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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社会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3-08-14浏览：28次
【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正 文】
从物质生活领域到精神生活领域，消费主义潮流的影响力之大是令人震惊的。今天，我们社会的阅读和审美方式、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人沉迷于以媚俗、戏说、情色、隐私、感官冲动和时尚欢娱为特征的日常生活审美。这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产品面貌，欲望叙事就是一个缩影。审美和创作领域的这一重要变化再次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这些古老的话题。
毫无疑问，文学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是关怀人生价值和提升精神境界的，不是满足感官刺激和排泄身体欲望的。基于文学的精神和价值在于对人类心灵和精神的终极关怀、在于提升人类的幸福和精神生活质量，因此文学必然肩负一定的道德理想。文学的道德理想是一个涉及生产主体、文学产品、文学产品传播多个层面的综合性范畴。从文学生产主体来说，是指作为精神文明的建设者，文学的生产主体必须树立道德理想，并把自身的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有机统一，从而体现在精神产品的面貌和品位之上。从文学产品来看，尽管文学生产是相对自由的精神创造活动，尽管文学的消费群体及其消费需要是丰富的，但是文学产品作为社会精神文明产品必须体现出一定的道德理想，即应该是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
以“身体写作”为代表的欲望叙事对社会主义的文学道德理想的颠覆和消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欲望叙事是当前文学作品感官化、物欲化的一个主要动力。欲望叙事与媒体和出版传播渠道的迎合是精神产品环境媚俗化、商品化的机制内核。
“身体写作”、“美女写作”、“隐私写作”、“下半身写作”、“人体摄影”、“人体绘画”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新术语、新词汇尽管各有侧重及其所指，但它们却不约而同地涉入一个共同的领域和话题，即欲望的书写、叙事、表现。近年来，这一欲望叙事现象达到了蔚为壮观的程度。《上海宝贝》《乌鸦》《糖》《孔雀的叫喊》《情爱画廊》《遗情书》《欲望的旗杆》等等，在这场主要以女作家、美女作家为主角的文学舞蹈里，也不乏男性作家的“声援”与“配合”，上海某出版社就推出了“美男作家”，并且在大胆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于“美女作家”。
应该说，这场欲望叙事潮流与现当代文学中以“欲望”为题材的创作是有区别的。“五四”新文学及其后的现代文学中，丁玲、庐隐等女作家的创作标志着女性书写意识的新生和女性意识的觉醒，而郁达夫对欲望的书写是在“写真”的文学思想驱使下，力求写出人生的悲苦，特别是爱欲之情的悲苦;20世纪80年代，张洁、张辛欣等人的创作，开始有性别的觉醒，针对有史以来存在的两性间的不平等状况，开始真正关注性别的历史状况，审视其文化形式，争取性别权益。
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女性书写是在解构与颠覆中求发展，强调个人性，抨击以男性为中心的精神女性和逻辑，性别鲜明而理直气壮的书写女性个体的心理与经验，显示女性的卓然独立，标示着女性解放的进程。但是，一些作者、作家把这一在文学创作中本属正常的艺术追求推向极致，直接呈现个人隐私并且以下半身与性体验、裸体展示、欲望与******等为题材，直接“书写身体”，直接诉诸于读者的感官刺激。面对这样一股欲望叙事潮流，有些人认为，这种书写、叙事潮流是值得肯定的，它们承担着一个异常艰巨任务，这就是建立真正女性话语，表达女性内在诉求，突破女性的个体生存经验、情感经验和生命经验。他们把当代文学中的这股女性书写潮流与女性主义，女性批评、女性解放等相联系，认为这是继五四文化革命、改革开放之初两次“女性书写”之后的女性解放的“第三次浪潮”。在这样一种理论视角下，不少人对以“书写身体”为典型特征的“美女写作”、“隐私写作”、“下半身写作”等表示了理解和宽容。有人将近几年来出现的“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用器官写作”以及《********》《有了快感你就喊》等文学创作，理解为对作家身上的重压、负担的一种情绪化本能的矫正。认为“好几十年来，公众对作家的理解是趋于狭隘的，过于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而忽略作家及其作品的娱乐层面，更鄙视作家的明星意味”，这就是上述所述的“重压”和“负担”，“书写身体”就是对过于强调作家及文学的道德义务的一种矫正。也有人认为，在市场反复炒作的“身体写作”中，这些书写身体的文本，并不是反抗某种对于身体的压迫，也就是说，书写身体与所谓的女性解放，与“矫正”所谓社会加于作家和文学之上的“重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身体本身在文本中成为一个新的文化力量，它被认为可以提供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身体的自恋现象，并认为“身体的自恋是与强烈的‘物’的欲望相联系的，这传达了一种新中产阶级对于自我的物质生活的高度迷恋，也混合了一种新的自我想像的方式”。
无论女性作家的动机和初衷是纯洁还是肮脏，也无论身体写作对女性解放的文化价值建设有多大贡献，总之，这一文学现象已经成为近几年来的一个值得重视和关注的课题。一是因为这些作品无疑都是畅销书，其销售量均是其他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二是这些文学作品和作家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超越文学范围的话题，以“身体写作”为特征的欲望叙事为这些作家赢得了一般作家没有的明星效应，三是这类创作与当下的整个文化环境中的消费文化、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快餐文化等互为呼应，并与人体绘画、人体摄影等其他艺术现象，共同营造了一个颇有气势的时尚文化潮流，其影响面、传播面之大、频度之高是传统文学所没有的。
从文学应该肩负的道德理想来审视，欲望叙事的主体们由于未能树立自身的道德理想，更不能在作品中将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有机融合体现在作品中，导致“下半身写作”越来越走向低俗化和无耻化。从卫慧、九丹、春树到木子美，人们看到的不是一部部态度严肃、格调健康的艺术创作，而是伴随对文学道德理想消解过程的一场“场面热烈的脱裤子竞赛”。
在天涯虚拟社区上，因将自己的裸照附在作品后面，创造一月里点击率达13万多次纪录的竹影青瞳，在接受的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己作品的效果时，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没有突破道德底线，说“我在文字中挑逗，在照片中展示挑逗，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挑逗不会真正的伤害人”。竹影青瞳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从事“身体写作”的女作家尽管相互之间并不一定承认对方的成功和价值，但无一例外的都声明，自己的创作方式和作品不但没有对社会公德造成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恰恰是自己的作品写出了女人的真实。《乌鸦》的作者九丹，就公然对《长恨歌》等被文学界认可的作品不满，认为他们不是虚伪就是杜撰。小说把赴新加坡留学的女学生比喻为“乌鸦”。在书的封面一首解题的诗写道：“我的乌鸦/你们从何方飞来/弥拥于海天之际/顽强地生存，并令此地的人们不安”，这部作品的封底印着这样的介绍文字：“作品较多地涉及到性，但在作家笔下，它是这群女子谋生的一种手段，如同吃饭穿衣，是生活的一部分，无所谓淫秽、罪恶或纯洁崇高。”小说所写的两个女人，中国大陆女子“海伦”和“芬”就是为了生存和长期居留不择手段，互相倾轧，甚至去卖淫，这两个女人的人生正响应了《乌鸦》封面上的长诗和封底的介绍文字。
以体验式性爱写作而闻名的木子美，不断更换男人，并将她与这些的床上体验都写入一部叫《遗情书》的日记里。木子美对公开自己的隐私毫无顾忌，并认为自己想说的事情就不是隐私，比如床第之欢，并声称自己喜欢的词就是褒义词，比如淫、放荡，自己不喜欢的词就是贬义词，比如忠贞(她认为这个词充满虚伪)。卫慧认为，把狂欢、迷茫、冲动、阴暗的浮在城市的生活充分表达出来是件令人骄傲的事情。当然这些狂欢、迷茫、冲动等等无一不跟身体与性相关。至于《天不亮就分手》《长达半天的欢乐》等等则是贩卖快餐式性生活的文学商品。
总之，以“身体写作”、“书写身体”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其题材和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描述女人的身体与性的疯狂与迷茫，并且大多数“身体写作”的女作家宣称自己写的是真实的，是亲身经历的，因而这些作品又都是女性隐私的宣泄。这些作家都认为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女性的内心和生活，并且这些生活对作家个人来说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同时，展示这些生活也不违背社会公德。这些作品对中国传统的对于性的道德观念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表现身体与性的准则和传统也是一种颠覆，对于社会公认的关于真善美的判断更是一种少有的混淆。
社会的巨变让这代人形成了新的生活观。作为“身体写作”代表性人物的卫慧就对自己的价值观和生存哲学坦陈无遗：“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兴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这不仅仅是卫慧的生存哲学，更可以理解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的人生哲学，当然也是指导他们创作的艺术哲学。以这样的价值观为基础，以文学为实践这一价值观的手段和过程，其结果是对传统文学价值的解构和颠覆。“女性——作家——身体”这三个词组正是在这一价值观的背景上联结在一起，所有关于文学的想像远远超越了性别本身、写作本身、作家本身的内涵。新生代女性作家的价值观的核心是充满物欲的，是物质主义的，正是由于这一价值观的偏离，使其创作仅仅成为一种物质欲望的表达，书写身体成为身体的实验和隐私、私欲的展现，而并不能真正建立所谓的女性话语空间。同样作为大胆张扬身体和私欲的女性作家的一员，竹影青瞳的自我表白很有代表性，“我的回归身体不是倡导女权，更不是对传统男性价值的回归和献媚，也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我倡导身体的觉醒，首先是让身体回归物体，也就是把身体当作自在的物体来对待。”这段话虽然只是作家接受采访时的不太正式的声明，但足以说明，新生代女性作家并没有意识到文学真正的价值和职责，并没有意识到在解构传统的文学观点之后还应建设什么，而只是将书写身体视为了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一个新的表达工具的试验场所(美学试验)。
丧失道德理想的当然不仅仅是生产主体，在批评作家的同时，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依到作家的肩头，而应该看到当下的出版业、文化商人、媒体，在利益和市场的导向作用下，利用了女性作家试用建立女性话语空间的这一初衷，同时也迎合了读者市场，满足了读者的“窥私”欲望和社会群体的“意淫”心理。由于这些商业环节的大肆宣传、炒作和传播，欲望叙事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造成的污染是令人深思的。一些青少年为阅读《遗情书》夜以继日地上网，中学生们书包里、口袋里都随身体携带着大量少女作家们的自传体小说以及所谓残酷青春、迷茫青春、疯狂青春之类的口袋书。又比如书名的暧昧和煽情，这几乎是“身体书写”、“身体写作”的作品的共同特征，以至于有了所谓“书名不坏，书商不卖，读者不爱”的流行歌谣。看看这些书名，就能体会到它们堆积在一起会营造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有了快感你就喊》《孔雀的叫喊》《********》《妻妾成群》《欲火黑天鹅》《大浴女》《作女》《非常猎艳》《暧昧》《女人床》《我这里一丝不挂》《不想上床》《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再见小处女》《泡哥哥》《偷尝禁果》《恋上小亲亲》《出卖男色》《在床上撒野》《沙床》《天亮以后说分手——19位都市女性一夜情口述实录》《天不亮就分手》《天亮以后不分手》《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我把男人弄丢了》《盐酸情人》《像卫慧那样疯狂》《水中的处女》《蝴蝶的尖叫》……如果我们继续罗列下去，这个书单还可以延伸很长很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在市场和利益的驱动之下，出版商、作者、作家为了竞争和利益，竞相不惜牺牲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尽量把书名起得具有诱惑性，具有煽情力量，因而往往在书名中赤裸裸传达一种“情欲”、“女色”、“挑逗”，从而把文学和作品变成了一种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作品中，有一些原本不叫现在的名字，有一些则是书名与内容大相径庭。既然可以不叫这样“暧昧”的名字，既然内容与名字扯不上什么关系，那么为什么要取这样的书名?答案只有一个，为了诱惑和迎合，为了市场和利益。《拯救乳房》原名为《癌症小组》，由于出版社担心“癌”这个字会把一些读者拒之门外，所以作者不得不妥协，把小说改成现在的名字。也就是说出版机构单纯追求市场和世俗取向，把一部严肃的小说作品逼得改一个媚俗的名字。
总之，欲望叙事及其对社会文化环境的污染、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销蚀，说明文学的道德理想丧失对文学创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构成的负面效果是不容忽视的，也从侧面说明了社会主义文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对审美方式影响日益深入的当下，更应该重视文艺道德在影响作品生产、作品传播中的作用，更应该重视文学道德理想对文学作品内涵和格调的影响作用。当然，强调文学的道德理想重在强调作家和作品生产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具备的理想品格，重在引起作家对作品的社会影响、作用的重视，从而增强对消费者、对社会负责的自觉意识，并不是说要强调道德至上，也不是说文学必须宣传道德准则、成为道德说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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