败的三个多月中，乐嘉藻一直关注着朝廷中帝党和后党之间的博弈与斗争。对其而言，“盖以维新一局实旷代难逢之事”，自己不能缺席，而应积极参与;另一个原因是，乐嘉藻是维新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参与者，参加过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期间向光绪帝上过《请设教部书》《陈兵事书》(二奏折见乐嘉藻《香雪堂文》未刊稿)，以期对维新变法有所助力。

　　戊戌变法期间，北京城内发生的几件重大政治事件尤为乐嘉藻所关注：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诏定国是”;六月十五日，慈禧下令革翁同龢职和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六月二十日，帝党宋伯鲁与杨深秀奏劾后党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揆;七月八日，后党御史文悌攻击宋伯鲁等奏劾许应揆;九月四日，后党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揆等阻挠主事王照条陈而被革职等……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九月二十一日，风云突变，荣禄率军自天津进入北京，慈禧重掌朝政，随后光绪帝被幽禁，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被捕杀，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被罢免，光绪帝颁布的新政诏令被废除，为时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这样的结局令乐嘉藻万难接受，使他对未来充满了幻灭感。在中国历史上，改革者历来饱受争议。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他学贯中西，才冠一时，以学术思想和政治活动闻名于世。为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他一面向西方寻求真理，一面从儒家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思想资源而议政。他在广东、广西授徒讲学，培养了一批维新运动的骨干;又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写下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创立了变法维新的理论。甲午战后，康有为有感于国家的危亡，挺身而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领导“公车上书”，一时间成为天下瞩目的舆论界领袖。康有为的横空出世，令天下震惊，于是成为“祖宗成法，莫敢言变”的顽固派攻击的主要对象。

　　首先提出毁禁《新学伪经考》的是福建监察御史安维峻。他认为：康有为“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以六经皆新莽时刘歆所伪撰，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海内，腾其簧鼓，扇惑后进，号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风，从游甚众。……伏思孔子之圣，为生民之所未有，六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汉儒表章，宋儒注释，而经学愈以昌明。我朝圣圣相承，重道尊经，列之学官，垂为功令，一时名臣硕辅、耆学巨儒，无不讲明而切究之。……康祖诒乃逞其狂吠，僭号长素，且力翻成案以痛诋前人，似此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也。……今康祖诒之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其过之无不及也。如此人者，岂可容于圣明之世?若不及早遏炽焰而障狂澜，恐其说一行，为害伊于胡底，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1

　　接着吏部主事叶德辉走上前台，指斥康有为“论学则强人以难，居心则导人以逆，乃独藉讲学以文其奸，殆亦鹦鹉能言之类耶”，“作者居光天之下，而无父无君，与周、孔为仇敌，苟非秉禽兽之性，何以狂悖如此。”2叶认为：“圣经圣法”是不能改变的，而康今文经学的“变”，其目的是变祖宗成法，为其变法维新的目的张目的，是万万不可的。

　　在安、叶的带动下，顽固派对《新学伪经考》群起而攻之。这些人以“卫道者”自居，以为康“心术不正”，指斥《新学伪经考》为野说、邪说、诐词，竭力防止其“邪说横行”。他们说什么“有世道之责者，其能嘿尔不语乎?”其意在保卫“圣教”，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由于顽固派的肆意诋毁抹黑，康有为在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士人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在《致王仲猷书》中，乐嘉藻针对世人对康有为的误解与偏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说自己与康有为“无一面之识，无一字之往还”。对其了解浮于表面，仅熟读《时事报》中康有为的文章而已。至于“其在都之所為，奔走倖门，仆仆自荐”，自己也曾感到怀疑和惊讶。然而通过仔细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最终明白了康的理想与抱负，那就是“盖求措天下于富强之域，而于一身之利害，流俗之毁誉，则不屑计也”。为了打消友人的疑虑，乐嘉藻以苏轼评论贾谊为例，指出贾谊的悲剧在于“有才而无识”，“不能与绛(周勃)、灌(灌夫)周旋，以委曲自行其道，而徒悻悻去国，哭泣以死”。进而认为，大凡敢于担当大任者，不仅要深谙变通之道，而且能忍辱负重，只要认定对国家有利之事，可以置个人的荣辱与得失于不顾。

　　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乐嘉藻援还引了以下事例为证。一是“救人救急，奚计正门进仄门进”;二是唐代的李德裕、明代的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相，均经由宦官引荐，以此作为进身之阶，然后施展济世之才、经国大略，建不朽之功业的;而康有为通过翁同龢、陈宝箴的引荐，不足以为荣;之后又经孙家鼐、张荫桓举荐，不足以为辱。更何况康有为“奔走倖门，仆仆自荐”不是“希荣宠，求利禄”，而是通过“忧世之书，借箸之谋，一出于不忍之心，而思由此以进，以助吾君而安吾民，则诚天地鬼神共谅此心也，又乌可因其小者，而并毁其大者乎?”这样的论辩，有如剥茧抽丝，层层深入，给人拨云见日，披沙沥金之感，足以发人深省，释疑解惑。

　　由于“戊戌之变”的惨痛教训，乐嘉藻对国家的未来不抱希望，从而产生了“穷则独善其身”的念头，我们从 《致王仲猷书》的后两段得到了印证。其曰：“反我敝庐，谨其言，慎其行，以全其身，以守其事，以宁其亲。于史事求法戒，于史制度求经济;于诗求所以发其性情者，于文求其所以达其意志者，以致其学，以待其用。至于科名之事，要当以后年为断，得之可以悦亲，不得吾亦不能待也。总之无论得与不得，而归而事亲，读书之志则决也。此则藻今日之志，所厚望之于毕生者此也。”人生失去希望，未来难以逆料，苦闷伤感之余，乐嘉藻不禁叹曰：“嗟乎，往事又为陈迹矣。前路茫茫，风波日迫，求如曩者雷动风行之一日，果何时哉?果何时哉?”

　　兹将乐嘉藻《致王仲猷书》(己亥四月二十八)录于后，以飨读者。

　　仲猷吾兄足下：

　　藻自都城还，见吾兄与良丞1书，所以关注于藻者甚厚，感谢感谢。藻还黔后，读书有恒课，暇馀辄倦甚，不能捉笔，欲做报书，久未能就。然吾兄与藻非泛泛者，数年之别，数千里往还，又加以身亲变故，而无一字相闻，可乎?故勉就楮墨，一罄所怀。

　　藻之初至都中也，即闻康有为将有向用之机。康之《时务报》，藻厌饫之久矣。独至其在都之所为，奔走倖门，仆仆自荐，不能无所疑讶。既而历验之，深求之，而后恍然于康之所志，盖求措天下于富强之域，而于一身之利害，流俗之毁誉，则不屑计也。昔苏子瞻论贾生，责其不能与绛、灌周旋，以委曲自行其道，而徒悻悻去国，哭泣以死。为有才而无识，藻以其言为然。

　　盖豪杰之士，类自任天下之重，以为欲安天下，必自得行其道始。得行其道，必自得君始。而苟其事非大不可为，其君非甚不可辅，但能自达于君前，即可行吾道而助吾君而大治吾国，则又何妨委曲以达之?如有公忠体国，能以人才事其上者，吾由之以达于君，计之上也。其人非忠公体国，非能以人才事其上，而其力足以致吾于君前者，吾则驳之以术，而由之以达于君，计之下也，然能达一也。公忠体国者，吾既由之以达于君矣，而尚未足恃，而复自君之所亲近而信任者而自达于君，而后可以坚吾君之志，而行吾之道，此亦计之不得已者也。然其欲行吾之道，而致天下于富强之域之心则一也。康之所为，正此类也。故前有翁尚書2、陈中丞3之荐，不足以为荣;后有孙相国4、张侍郎5之荐，不足以为辱。彼其志，以为吾知有君，而思自效于吾君之前而已矣。但有可由之途，故不遑计翁、陈之或贤，而孙、张之或不肖也。今有人被盗于室，其子自门外趋救之，则自正门入可也，自仄门入可也。彼其心以为吾救吾亲，其势诚不容缓，而奚计其正门、仄门也哉?康之所为，正此意也。而世之论者曰：“出处大节，不容苟合。”斯言也，藻又非之。出处之所关于吾身诚大矣，然以天下之安危较之，则所关实甚小。守其小者，而坐视天下饥溺，此志士之所不忍出者也。

　　孟子论枉尺直寻，曰枉己者不能直人，藻未敢信其言。盖古今来固有进不以道，而天下蒙其赐者矣。彼李赞皇之事武宗，张江陵之事神宗，一则藉杨钦义以入相，一则结冯保以为内援。而究之会昌之世，万历之初政，其所为安百姓而威四夷者，固终有唐、有明之世而未有能及之者也。藻之望康与康之自信，亦如是而已矣，固不望其为程伊川、朱晦庵。且当今之世，即真有程、朱其人，恐亦未能补救于万一也。且君子之论人也，原其心而已，其迹则固不足论。独有其迹同而其心则异者，不可不辨焉。奔走倖门，仆仆自荐，此可耻之事。然康之为此，将以希荣宠、求利禄，则固罪不可逭也。若其忧世之书，借箸之谋，一出于不忍之心，而思由此以进，以助吾君而安吾民，则诚天地鬼神共谅此心也，又乌可因其小者而并毁其大者乎?夫刀之为器，所以杀人者也。然以之劫人则为盗，以之诛盗则为法。盗与法，视其事，不视其器。而昧焉者不计其事，但概刀曰：“此为盗之器。”此今世之大惑也。

　　藻之至京方三月，藻之出京且九月，几与康事为终始，而与康无一面之识，无一字之往还，其不能自已于言者，此公理之不容没也。悠悠成败，庸足计乎?然吾兄之外，固不敢以语他人，望吾兄秘之。但令吾兄知故人中之最密者其所见如此而已矣。藻之志，固不以此言求合于同己者，亦不愿以此言求谅于异己者也。

　　至于藻之自处，又别有道，不辨中西，不分新旧，一从其是，此素所见则然也。读书于家，以待事机之至;一思自效，此素志则然也 。当戊戌春闱之既竣也，可以归矣。有仄室之纳，其事亦既毕矣，所以迟迟而未行者，盖以维新一局，实旷代难逢之事，虽乾柄未专，谤议沸腾，厝火积薪，所忧方大。然朝读一求贤之诏，暮读一求言之诏，敦诚迫切，感动金石，区区之心，固终望事之竟成，而己之或得厕迹于其间也。既而文侍御1以朋比切责，都察六堂以壅蔽去位，皇上虚中下问，至于再至于三，于是与敬之2相聚谋曰：当此时而不动心者非人也。虽己之所学未敢自信，然工师在上，网罗群材，乌知尺寸之木，不能助明堂太室之宏规乎?于是敬之有留相伊藤3书，藻有《请设教部书》《陈兵事书》。封章既上，方与敬之日坐斋中，屈指而计，曰某书何时可至军机，何时可达天听，何时可望下议，或不可下议。亦可知未达或留中也。方将更有讨论，再有陈说，而不意事机之不终，时局之迁变，一至于此。

　　嗟乎，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未有敢漠视国家者也;十载垂帘，万姓蒙福，未有敢轻议宣仁者也。然大敌方滋，国势日蹙，积重之势，亟资振作。而谁实为之?谁实沮之?反复追维，安得不怨“母也天只”，而更望悔祸于未远也。此藻之所以叹往希来，郁结不伸，而必向一知己者之前一吐其滂沛，而不觉其词之无穷也。

　　事既无成，绝所希冀，与敬之、仁宇4狼狈出都。尚在途中，搜日报、觅邸抄，见夫全躯保命之臣，所以示天下后世者，竟至于此，而始叹其真负我皇太后与我皇上至于此极矣。

　　虽然，但观瓜分之图，及西报之所言者，其势诚迫。然远譬之于土耳其，近譬之于高丽，似乎意外之变，亦当渐而不能骤。而果天未厌周，人犹思汉，复有戊戌三四月之所为之一日，乌知不世之遭，不及吾身而再见之乎?且自顾生三十年矣，问其国则清，问其种则黄，问其教则儒，九州之外，宁可他讬?束发受书，又廿馀年矣，呫哔穷年，不知商，不知工，并不知农，简编之外，宁有他计?舍中国外无以为人，舍读书外无以为事，则惟复我初心，反我敝庐，谨其言，慎其行，以全其身，以宁其亲。于史事求法戒，于史制度求经济，于诗求所以发其性情者，于文求所以达其意志者，以致其学，以待其用。至于科名之事，要当以后年为断，得之可以悦亲，不得吾亦不能待也。总之无论得与不得，而归而事亲读书之志则决也。此则藻今日之志，所愿期之于毕生者此也。

　　嗟乎，谨其言，慎其行，则今日之言，所以喋喋于吾兄之前者，此后亦不敢续陈矣。然诚亦不愿数言之也，是以此书既达，望吾兄藏之，勿令藻能言之不能行之也。

　　嗟嗟我兄，古今来功利之士，有忘其身以任天下之事者矣，未有忘其名以从事者也。忘其身忘其名以从事者有之矣，彼以为吾事终有成，则吾名不终毁，则是未能忘其身后之名者也。至于忘其身忘其名，事又不可必成，而不惜孤注之一掷，以求国家万世之安，此其人，古今来殆未之有也。有其人而吾亲见其事，则推重之宜也。其事一不当而为众所攻，则辩白之宜也。吾兄转入边方，与中朝遼绝，传闻之言，于此事或有未尽，故不惜反复言之，以辨其人之诬而陈藻之所见，想吾兄必不以为河汉也。至于陈言之无次，若有所大不得已者，吾兄见之，当亦喜其意气之犹昔尔。

　　嗟乎，往事又为陈迹矣。前路茫茫，风波日迫，求如曩者雷动风行之一日，果何时哉?果何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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