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装饰文化的传播效应研究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建筑设计论文
发布时间：2013-02-28浏览：17次

　　摘要：传播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传播所依赖的工具、语言文字等，甚至传播的语境本身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本文引用传播学解释性研究方法，探究建筑装饰文化传播的总体综合和原传介质，总结了建筑装饰跨文化的传播模式。

　　关键词：建筑装饰,文化传播,传播效应,原传介质,传播模式

　　装饰与社会文化环境是一种复杂观念下的一致与互动的关系。社会文化是审美因素嬗变的主要原因，包括哲学思想、社会心理、道德标准与政治因素等人文方面。首先，建筑装饰文化的传播是一个总体整合的现象，突出表现文化传播能够协调建筑艺术与大众的审美关系，以及文化传播可以强化民族传统与建筑艺术的审美观照。其次，突出表现建筑装饰文化的符号信息依赖于原传介质，即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存在“主导的复杂结构”。最后，建筑装饰跨文化传播模式，突出表现在建筑装饰文化现象的“不对称”性和文化冲突两个方面。

　　一、装饰文化传播的总体整合

　　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传播活动。它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对社会的整合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整合(Integration)原本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概念，后来被引入其他学科领域。在建筑学视野中，总体整合指的是建筑的各个部分、各个环节、各种要素通过相互兼容、彼此协调和不断重组，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完整、结构平衡、功能稳定的有机整体的过程。从整体上看，文化传播在总体整合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协调建筑关系、强化审美规范、实现美学控制、形成大众审美认同的重要的组织系统，通过持续有效的文化传播活动，建筑有机体能能够趋向动态的稳定和平衡，实现系统自身的有机整合。从不同层面来看，装饰文化的传播功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文化传播能够协调建筑艺术与大众的审美关系。审美关系是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人在审美活动中与现实、对象发生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18世纪法国狄德罗提出“美在关系”说，认为凡是在人的心里引起对关系的知觉的就是美的，这种“关系”已蕴含着“审美关系”这一概念的萌芽。建筑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有机系统，只有实现了构成该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统一，建筑有机体才能有效地应对周围环境的变化。而文化传播正是进行沟通和协调建筑艺术与大众审美关系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播进行了各种社会交往，它促进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不仅使社会、建筑、艺术、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且有利于大众审美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更好地适应不同的审美环境，进而接纳文化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当社会的内外环境发生变化时，文化传播可以通过建筑装饰信息的独特表现、文化独特魅力、生活方式的沟通等方式，聚合大众审美观念达成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共识，促进建筑装饰之美“境”的融合，以实现城市建筑不同文化之间能够协调统一的目的。

　　文化传播可以强化民族传统与建筑艺术的审美观照。审美观照是“审美”概念的前身。如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只有少数天才处于迷狂状态，回忆起上界的美本身，才能观照到理念的美，获得美感。审美观照不能同周围世界孤立绝缘，需要依靠传播行为作为手段，通过这个手段行使社会控制、分配各种角色、实现对各种努力的协调，表明对未来的期望，促使艺术思潮发展。由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控制，其实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控制。它是社会文化通过传播和濡化的方式，在其成员的内心世界建立起来的一种控制机制，是深深内化于个体思想之中的信仰和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内化控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文化控制往往能弥补国家权力机构在外化的强制控制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产生潜移默化的规范和制约效果。社会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艺术等文化要素，不仅塑造了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而且约束和控制着个体的各种社会活动。可以说，文化传播的社会控制，归根到底是实现对人的文化行为的控制，使人的思想和行为都纳入稳定的社会规范体系之内，从而维持社会有机体的平衡和稳定。

　　二、建筑文化符号的原传介质

　　美国哲学家C.W.莫里斯认为，“人类文明是依赖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并且人类的心灵是和符号的作用不能分离的——即使我们不可以把心灵和这样的作用等同起来[1]”。符号为人类所独创和独有。人类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符号的创造和运用符号进行的创造。可以说，符号是文化传播的基因和代码，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和载体，是文化传播的基础。美国符号学先驱皮尔士对符号的解释：“一个符号(sign)，或者说象征(representation)，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关系上代表某物的某种东西[2]。”与此相似，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认为：“一个符号(sign)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它必须有某种物质形式，它必须指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它必须被人们作为某种符号使用与承认[3]。”在这里，符号的构成要素主要体现为三个特征：一是代表食物的形式，二是被符号指涉的对象，三是对符号的意义解释;也可以被表述为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因此，任何事物，只要它独立存在，并和另一种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解释，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号。在传播研究的语境中，意义是传播的产物或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传播实际上就是文化符号及其系统的意义结构的生产、解释和传播。符号和符号所组成符码或语言的方式，是任何传播研究的基础。

　　在编码者和解码者的背后都有一套完整的审美认识和社会行为系统，真正深刻的传播过程研究，是决不能忽视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霍尔认为传播过程应该看作为一种结构，几个相互联系但各不相同的环节之间的接合。这些环节包括信息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再生产。这些环节保持着它们相对独立的特性，都有自身独特的模式、存在形式和存在条件。

　　霍尔提出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存在“主导的复杂结构”。还以此为起点对话语的生产流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话语意义的生产，即专业工作者建构信息，这也是所谓的制码阶段，它自始自终都是以加工者的意义和思想为框架。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依照霍尔的观点，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的作品变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受众的解码阶段，因为编码过程无法从简单意义上决定或保证观众将如何解读。信息的发送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完全按照发送者的意志被接收者丝毫不差地接受，因为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完全是两个不对等的环节。对于同一信息来说，它是在两个主体之间发生作用。在信息的生产环节，主体是媒介，媒介出于某些意愿制造了这个信息，而在消费环节，主体转变成了各式各样的接收者，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阅读信息。

　　霍尔用编码与解码的术语来暗示生产者、接收者和文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信息由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作品有不同的解码。

　　在建筑装饰语言传播过程中，一个简单的元素更容易进行复制，并且比那些较为复杂的形态更具有竞争优势;这一标准给我们的认知系统减轻了负担。因此，容易进行编码的建筑外装饰比难以编码的建筑外装饰更能够进行成功的增殖(图2)。现代主义建筑提供了具有巨大复制能力的几何空无性图像。抽象意义上的纯粹性产生了简单性。简单而平淡无奇的模因也向人们做出了情感承诺：它们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是因为它们具有创新性。如果建筑形体与我们继承思想中对于建筑物所应该具有的样子相反，我们就会感到意外。同时，如果建筑形态能够完全脱离于人类需求，会有助于同人们设想中的创新效果之间缔造一种新的衔接。

　　三、建筑装饰跨文化传播模式

　　跨文化传播是社会信息的跨文化传递，或者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跨文化运行。这就突出跨文化传播活动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从本质上讲，跨文化传播仍然是信息的传递;二是跨文化传播仍然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和媒介系统;三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不管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信息系统的运行，至少涉及两个异质文化，必然是发生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是传播，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有时甚至是文化自身的原因，导致不同文化形式的隔离。这一点可以从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体现出来。一般情况下，文化传播强国(地区、民族)与文化传播弱国(地区、民族)之间在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状况，即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地区和民族的影响大于本国、地区和民族文化对外国(地区、民族)的影响的现象，这也就体现出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

　　(1) 不对称性

　　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性，表现在外来文化对本国、地区和民族的影响大于本国、地区和民族文化对外国(地区、民族)影响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在长期的两极格局形式下，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长期以来体现在发达国家、地区和民族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有关的争议和斗争也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地区和民族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但是，两极格局的终结使长期以来被遮蔽了的跨文化传播中“不对称”现象得以显现。就实际情况来看，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存在于发达国家、地区和民族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第二是存在于发达国家、地区和民族内部的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第三是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内部的跨文化传播“不对称”。

　　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就内容方面的“不对称”现象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跨文化传播中的强势信息，可在跨文化传播信息流的艺术走向、艺术语言的文化现象、西方传媒的强大国际影响力四个方面获得说明。

　　(2) 文化冲突

　　文化冲突(cultural conflict, cultural clash)是指两种以上的文化在交流与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状态和现象。文化冲突的主体是不同的文化，但由于差别表现形式不明显，差别量级不够大，也不太可能发生文化冲突。文化主体不同质是文化冲突产生的根本前提。文化冲突的本质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和状态。当文化冲突用来描述单个、具体的事件、个案等等时，它是现象。当文化冲突用来描述整体、概括的同类事件、发展过程和规律时，它更多的是指状态。交流与交往是文化冲突发生的条件。由于文化冲突的主体是不同的文化，这本身也构成了产生文化冲突的差异性条件。跨文化传播既制造认同，也制造差异的结果逐步显现。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总得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实践和体制[4]。”同时，他也提出21世纪，人们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差异将是导致文明间冲突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对此，有文化传播学者认为：“当前世界文化传播格局和传播模式在促进人类文化交流、加强人类信息传播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人们对现有的文化交流、交往模式和文化传播格局产生了诸多疑问，其中一个最大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单向度和‘不对称’性[5]。”

　　跨文化传播使不同文化出现了“杂交”、“混血”和“不对称”现象，甚至有可能导致文化殖民和文化被同化的危险。全球化环境中的文化冲突是多方面的，有主要的几种冲突发生领域。其一是传播文化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冲突。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历史文化;现代文化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成长成熟起来的文化;而后现代文化则是在后现代社会里发展起来的文化。三种文化在时间上表现为依次演进的特点。由于文化特质的显著不同和巨大差异，很容易产生冲突。其二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4]。”文化的交流与交往、传承与演进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难以避免。但是当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较多的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民族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冲突。其三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突。这里所讲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主要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时代性差异。“由于各地域或民族发展的不平衡而产生的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或者说是先进和落后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通过在物质领域和制度领域获得体现。由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往，在具体的传播与交流中，“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输出，必然大于“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输出，使“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大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其四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跨文化冲突的高级形态。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并不必然与文化的不同吻合，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与跨文化冲突也并不必然一致，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受到政治的影响范围更广泛、效果更直接，联系也更加紧密。

　　参考文献

　　1庄晓东. 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52,362.

　　2袁漱1涓主编. 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485.

　　3[美]约翰·费斯克.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 李彬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258.

　　4[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王圆,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47, 43.

　　5庄晓东. 文化传播: 历史、理论与现实[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182.

《建筑装饰文化的传播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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