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批判

　　【摘要】当代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全面深入地批判了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在中国学术界喧宾夺主的倾向。围绕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与反批判，国外学术界自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平息。当代美国的少数左翼经济学家对美国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批判，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批判权贵自由派的有力支援。21世纪“中国特色”经济自由主义有没有发展前途，主要取决于新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整合力度。
　　【关键词】经济自由主义，批判，中国特色，非主流经济学
　　
　　一、当代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
　　杨帆等经济学家全面深入地批判“中国特色”经济自由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权贵自由派勾结西方垄断资本“自由”地瓜分国有资产。[1]他们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化，以及发展中国家与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林光彬等经济学家逐条批判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存在的片面性：以人性利己论鼓吹市场高效是一种主观认识论，理论的正确性源于社会实践而非孤立、片面、静止的抽象人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此消彼长的两种观象，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优点而片面指责政府失灵，掩盖了市场失灵导致的恶果。[2]
　　非主流经济学也从方法论角度批判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鼓吹以西方社会为核心的文化一元论、普适价值论、庸俗进化论，以及直线发展的历史观；以《通往奴役之路》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但又回避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强调的“传统是本能与理智之桥”，将贫富悬殊视为正常现象而反对补偿弱势群体；抬高自由而贬低民主，丑化一切革命领袖，将平等思想污蔑为平均主义；借用老庄哲学误导政府“无为”而治，实际上有利于他们在腐败过程中更自由地“有为”；附和西方话语霸权散布社会达尔文主义，无视中国的企业、军队乃至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弱势处境。
　　非主流经济学家批判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效仿西方双重标准搞话语霸权，将“非我族类”者排斥于主流学术活动之外，借口如“表达不规范”、“态度激进”与“不理性”等。由于过分强调“与国际接轨”，他们逐步排斥对民族经济作直接的实证研究。其做法既有悖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有损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声誉。
　　二、近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
　　为了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不得不承认自由竞争不能自发地得到保障，资本主义存在个别弊端，如垄断统治、比例失控等损害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导致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哈耶克一直否认垄断与竞争有内在联系，他认为，为了维护自由竞争，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管制经济，但又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与经营，不应制定限价政策。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批判理论展开反批判，但是由于所处国家或民族条件的特殊性与研究方法上的传承性，前者的自我批判也引人瞩目。
　　芝加哥学派师承于奥地利学派，进而分裂出一系列学术分支。货币主义学派呼吁回归斯密的自然主义，只是在形式上批判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承认货币因素影响经济活动的短期性，也保留了靠货币杠杆调节经济的干预主义成分。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在“理性预期”背景下是无效的。供给学派认为经济滞涨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出路是增加供给以恢复供求总均衡，其激进分子主张靠大规模长期减税刺激供给，其保守分子主张以综合手段增加供给，这些政策建议都没跳出凯恩斯主义的短期财政政策范畴。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研究拓展到被视为外部因素的政治领域，认为经济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都有问题，但又只要求对前者作渐进的修正。弗赖堡学派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模型分为两类，即放任市场机制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命令计划调节的中央集权经济，认为前者优于后者，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相反相成。
　　社会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是社会的基础，所有个人都应拥有各自必需的所有要件，这些积极自由要件需要他人提供并需要税赋支撑，因此离不开政府的权力保护。社会自由主义者要求通过立法程序取缔童工、限制额外劳动与保障生产安全，而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此类法律是对生命、自由与财产的过分要求，遑论此举会延缓经济发展。战后第三世界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卑贱地哀求发达国家放弃双重标准只能是幻想，因此批判强国主宰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力争共同协商、公平对等而真正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依附论”强调自由主义最有利于在经济上领先的国家，因此盛行于近代英国与当代美国，主要为世界霸权主义势力的经济扩张服务。
　　三、当代美国左翼经济学家批判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启示
　　哈拉比批判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无视垄断资本与大量投机的存在，其实质是在为美国垄断资本的“自由”扩张服务。[5]他罗列了弗里德曼俱乐部喜欢软弱而便宜的劳工的信徒，如里根、撒切尔夫人、诺贝尔委员会、皮诺切特与小布什等。弗里德曼鼓吹规制流通的货币量足以调节市场经济产出，其实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都不难被证伪，就连美联储也拒绝了这个过于简单的结论。哈拉比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力批判了经济危机足以从内部根除的自由主义论调。
　　斯蒂格利茨承认，“看来这个世界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友好。”[6]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支撑着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却促成了私有化导致通胀的中国银行界的共识。他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长达25年的改革实验的教训一再证明，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不仅会逐步失去增长的资本，由此调整的利益也被不成比例地分配于少数权贵阶层。
　　斯蒂格利茨认为，自由市场的说教与政府干预的阴谋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恶劣影响。比如，中国曾被说服不再干预农业，却因此而将本国的农民暴露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竞争，粮食、蔬菜的价格飙升对贫困人口的危害是毁灭性的，因为与富裕人口相比，这些项目在他们的支出中所占的份额太大。投机商是来自全球的愤怒情绪的主要发泄对象，他们却狡辩自己是权威经济学家的替罪羊，他们只是在“价格发现”，即发现供应可能短缺！正是右翼经济学家的价格上涨预期，促使数亿农民采取预防措施，将农产品储存起来以待将来高价抛出，小小储藏室在全世界农民的合力囤积下迅速推高了国际市场价格。
　　斯蒂格勒关注美国左翼经济学家对垄断的各种批判，认为21世纪的中国也不得不反垄断了，他本人还在钢铁垄断问题听证会上作过证词。现在的美国充斥着口不择言的右翼经济学家，他对此深感无奈，毕竟没人有权剥夺经济学家在陌生领域的言论自由。显然，不负责任的言论容易引起误导，斯蒂格勒只能寄望于更多的经济学家能够自律并承担他们应负的社会责任。
　　就连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承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左右着政府的政策……从此以后，这种偏见开始了其强化过程。”他还批判“赞成市场不受限制的观点很少表现得如此粗糙：弗里德曼等人收集了庞杂的统计数字；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则运用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看不懂的古老数学算式来支持他的观点……到底有几个天使能够同时在一个针尖上跳舞？”[8]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自相抵牾，也逐步打乱了“中国特色”经济自由主义的狂热分子的理论阵脚。
　　四、21世纪“中国特色”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前途
　　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遭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挑战：权力资本化由生产资本、商业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权贵自由派急需相应的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因此成了神学；“与国际接轨”催生一小撮靠腐败暴富者，“帕累托最优”的改革底线被突破，基尼系数超过0.4，生态损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9]；经济学主流逐步背离经济实证，要资产阶级自由而不要无产阶级民主，扬言改革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权力资本逐步发展到国际化阶段而扶植海归派经济学家参与分赃，依仗海外关系与政府重用的优势影响改革开放，叫嚣通过资本极权主义发展包身工式原始资本主义。[10]
　　就连少数海外华裔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在政策层次，这种盛行于美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说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有人说，在整个90年代，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实验场，这并非耸人听闻。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诸多负面结果，直到最近三五年，有关方面才开始在政策层次加以纠正。”[11]
　　学术界的主流与非主流的斗争集中于经济领域，而当代中国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经济斗争也是全部理论批判的核心所在。一系列理论斗争证明，新左派既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尊重新中国的历史与开国领袖而与广大工农群众情同鱼水；又重视引进西方先进的理论与经验，在批判闭门造车的同时也批判崇洋媚外。因此，新左派一直是批判权贵自由派的中坚力量。
　　新左派形成的初步主张有：在发展问题上主张以大国理论为基础探索中国特色的崛起道路，坚持利益格局调整以预防经济拉美化；在开放问题上强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取消资本逻辑关于没有外敌的基本假定，坚持爱国主义、国家安全、大国崛起、战略产业与自主创新齐头并进；在改革问题上强调公平而兼顾效率，在论战中打破左右派分界，消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两种原教旨主义，企业改革超越制度与产权、国有与私有、军工与民用之争等，指导民营企业向民族经济升级换代；四、在理论格局上坚持新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双管齐下，联合老左派团结平民自由派等，引导群众集中精力批判权贵自由派。
　　五、小结
　　经济自由主义曾在改革开放初期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任何理论斗争格局无不是各派知识分子在学术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最终都要受到实践与群众的检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是西方经济学的代名词，但又毕竟不都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的权力资本化弊病不能完全归咎于自由派，传统权力格局也是一个诱因。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西方资本与西方霸权对中国崛起势头的打压将有增无减，资本国际化在逻辑上与权力资本化一脉相承，非主流经济学经过长期的联合批判，将使经济自由主义逐步失去公信力，国际经济学主流有望回归马克思主义。只要沿着上述思路坚持斗争，中国改革开放的偏差就能被逐步纠正，直到面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轨道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帆：《国际学术界的非主流派——经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是怎样成为绝对主流的》，《兴华论坛》2005年2月23日版
　　[2]林光彬：《私有化理论的局限》导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4]塞格雷拉：《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哈拉比：《米尔顿•弗里德曼：太迟了！》，《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3期。
　　[6]斯蒂格利茨：《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东方早报》，2008年7月12日版，
　　[7]索罗斯：《开放社会》，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6、216页。
　　[8]易正：《关于中国生存条件的报告》，石油出版社，2002年版。
　　[9]刘国光：《关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10]郑永年：《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联合早报》，2007年8月21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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