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史比较视野下的文艺复兴虚影与实景

　　摘 要：心态史是文艺复兴研究值得进一步开掘的领域。如何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心态，又如何懂得当下研究者的心态，这些都直接影响研究的过程和成果。19世纪出现诸多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关的游记诗文，罗杰斯、罗斯科、西蒙兹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此等作品为文艺复兴学界提供了心态史比较研究的线索。

　　关键词：心态史;文艺复兴;游记

　　中图分类号：K5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1-0144-(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1.015

　　《世界文化》以“关注世界文化现象、采撷人类文明成果、介绍异国风土人情、传递现代生活信息”为主旨，为“增进国民文化素质、提高国民文化品位、开阔国民文化视野、拓展国民文化情趣”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其主要读者为中等以上文化层次的知识群体。

　　诗人S. 罗杰斯在叙述拿破仑战争后1814至1821年这个时段的旅游情况时指出，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伦三岛仍是欧洲大陆最大的游客群。 事实上在19世纪相当长时间范围内，作为工业革命故乡的英国游客视亚平宁半岛为主要的观光胜地，各界名流纷至沓来。这种现象史学界称其为“大旅游”(Grand Tour)。而在这过程中诞生了不少经典性的游记作品。S. 罗杰斯、T.罗斯科、J. A. 西蒙兹所写的意大利游记诗文作品便是其中的代表。学人在这些作品的背后可以发现诸多与文艺复兴研究直接相关的心态史因素。

　　一、3部意大利文艺复兴史游记诗文精品

　　18至19世纪，浪漫主义在欧洲文化界(包括史学界)风靡一时。罗杰斯(Samuel Rogers， 1763—1855)是19世纪英国的银行家和浪漫主义诗人，在当时文坛颇有名望，其地位可与英国文学史上另一文坛领袖约翰森比肩。罗杰斯也是古典作品、文艺复兴文学艺术作品的爱好者和收藏家。 罗杰斯交游甚广，扮演着赞助人的角色，所贊助对象包括浪漫主义诗风的代表拜伦等名人。罗杰斯来自工业革命的故乡，在饱受熏人的烟气浓雾后，对留着中世纪宁静的田园生活十分向往，尤其对意大利人文地理情有独钟，更不用说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热忱。为此，罗杰斯写有长诗《意大利：一部诗篇》。 它共有50首，以地名为题者居多，间有以风土人情(如“威尼斯的新娘”)等为诗名者。罗杰斯另写有《愉快的回忆》《人的生命》等诗作，均收入其诗集。 但相当长时间内，学人只是根据罗杰斯的《意大利：一部诗篇》及少量诗篇内容来谈论他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等的感受。后来历史学家海尔发现了一部罗杰斯游历意大利的日记，并编成《萨缪尔·罗杰斯意大利日志》 一书。借此，学人可以凭借即时的记录比较详细地理解罗杰斯在《意大利：一部诗篇》中的各种文化心态。

　　罗斯科(Thomas Roscoe， 1791—1871)是著名历史学家威廉·罗斯科(《大洛伦佐传》作者)的儿子。罗斯科为人比较低调，很少以公开的文字等谈及自己的人生履历。学术领域亦少有关于他生平的详细报道。这些给后世学者研究罗斯科的生平、著作等带来一定的困难。不过罗斯科的生平材料虽有限，但有两件显眼的事迹总会引起世人的注意：其一是罗斯科一生都献给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事业。其二，罗斯科闲暇时间以云游四方为乐。其足迹所至、兴味所起，都有笔墨记之。其200多万字的人文景观游记深受读者喜爱。罗伯特·詹宁斯(Robert Jennings)出版社特意为罗斯科出版10卷本的《景观年鉴丛书》(Landscape Annual)，其中第1卷至第4卷的主体是意大利景观年鉴，包括1830年的《瑞士与意大利游记》 ;1831至1833年的《意大利游记》 。这个系列游记丛书以特有的记叙形式表达了作者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历史、文化、人物等的想法。顺便指出，1834年卷为《法国游记》，1835至1838年为《西班牙游记》，1839年为哈里森创作的《葡萄牙游记》。这些是我们了解文艺复兴时期南欧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的重要史料。

　　说到“景观”一词就不能不提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 1840—1893)的看法。西蒙兹在《景观》一文中指出，古代希腊人看自然的时候总是与人、与个体关联在一起，人是神、万物的中介。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人文景观。西蒙兹从小就在其父的引领下周游欧洲各地。翻开西蒙兹的人生履历，浪迹西欧、南欧名胜古迹是其生活的常项，此等情状伴随终身。西蒙兹又是以文艺复兴研究作为学问中心的历史学家。在西蒙兹的心里藏着许多急需解答的历史问题，需要在游览意大利的过程中一一加以研究。但西蒙兹毕竟是性倒错者、是诗人，骨子里沉积了柏拉图主义的浪漫情趣。西蒙兹不想让自己的研究工作变成枯燥的信息堆积。这样，西蒙兹随行随记，留下近百万字的游记，其中涉及意大利文艺复兴史迹的内容比比皆是。如此活脱脱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研究，当时读来让人倍感亲切;今朝温习之，仍有启示无数。在西蒙兹一生的著述中，为大家熟知的3部游记作品分别为《意大利希腊游记》 、《意大利游记、研究》 及《意大利侧记》 。西蒙兹去世后上述游记作品被合编出版，冠以《意大利、希腊游记和研究》之名。 新的3卷本游记是将以前的3卷重新编排而成，基本内容未动。由于这个编排按地理位置的顺序展开，适应旅游者的阅读习惯，逐渐流行开来。今天，我们按照西蒙兹提示的地理标志进行旅游路线规划仍不失其实用的价值。但必须指出，西蒙兹生前只在《意大利游记、研究》的书名上写有“Studies”的字样，是一部非常讲究游记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著述，其中还隐匿着性倒错者的心理暗流。因此“Studies”由各种各样的心态在指使着。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本游记的内容真正配得上“研究”一名。新版的编排将此内容拆散分摊到各卷，有点失色。例如《意大利游记、研究》中的“意大利的圣诞思念”、“卢克莱修”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众诗歌”、“上世纪两位剧作家”、“附录：白体诗”、“《奥菲欧》注释” 等带有研究性质的内容在新版第2卷中消失了。另外，西蒙兹3部游记所包含的游历时间、心境、记叙重点等均有不同，将其拆散不利于西蒙兹游记创作的还原工作。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量。有学者认为上述3部游记是西蒙兹著述中最为出彩的部分。 此言甚是。西蒙兹的心灵和文风在其游记创作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至少这些游记与西蒙兹另两部巨著《意大利文艺复兴》《希腊诗人研究》具有同等的文化史创作地位，只不过我们对其不甚了解而已。另外，西蒙兹的游记内容广泛，旁及法国、瑞士等地的风土人情。后来诗人索性在瑞士的达沃斯筑巢定居，取名“Am Hof”(德语“院落”的意思)，居处花木簇拥，很有情趣。从身体状况这一面讲，西蒙兹受肺病的折磨不浅。他认为在阿尔卑斯山定居、旅游对治疗肺病会有相当的帮助。

　　扩而论之，19世纪经典性意大利游记作品还有很多，如博罗莱《1817年佛罗伦萨游记》 、拉斯金《佛罗伦萨的早晨》 、约翰森《阿诺河畔的百合花》 ，等等。在文本的形式方面，那些游记作品(如罗杰斯、罗斯科、西蒙兹3位文人的游记诗文)表现了各具特色的文采，都将各自对意大利及周边地区地理风貌之了解和情感融于生动的记述之中。西蒙兹《意大利、希腊游记和研究》的首篇题名便是“阿尔卑斯山之爱”。其对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的歌颂、对达沃斯小镇的描述等无不情意浓浓，让人感受到带着原始气息的山区氛围。 而从史学研究特别是文艺复兴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将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可以引出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思考，其中心态史方面的思考尤其重要。

　　二、不同心态下的佛罗伦萨、意大利历史虚影与实景

　　游记是展示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的最佳史学舞台之一。游记不受各种学术规范之累，五花八门的想法海阔天空而出，充满文学色彩的描述尽情发挥。至于心态史，涉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两个层面。正是历史研究者心态的介入，使历史图像变得生动有趣，但也由此变得复杂起来。回顾罗杰斯、罗斯科、西蒙兹所在的19世纪，那时许多文人去意大利的最直接情感就是怀古，怀所谓中世纪意大利的田园、人文之古。正如前文所述，此类中世纪的心态和想象大都带着些浪漫主义的理想化追怀。另外像拉斯金(19世纪英国艺术评论泰斗)、西斯蒙第(19世纪以写意大利、南欧历史著称的法国历史学家)等的作品无不流露出很强烈的浪漫主义心态。这种心态十分在意意大利城市历史与中世纪自由氛围、宗教神圣精神因素的关系，认为那才是意大利城市的本质。似乎中世纪的意大利有着近代人十分向往的理想生活社会状态。这多多少少美化了那段意大利城市的历史。在他们的心目中，文艺复兴以来的意大利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较弱，这与近代受工业文明冲击较强的地区特别是工业文明发源地英国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19世纪的英国乃至西方世界正处于传统的文明向新的工业文明转型的时期。当一种文明处于转型时期，人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还不习惯，于是将理想化的心态寄托在以往历史文化的某些现象之中，呈现出浪漫的情思。這样，中世纪社会中的某种安适、恬静、自足的社会文化因素就被放大了。历史学家海尔在其编撰的《萨缪尔·罗杰斯意大利日志》中指出罗杰斯对意大利的古代和中世纪充满浪漫的想象。 海尔的说法是有充分根据的。事实上，罗杰斯的《意大利：一部诗篇》就是献给当时对意大利有着中世纪情怀的人的一份厚礼。

　　不难发现，上述浪漫主义的中世纪怀古隐匿着当代人诸多复杂的心态。在19世纪工业新文明浪潮冲击下的文人还需要在传统文明中寻找文化的源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市文明就是中世纪与近代的混合物。这是产生浪漫心态的另一个原因。就历史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社会环境而言，它与其他国度一样还弥漫着很浓烈的中世纪气息。同时，人的智慧和力量则在各个领域里迸发出来，这又是先前中世纪时代很难见到的景象。如果用人的理性解放来形容近代社会文化的标志，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确实可以被认作近代的开端。罗斯科引文学评论家哈茨利特的话说，意大利还是古代的，但又连接着近代世界。 由此出发再分析罗杰斯的心态，其中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佛罗伦萨是过去与近代、黑暗与光亮、旧与新的一个交汇点，是意蕴深邃的最美丽城市。罗斯科也是如此看待佛罗伦萨的“美丽”。西蒙兹及更多撰写意大利游记的作者何尝不具有此等普遍的心态。但细分开来，各自的心态仍有差异。罗杰斯与罗斯科的心态之间就存有差异。罗杰斯的怀古情调更浓些，罗斯科则更有近代情怀。有两幅游记的插图很能代表罗杰斯与罗斯科的各自心态。那两幅插画分别置于罗杰斯与罗斯科游记的“佛罗伦萨篇”前。 罗杰斯游记中的插画由19世纪著名绘画家透纳所作。透纳也是一位对意大利罗马、威尼斯等人文地理有独特感悟并带着点悲剧情结的浪漫主义画家，一生多次去意大利旅游、写生，留下不计其数的意大利风景画作。上面提到的那幅插画远处背景是佛罗伦萨城;中间是由橄榄树相伴的通往佛罗伦萨城之乡野道路;画的前端有两个人物，其中之一是穿着僧袍的修士，他正好奇地望着旁边正在编织、翻修马背篓的工匠。这是一幅典型的中世纪风景画，画家抓住马背篓这一中世纪必备的交通运输工具，将读者瞬间带入那个透着浓浓中世纪气息的佛罗伦萨情境之中。紧接着就是罗杰斯的诗句：“这是含着过往岁月的当下。” 那些文化巨擘如但丁等是在“古代的地基”(On Ancient Seat)即传统上创造出光亮夺目的今天。 此处，罗杰斯怀古之情溢于图表。同样是怀古，罗斯科游记中的那幅插画则更强调近代人的情感。插画作者是名画家哈丁。哈丁与拉斯金一样赞赏透纳的绘画创作，并强调绘画的近代情感和技巧。那幅插画的中心是通向佛罗伦萨的阿诺河。河边停着一艘游船，几位身着西装的外国游客好奇地走到编织、翻修马背篓的工匠前，俯身询问着什么事情。这幅画的近代感很强，罗斯科接着用这样的词句点明主题，即佛罗伦萨不再是带着蛮荒情调的古代世界中心，而是一幅充溢着活力、繁忙、幸福的图景。 所以罗斯科让读者更多地用近代的文化视野去看佛罗伦萨乃至意大利的历史。当然作为翻译家的罗斯科又比较特别，他更想在翻译家平实面对文本的心态下去如实呈现文艺复兴时期那段文明交替年代的人和事。 在这种心态下，罗斯科试图将赞美的心理置于再现式的译介和记叙之中。总体上看，这种译介和记叙无疑有很强的历史感和客观性，罗斯科需要回到文本本身及文本涉及的历史场境中去呈现。当然历史性不等于忽视文笔之美。罗斯科对意大利一个个城邦的记叙及对西班牙重要地区如格拉纳达陷落的叙事等作品都是用历史与美相交融的笔触呈现文艺复兴时期南欧的人文景观。

　　作为一名诗人历史学家和性倒错者的西蒙兹，其撰写游记的心态则更复杂些。前文提及，西蒙兹漫游意大利的初衷与试图解答诸多历史问题的愿望不无关系。因而其笔下游记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巡游记”。将游记与历史研究大范围地结合在一起，这在19世纪的西方游记中确实很少见。而且结合得如此得体、如此有历史纵深感，即使是很讲究游记与史记相结合的罗斯科也望尘莫及。例如“佛罗伦萨与美第奇家族篇”“意大利对圣诞的思念”“雅典记”等标题下的内容就涉及历史批判、哲学溯源、文化追怀等大思路因素。《雅典记》甚至就是一部简约的古希腊文化史。 这些是西蒙兹游记创作中的独特一面，它意味着西蒙兹更想走到文艺复兴的实景中去。所以从实景与虚影的辨析角度看，西蒙兹的游记更值得学人重视与读者期待。再检点西蒙兹游记中触及的历史文化问题，都是文艺复兴史研究绕不开的内容。例如对波利齐亚诺等的研究，切入到新柏拉图主义核心人物的个案研究中;白体诗的研究，切入到文艺复兴语言变化问题中;另外还注意文艺复兴时期的大众文化研究及文化比较(如意大利的文学作品对英国的影响研究);如此等等。当然，西蒙兹的游记还包括大量文艺复兴时期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叙。甚至可以这么认为，西蒙兹的游记是以地理为穿引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批评史。就宽泛意义而论，西蒙兹的游记用各种近代的眼光来审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发生的人和事，其思考力度远甚于罗斯科的近代性。显然西蒙兹的想法受布克哈特文艺复兴近代观的影响很大。西蒙兹屡屡提到布克哈特著作对自己的启示价值。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着意开掘的就是象征近代文化的内容。以佛罗伦萨的历史为例，布克哈特没有留下专门叙述佛罗伦萨历史的著作，但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特别提及存在于佛罗伦萨文化现象内的共和、自由精神：“我们现在并不是要写这座著名的城市国家的历史，而只是要对佛罗伦萨人得之于这个历史的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做一些说明。” 按照布克哈特的观点，“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称得起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 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各种研究著述(包括游记)中所体现的观点与布克哈特的上述观点十分契合。另外，进化论、黑格尔哲学等亦影响了西蒙兹的近代视野和游记心态。不过，西蒙兹及19世纪那一代学人对始自文艺复兴的整个近代西方社会文化进程(包括极端个体主义、强权政治等负面历史遗产的影响力)还缺乏深入的思考，因此西蒙兹试图摆脱历史虚影的努力仍有改进之处。

　　有了上述历史问题解疑的研究心态，西蒙兹的历史游记始终围绕着问题展开，并以更为精炼的形式表达出作者对诸多历史现象的独特看法。读这样的游记，即便在某些方面少了些情景描述(例如西蒙兹没有花什么笔墨去勾勒佛罗伦萨的自然人文景物，事实上有品位的游客并不在意对佛罗伦萨阿诺河等景物多一笔少一笔的记叙)，但有了独到的历史追怀，于是那些景物会带着新的意蕴呈现在读者眼前。再以佛罗伦萨和美第奇家族研究为例，西蒙兹的《佛罗伦萨与美第奇家族篇》其实就是一部简明的美第奇家族史与美第奇家族治下的佛罗伦萨史。与同时代纳皮尔《佛罗伦萨史》 、藤豪夫《美第奇家族回忆录》 做一比较，西蒙兹的文字只能算简之不能再简的短文。但西蒙兹的短文切中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美第奇家族何以在佛罗伦萨得势?西蒙兹认为佛罗伦萨的政治体制还是有弱点的：其一，佛罗伦萨试图用一个过于简单的政治运行机器来应付共和国繁复的政治局面，这有点捉襟见肘。其二，也正因为第一个弱点，使民主的政体会慢慢地被暴君掌控。而美第奇家族就是利用了佛罗伦萨政治体制中的不完善因素建立起一家独大的僭主政治。 查阅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史》第4卷“美第奇家族的兴起”中也谈到了共和国的弱点问题，但在他看来，一位明主可以将制度健全起来，并带来真正的自由。显然马基雅维里的字里行间有为美第奇家族捧场的味道。 古今两种评论也反映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分析历史现象的不同心态。这一古一今两种心态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西蒙兹站在19世纪的立场，重在反思历史上的共和、自由状况，以便更好地把握当今的共和、自由发展的趋势。马基雅维里的立场反映了当时政治思想家容忍强权政治的一般心态。同时，马基雅维里是受美第奇家族的委托撰写佛罗伦萨的历史，这些都会影响到马基雅维里的想法。西蒙兹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历史批判心态的深度。这种批判的心态在当时的史学研究中不乏知音。稍后于纳皮尔出版的佛罗伦萨史著作当数英国历史学家特劳罗佩《佛罗伦萨共和国史》 最有影响力。批判意识与发现城邦的文化个性是这部史著的学术亮点。在作者看来，隐藏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形成、发展和衰落历史进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许不能用常理来解答， 所以必须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结构、政府运作等各种历史上存在的现象予以细致的批判性阐释。总之，阅读上述不同心态下涉及佛罗伦萨的文字，旅游者、读者是否品味到更多佛罗伦萨景物的内涵呢?

　　西蒙兹游记中的心态还涉及一位性倒错者的内心活动。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西蒙兹《意大利游记、研究》的扉页插图选了一张古罗马时期的同性恋雕塑像。这提示学人在注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历史遗迹时不能忘了那时的情感方面因素。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同性恋是见怪不怪的社会文化现象。例如大洛伦佐、波利齐亚诺等都带着同性恋的情感。这些是意大利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引起西蒙兹特别关注的重要因素。另外，这部游记是西蒙兹特意献给其朋友布朗的精神礼品(参见《意大利游记、研究》书前的题词)。布朗与西蒙兹一样具有性倒错的傾向。在威尼斯，西蒙兹还有同性恋伙伴福萨托。1881年西蒙兹结识福萨托之后几乎每年去意大利威尼斯。《西蒙兹回忆录》第17章详细记述与福萨托的关系。《意大利侧记》发表于1883年，其中的“威尼斯杂记”写得十分动情。西蒙兹说威尼斯首先激起的是一种狂野的喜悦之情(corybantic rapture)，……而那迷宫般的夜晚则带来爱与罪的神秘。 威尼斯的白日则是光和色彩的图景。西蒙兹引用巴洛克时期法国画家普桑的一段对话来传达这种色彩的意蕴。有人问普桑为何不待在威尼斯?普桑答道，如果待在那里的话，我就会变成色彩画家。 随后西蒙兹详细描述游览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代表丁托列托遗迹的情况。在丁托列托的绘画创作中有一些表现变态性心理的作品。在《意大利侧记》的“乌尔比诺宫篇”里，西蒙兹用当年卡斯蒂利奥内、本博等的记述材料对乌尔比诺宫夜晚绅士、小姐们谈论柏拉图情爱的情景做了生动呈现：那些说爱者会触景生情地说“白天总算过去了”，而透过窗外的夜光，人们能体验到维纳斯的天堂之乐，那里有玫瑰、微风、夜莺的啼叫。 读者在上述“情”“爱”“色彩”“性”“乐”等的背后不难找到西蒙兹同性恋心理驱动的蛛丝马迹。另外，西蒙兹在达沃斯与一位生物标本学者布勒友谊颇深，后来布勒与年轻的堂妹结婚，于是西蒙兹的位置被取代。《意大利侧记》就是献给这对新婚夫妇的。 总之，意大利这片带着浪漫芳香的土地存有激发西蒙兹同性恋情感的诸多元素。今人读《意大利游记、研究》《意大利侧记》等西蒙兹游记作品时不能忽略上述私密的心态因素。

　　三、如何走进文艺复兴时期的心态境地

　　可见，后人在解读文艺复兴时期各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时受各种心态影响很大，这多少使理解和分析发生某些偏差。如果站在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观察那些心态，那么19世纪的心态总体而言还是以赞美意大利、赞美文艺复兴为考虑问题的主轴。那时的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等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西人的这种自傲感蔓延到游记诗文等各个文化创作领域。20世纪以来，研究、阅读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学人对那段历史仍不乏钟爱之情，对曾经的文学艺术繁荣景象充满热忱和向往。这不免将个体、时代的钟情之念带入阅读理解之中。今人如何踏实地走进文艺复兴时期的心态境地呢?下列事项可供借鉴：

　　其一，建构以史料和批判意识为基础的研究心态。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在许多方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纯粹、高大、优美。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学人在接受最初由西方各类人士传入的西方文化(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文化)时不免夹带受震撼的心态。似乎西方的文化远远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国人的任务就是从中开掘有利于本民族复兴的因素。后来蒋百里、梁启超亦认为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有诸多类似者，因此国人可师文艺复兴关于人的发现、世界的发现之精神，从而产生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社会效应。 多少年来，我们接受文艺复兴文化的心态仍未走出梁启超时代的框架。如何来调整这些心态?最佳的途径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凭借各种史料回到文艺复兴的历史场境中去。但我们还回得到当时的实景吗?答案肯定是否。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能够回到的是这样一些实景：通过史料得知1个佛罗令的币值;仍旧通过史料得知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方式;如此等等。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理解1个佛罗令的即时购买力以及某人购物时使用1个佛罗令的心态;我们还是无法理解当时的某个人真的怎么想大洛伦佐的统治。货币的实际使用价值和家族统治的实际效应不是一两份文件所能涵盖。这就是实景与心态虚影的间隔问题。

　　我们回不到那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和个体的心态全部及所谓真实场景了，我们的想象和心态因为自身的各种原因又多了一层的历史虚影。但我们仍需要依靠史料、想象、批判意识去感受那些心态，去接近那些历史实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心态与后人的理解确实差异颇多。《新史学》中的《心态史学》一文提到国王与情人幽会及上教堂祷告的两种情境， 这些在今人看来好像是不可理解的，但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中却再正常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问题及政治问题等在19世纪的历史学家那里会受到批判，但在14至16世纪则是很普遍的现象。例如在那个时代没有后人理解的那么多的道德罪恶感。赚钱、看黄色书刊、用暴力手段制止不稳定的因素，等等，这些都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十分自然。政治上的不择手段也得到认可。就市民而言，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益能否得到应有的保障。那时的佛罗伦萨人对待美第奇家族的容忍态度并非受到僭主高压政策之累的反应，而是当时佛罗伦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正常心态，因为市民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回顾历史，美第奇家族在政治上曾遭人暗杀，但美第奇家族也搞暗杀，甚至有家族内部的暗杀。皮尼奥蒂花费很多笔墨来记叙发生在16世纪30年代那场美第奇家族内部的仇杀场面， 西蒙兹亦通过文学史披露此等事件。 大洛伦佐对异己者则进行排斥，其中对文人、政治家曼内蒂的报复就是一例。西蒙兹用了“毁灭性”(ruin)一词来形容此次打击行为。 总之，美第奇家族带来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同时也出演世俗化中最为恶劣的部分。就意大利的整体情况而言，正是在美第奇等家族统治者施展各种政治伎俩的情况下，公众身上那些积极的能量被消耗殆尽。 当时从领袖人物到一般群众都对腐败现象习以为常，更谈不上所谓痛恨。文坛中的腐败现象亦比比皆是，众人熟视无睹。西蒙兹则直言文化的市侩气很浓。 那时的文人以一技之长赚钱。阿雷提诺是其中的代表：“阿雷提诺从完全公开发表上获得了他的一切利益，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 “和18世纪的尖刻辛辣的作家们相比，阿雷提诺的有利条件是他不受原则之累，既不受自由主义、博爱主义或任何其他道德之累，甚至也不受科学之累;他的全部货色只有一句有名的格言，‘直言招恨。” 西蒙兹则称呼此人为“文痞”。 从当时艺术创作的实际情况看，艺术家在庇护人的羽翼下成为职业艺术家， 许多作品都是根据庇护人要求而进行的命题创作。在此等情境下，富有个性的艺术审美力会渐渐消退。这些可参见“前拉斐尔派”的批评。

　　其二，关注城市心态的差异。上述情况还涉及学术界对文艺复兴这段历史性质的各种看法。前文论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比较特殊，它正好处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交替阶段。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内容在不同的史家、编撰者那里就有不同的解释。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将文艺复兴当作近代历史的开端来看待，以《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为代表。但在中世纪史研究领域，许多著述都不惜笔墨评述14、15世纪的社会文化史内容。《剑桥中世纪史》、中世纪史权威杂志《镜》等就是将文艺复兴作为中世纪末端来处理。其实开端、末端的不同处理方法并不矛盾，它反映出文艺复兴历史的特殊性。还有一种观点值得重视，即冲淡中世纪、近代概念的传统意见，转而从更长、更宽广的历史来看待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例如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封建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区域文明与全球文明等大历史视野出发，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那些事例总体上还属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封建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区域文明与全球文明交界处的历史，这些看法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汤因比《历史研究》、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欧洲文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等为代表。但我们还能不能提出些新的想法呢?能否特别从城市文明、城市心态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甚至看整个农业文明时期的历史呢?就心态史与居民居住环境的关系而论，大致可列出城市心态史和乡村心态史两种。城市心态有别于乡村，这古已如此。就城市心态而言，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有很大的差异，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城市心态中的共性。在农业文明时期，不同年代、不同区域的城市生活都会呈现某些共同的特征，如市井里巷的生活、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政治文化的中心等。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群也会染上某些共同的城市心态。在这方面我们既可以拿古代罗马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做比较，也可以拿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与明代的苏州做比较;以及在文化方面比较14至16世纪东西方反映城市市民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等等。这些都顺理应当。然而某些文明现象、某些市民心态的相似不等于本质上的雷同。事实上不同的城市地理环境、社会历史背景仍存在着各种差异，不同城市市民的心态亦有差异，我们后人可以带着自己的心态去看历史、去与古人进行对话，但千万不能以己之见去图解当时人物的心态和历史场境，或者说做简单的、表面性的类比。

　　其三，尽量避免掉落抽象概念诠释的研究陷阱。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吸收“摹状词理论”等语言哲学的成果，但不要将Rebirth(再生)、Virtue(德能)、Freedom(自由)、Natural Law(自然法)等涉及文藝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的词汇单列出来，并加以文本来、文本去的抽象研究。最好的办法是让那些名词返回历史的情境中去，然后根据历史的材料进行描述。这至少从语言哲学等角度避免心态史上的各种主观性成分。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所谓公民自由都由具体的内容来体现，那么研究此类自由理论(如马基雅维里的自由理论等)同样需要回到当时具体反映公民自由的情境中去。那时的意大利包括佛罗伦萨在内，家族政治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对自由的认可与19世纪的态度亦有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民对自由的认可度是以政府能否保障城邦的安全、稳定为前提的。美第奇家族剥夺了许多竞争者的权益，但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我们维护了城邦的存在。而公民对一家一姓的专权亦觉得是一种政治家能力的体现。 再例如，当时意大利范围内的自由就是所谓国家统一，这在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中有不少论述。所有这些自由理论都不能用所谓自由是人的本质之类观点去评点。或者说，谈论自由、民主、共和之类抽象的概念都应当放到历史的情境中去阐释。

　　总之，游记诗文创作充满想象，它是以特殊的方式在传达历史。我们在阅读罗杰斯、罗斯科、西蒙兹等人与文艺复兴历史紧密关联的游记作品时切记其中的复杂心态史因素。就目前国内文艺复兴史学领域的实际研究状况看，存于19世纪西方文化苑地的那笔丰富的旅游史材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学人借此能更深刻地认识意大利文艺复兴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本文抛砖引玉，期待来日收获这片史学处女地上的丰硕成果。

《心态史比较视野下的文艺复兴虚影与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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