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对性别概念的解构与重建

 　　【内容提要】基于主流理论界对肥皂剧的蔑视态度和肥皂剧女性观众对肥皂剧的喜爱之情，文章重点论述了女性主义在肥皂剧研究上对性别概念的解构和重建。

　　【摘 要 题】学术平台

　　【关 键 词】性别/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

　　【正 文】

　　在社会学中，男性及其相关主题受到特别的偏重，妇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常常被遗漏或未予表现。社会学的范畴、模式和方法都是以男性经验作为标准，而妇女的经验则被无视和曲解。这种“无视”和“曲解”在肥皂剧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肥皂剧遭遇的偏见

　　肥皂剧是美国人的一大发明，是一种以家庭和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广播或电视剧。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至今，一直长盛不衰。然而传统学术界却对肥皂剧大加讽刺，这种尖刻的蔑视主要同观众的构成有关系。节目制作人、广告商以及与肥皂剧制作相关的人都认为这些观众主要是女性。因为肥皂剧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带薪工作之外的各种关系领域，而这个领域传统上被视为妇女的活动范围。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学术界和舆论界一度认为它是低级的电视节目，是社会层次和文化层次不高的观众群体的一种简单消遣类型，特别针对妇女而言。他们认为，生育常常使得妇女离开工作岗位，转而成为家庭主妇和保姆，这样妇女在家庭中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就是克服生活中的寂寞。无论是广播肥皂剧还是电视肥皂剧凭借着没完没了的故事情节、复杂多变的感情世界、节奏拖沓的戏剧冲突，极大的满足了大多数家庭妇女的好奇心，排遣了她们的寂寞感，帮助她们和剧中人物一起去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种种梦想。

　　所以，“历史上，因为露骨的商业因素(作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出来就为了吸引女性消费者)、过于关注个人生活细节、情节剧的节目形式、相当低廉的制作费用和以女性为主的观众群，使得肥皂剧一直遭到诋毁。”[1]

　　时至今日，肥皂剧仍处于饱受批评的境地，尽管西方已经有不少学者一本正经地来研究它，甚至在美国的大学里开设了研究肥皂剧的相关课程。但许多专业理论家仍端着精英文化的架子，对肥皂剧一类的文化形式进行高屋建瓴的斥责或姿态高雅的保持距离。部分主流学术思想似乎总是歪曲肥皂剧的真实意识，他们认为观众仅仅是情节与情感的被动接受者，而忽略了妇女观众作为受众主体对电视节目的主动理解与互动。有人下结论说：“大众消费艺术，一般来讲，它非但不能构成对现存文化的反思、批判和重建，事实上往往起着维护现存文化、助长消费享乐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强化大众商业社会文化霸权的功用……能在现代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只能是高雅文化产品，而大众消费文化之作不过是过眼烟云。”[2] 但倘若高雅文化的美学标准及其评论内容艰深到只能由少数人享用，那这种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也只能是“曲高和寡”，难以达到“众乐”的目的了。

　　二、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对性别概念的解构

　　在20世纪中叶，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以异军突起之势，成为一种风靡欧美批评界全新的批评理论，致力于用性别、种族、阶级等多重分析角度来突破传统批评的范围。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全新批评方法出现后，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对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性别问题和性别观念的变革，而且促成了一种全新看待历史、社会、文化甚至知识传统的性别视野的出现，成为西方思想界、文化界一股不敢小觑的力量。这种研究方法以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为社会政治基础，同时植根于西方反主流文化的土壤。早期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妇女受压迫的状况以及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分析，随后关注的主题不再局限于妇女问题或性别问题，而是转向对西方整个学术传统和知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进而试图建立女性主义自己的知识模式和学术传统。

　　作为女性主义研究基础的性别分析方法，主要来自女性主义关于性别问题的一个基本理念：即性别(Gender)是一种文化构造和社会建制，它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别文化代表着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因而渗透在所有的观念、制度和行为之中，成为构成西方文明和知识大厦的一个基点。因此性别分析成为社会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新视角[3]。

　　随着大众传播学理论在全球学术领域的拓展，女性主义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已渐成气候，从中建立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议题。其中，用女性主义视野来审视大众媒介，或者说，女性主义研究涉足传媒领域似乎成为了当时的一种学术新动向。

　　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研究的觉醒和成熟，对肥皂剧的研究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大西洋沿岸的一大批女性电影学者开始研究电视领域中的女性表达方式。同时美国在形形色色的电影节目制作方面，将注意力转向了对电视的评价。研究生们创作了一些最初的有趣的作品。其他学科的青年学者，特别是文学专业的，也开始运用他们的批评方法来阐释诸如肥皂剧之类的各种流行妇女节目。[4] 女性主义学者慢慢发现在对肥皂剧及其观众反感的背后，隐藏的是某种价值偏见，昭示了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定势论。“常见的日间肥皂剧具有一种或隐或显的政治议程，我确信，他在协力‘教诲’着男性的支配地位(Male Dominance)”。[5]

　　这种来自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c)的价值取向力量是巨大的，以至于许多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也简单地认为肥皂剧贬低了女性观众和剧中女主人公的地位。美国学者贝弗丽·豪斯顿(B Houston)在她1984 年发表于美国《电视研究季刊》夏季号上《看电影：无休止消费的心理之学》一文中认为电影是男性化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形式，同时她也认为电视如果进行性别化的本体定位的话，那它则是女子气的文化形式。她把创造性、能动性和注意力集中等“男性的”标准同电影联系起来，而把消费性、模式化、被动性和注意力分散等“女性的”标准同电视联系起来。[6] 显然，豪斯顿所说的“女子气”并不单指电视节目都是准备给女性看的，更强调电视这种文本形式、观看形式与电影相比较生成的特征，特别就其心理本质方面而言。用女子气来形容电视的种种特征是有性别歧视的嫌疑在里面的，无疑豪斯顿沿用了男性主义的话语来进行了归纳，没有刻意寻找电影、电视接受上的性别差异。事实上从电视中获得乐趣的不仅仅是女性，造成琐碎、不集中、拖沓的根源也不全在女性观众的需求，男性观众看电视同样存在如此的特点。

　　还好这种态度很快得到了改变。“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女性喜爱的流行文化形式，更仔细的探讨女性从喜爱的节目中得到的乐趣。像克里斯蒂拉·杰瑞提(Christine Geraghty)这些理论家的作品有助于发现通过仔细考察节目最基本的类型来验证肥皂剧这种电视类型的复杂性，调查相对开放的特殊文本和允许观众自由地生成和肥皂剧相关的理论。”[7]

　　女性主义认为，男性和女性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中，但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和男性和女性对生活的感受都各不相同。社会劳动分工制度将男女职业隔离开来，家庭生活也给男女安排了不同的角色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和女性并非是这个社会的平等参与者，因为社会性别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起了关键的调节作用，而社会科学往往忽视这一点，把针对男性样本的研究发现等同于对男女全体的研究，漠视女性切身的领域与议题。[8] 女性主义强调政治、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因此聚焦妇女个人经验的肥皂剧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原材料和素材，来供女性主义分析与评价。这也成为女性主义者用来唤醒并“提高女性危机意识”，攻击男性至上主义和父权主义的最有力武器。

　　社会学建立的所谓“中立”原则及其“普遍性”标准，都是把男人的关怀与经验当作真实知识的基础，女人的关怀及经验则被视为主观的、不真实的。而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一直致力于帮助观看肥皂剧的女性观众获得和观看所谓“严肃节目”(如新闻节目)的男性观众一样的尊重和权利。就知识获得方法的再认识而言，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肥皂剧研究实践中，形成了共识，“即科学与技术也应从妇女的生活出发重新进行概念化”。[9] 这一共识是与对传统学科的主题与结构进行解构，对传统知识自我标榜的“客观”和“真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倡导经验与理论的结合的知识取向——同知识获得的方法的再认识密不可分的。

　　80年代运用女性主义进行肥皂剧研究，首先要提到的是美国评论家塔尼娅·莫德斯基(Tania Modleski)的《从今日肥皂剧中探索明天》(The Search For Tomorrow In Today‘s Soap Opera)。莫德斯基深入到女性的家庭生活中进行参与性访谈，认为肥皂剧是为女性而做的，它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女性叙述乐趣，而这种乐趣“完全适应家庭妇女生活的节奏”。一方面肥皂剧从来没有结局，因为每一集都使剧情进一步复杂化。拖延了问题的解决并引出新的问题。结局仅仅导致更进一步的紧张和痛苦。另一方面，肥皂剧的叙述在欲望与满足之间放置了更多的复杂的障碍，使得期待自身成为结局。因此肥皂剧给妇女生活的核心环境注入了一种微妙的女性叙事乐趣。[10] 这种乐趣既能适应女性“为他人打扰的需求”(她必须接听电话，跟邻居说话，接收邮件，照料孩子，熨衣，准备食物，等等)，又在宣扬“离开中心的艺术”[11] 的说教中获得乐趣。

　　莫德斯基的研究代表了肥皂剧研究中的一种普遍性看法，即肥皂剧的种种叙事体现了女性观看世界、处理问题、关照自身的独特方式，也提供了一种女性话语的言说空间。肥皂剧用一种泛家庭的乌托邦幻景同女性观众密切联系起来，为女性观众构筑了一个符合她们愿望的虚拟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女性观众可以暂时逃离父权制社会对她们的要求。

　　三、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对性别概念的重建

　　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的文化宗旨就是对传统的肥皂剧性别意识进行清理，揭示其文化塑造的秘诀，在重新认识差异的基础上，建立祛除了父法魔力和权力之争的性别意识。由此看来，在理论和批评中引入并确立性别范畴，无论如何都是一项颠覆与建构并重的任务。那么肥皂剧研究中，“性别”一旦凸现，首先就会使人发现其中标准的父权逻辑，就会使人反思女性观众被轻视、被排斥的历史。

　　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对传统肥皂剧理论话语的变革，一开始是出于质疑父权制的目的，因为，她们认为鄙夷肥皂剧的传统话语者正是父权文化的代言人，积淀着父权意识形态，为了发表女性主义的意见必须对这种话语方式进行突破。从电视中女性形象的歪曲、负面解释，语言运用中的性歧视含量，到展示男性剧作家创作的文本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厌女症(Misogyny)话语，抨击不公正的性别权力关系，再到用女性主义观点重新解读和评价男女角色的电视形象唤醒广大妇女的女性意识。20世纪80年代开端的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带来了一次观剧和批评的革命，帮助作为观众的女性解除传统经验中的父权规范，由顺从型观众转变为抗拒型观众，促使原有的大众传媒标准发生松动，原有的大众传媒格局开始变化。然而，对父权意识的抨击无论多么激烈或深入，都只能为女性带来负面的、否定性的经验，要塑造女性(无论是作为传者、受众，还是作为文本形象)在传媒史上的积极、正面形象，必须去寻找女性的主体表达需要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自身的完善，也要求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找到适用于女性写作的文本——肥皂剧，其立足点建立于性别差异的辨析和认同。

　　女性主义意义上的性别范畴的进入，为肥皂剧研究拓展出大片学术领域。“性别范畴的确立既是女性主义的文化归宿，同时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变革意义，尤其是80—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社会运动渐趋平和，性别却渐渐成为学理上的三大差异范畴之一。女性意识一旦稳固了自己在文化中的位置而不再画地为牢之时，也就是它向性别敞开、确立性别范畴、进行性别研究的时候。”[12] 如果说性别意识最初的产生是女性主义土壤滋养的结果，是文化思想、理论演化中的西方形态和西方事件。那么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则进一步发展了性别意识，性别意识作为批评方法和理论意识，已渐渐获得了更宽泛的意义。不仅如此，在肥皂剧研究上通过重建性别意识，可以使女性在“私人领域”获得自己独特的知识和权利。

　　由于社会行动被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并且前者被界定为男性的活动范围，后者被界定为女性的活动范围，因此社会科学对与男性相联系的公共领域的研究为正统，忽略了社会生活中与女性相联系的所谓私人领域的研究。社会学家强调官方的、公共的行动者和行动，将同样重要的私人的、支持性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和行动研究排除在外，而这些往往是女人参与最频繁的领域。“结果，在社会科学中，我们不仅未能充分考察女人的活动，甚至歪曲了女人的活动，而且不能理解社会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因为我们没有将其最基本的进程之一，即存在于非正式的、解释性的框架与正式的、官方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因素考虑在内。”[13]

　　玛丽·艾琳·布朗的《知识和权力：肥皂剧观众的民俗志》文章中，把肥皂剧知识分为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只有学会这两套知识的来源和体系才能解读肥皂剧。肥皂剧知识的口头文化包括肥皂剧迷之间对肥皂剧的探讨，整合他们对肥皂剧制作过程、肥皂剧演员、肥皂剧公司等方面的知识，并以此作为推测和推论的参数。书面知识是指肥皂剧迷们拥有肥皂剧和其他电视、印刷媒介来源的“跨文本知识”。这些指示代码使得观众能够使用和理解肥皂剧文本传递的人物、情节、主题和价值观。肥皂剧迷们掌握的肥皂剧知识使得在她们的私人领域中建立了一个有关肥皂剧的闲聊网络，这种闲聊网络似乎成为了女肥皂剧迷们的无穷的欢乐之源。这种闲聊网络建立了一条边界，一边是拥有肥皂剧知识的电视迷，一边是不看、不关心、也不理解肥皂剧的其他人。[14] 同时是否拥有肥皂剧知识，也能表示出两种不同文化的运作。在占优势的公共文化里，肥皂剧知识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即便在私下的女性文化里，肥皂剧知识也可能像在公共领域里那样被抛弃，但是观众们——尤其是女性观众——一直很关心那些知识。于是被公众贬低的肥皂剧知识，在肥皂剧迷们的私人领域里被分享，得到了理解、共鸣。其作用不仅是快乐的源泉，也是一种参与的权力。

　　布朗的研究表明，平时女性只能接受男性话语阵势强加的价值观：当她们用自己获得的肥皂剧知识建立独特的价值系统时，就处于占有知识的地位，构筑了一套“共享的私人话语”。这一话语使得她们能够证明自己在主流文化和肥皂剧文化中具有的资质，从而既提供了愉悦又赋予了权力。谈论肥皂剧提供给妇女们一种方式：她们畅所欲言发表自己观后的感想，和其他女性观众分享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仔细推敲剧情未来的发展、人物间的关系，从这种共享的知识中获得快乐，使她们的愉悦可以暂时超越主流控制。

　　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对社会学的推动意义表现在：

　　第一，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性别这个重要变量，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经验。主流社会学中以男性为主体的研究者对女性的忽略、排斥和歧视，是男性霸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需要通过现有肥皂剧研究来加强社会性别因素，纳入女性及与女性相关的议题，将女性观剧经验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以消除性别偏见，更全面、更真实地揭示社会的全貌。

　　第二，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关注意义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主流社会学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倾向，对主流社会学的这种不关心政治(Apolitical)的保守主义现象进行了批判，认为传统的主流社会学采用的是还原主义方法，排除作为内在偏见的社会情境及个体间的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影响;坚持“价值中立”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在维持西方文化与科学中的厌女主义、种族主义及其他主义的现状。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关注意义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所有的关于社会性别的研究均是政治的，旨在促进两性的平等与发展，不管采用哪种研究方法，均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变化的工具。她们关注研究关系中的权力与表征的问题：在研究中谁拥有权力?权力是如何被利用的?表征谁的现实?谁又能从研究中获得什么?谁拥有研究结果?这种对意义、权力与话语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主流社会学的保守主义倾向，使之更贴近社会，贴近现实。

　　通过对肥皂剧文本、肥皂剧观众群、观众和电视之间的互动等问题的考察，特别是有些女性主义学者结合了亲身观看肥皂剧的长期体验，用一种女性体验的全新视角，真实全面的探究女性观众解读肥皂剧的复杂体验;用辩证而乐观的姿态肯定了肥皂剧的正面效用，为女性观众的乐趣辩护;用批判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弘扬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之特立独行，倡导女性在传播领域里的天赋人权。

　　四、反思

　　通过对性别概念的解构和重建，女性主义在肥皂剧研究上做出的贡献毋庸置疑，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也着实发人深思。在“消解中心”的电视机制上，有必要对女性观众加以特别的定位吗?有必要给女性观众不同的对待吗?在这里，肥皂剧研究也可能蕴含着另一种可能：即包括肥皂剧在内的电视机制所建构并不是什么男性视野、父权制、意识形态，而是具有涵盖不同性别含义的一种宏大视野。这意味着，电视本身在运作模式上，多半没有性别之分。因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根据电视节目进行多元化解读。认为肥皂剧、犯罪系列剧、新闻节目、音乐电视表现了不同的男性和女性视角，这些都是女性主义者的想象罢了。

　　此外，女性主义者还常常认为女性体验的肥皂剧知识更具有“精确性”，但是什么是“精确”的知识?其标准是什么?女性主义者对此没有给出明确的解答。显然，这里又涉及到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而该问题是贯穿了整个人类学术史的一个哲学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也不会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当然，大多数女性主义者表示她们做肥皂剧研究，就是“为了女性”的有“价值导向”的研究，而不是价值中立的研究，因此她们不怕有人指责其不讨论“客观性”问题。尽管如此“客观性”问题仍然存在，不能回避。

　　女性主义到底应该为谁思考?是否应该从二元思维方式——男人和女人，男性和女性的平等中解放出来?是否应该学会不同的思维方式?若只把女性主义放在关于性别的话语里，无论是学院的研究，妇女杂志的谈论，还是其他大众媒体的探讨，其成功是有限的。在女权运动时期，女性主义的“真我”也许是一个必要的神话，女性主义政治化过程也许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过于强调这种政治化的过程，就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不仅仅会对女性主义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上产生强烈和不利的反应，而且也是由于其他年轻女性(比如黑人女性)对于女性主义者对她们的描述感到不安，要求摆脱女性主义者对她们描述。于是政治性和新的身份在这种“摆脱”当中产生了。此时的问题是，如果这些女性不是女性主义者所描绘的，那么她们到底是什么?所以，女性主义的活力应该在于它能够不约束与某种特定的身份或一个本质化的“真正自我”，在于它能够不断“调整疆域和界限”[15]。其实，何止女性主义，任何一种理论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都必须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0]免费论文网http://www.100paper.com

　　[1] Laura, Stempel Mumford: Feminist Theory and Television Studies, C. Geraghty and D. Lusted (eds), The Television Studies Book, London: Arnold. 1998. pp.114—130.

　　[2] 周宪.审美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变异[J].文学评论，1995,(1):18.

　　[3] 吴小英.女性主义社会研究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2,(2):44.

　　[4] 伊·安·卡普兰.女性主义批评与电视[C].转引自重组话语频道[A].[美]罗伯特·C·艾伦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45.

　　[5] 劳拉·斯·蒙福德.午后的爱情和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6] 陈龙.在媒介与大众文化之间：电视文化论[M].学林出版社，2001.250.

　　[7] Laura, Stempel Mumford: Feminist Theory and Television Studies, C. Geraghty and D. Lusted (eds), The Television Studies Book, London; Arnold. 1998. pp.114—130.

　　[8] Abbott, Pamela & W Allace, Claire. 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M].1996年5月第1版，台北：巨流文化出版社，110.

　　[9] 刘霓.西方女性学一起源、内涵与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8.

　　[10] Tania Modleski, 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ass 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 (Methuen, New York, 1982), pp..98、100、102.

　　[11] Tania Modleski, 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ass 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 (Methuen, New York, 1982), p.71.

　　[12] 利利安·鲁滨逊.我的方针是什么?谈电视虚构与女性工作[A].性、阶级与文化[C].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8.335.

　　[13] Millman, Marcia & Kanter, Rosabeth. M, 1987,“Introduction to Another Voice: Feminist Perspec tiveson Social Life and Social Science”, in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ed. by Sandra Hard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32.

　　[14] 玛丽·艾琳·布朗.知识和权力：肥皂剧观众的民俗志.传媒学术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 2003.

　　[15] 伊·安·卡普兰.女性主义批评与电视[A].转引自重组话语频道[C].[美]罗伯特·C·艾伦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45.

《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对性别概念的解构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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