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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教在WTO门前徘徊论文发表代理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中学教育论文
发布时间:2013-09-23浏览:18次

   近世以来,中国教育在向世界大势趋同的历程中,曾经带着沉重的脚步,三次战战兢兢地尝试过向传统体制的突破与冲击。1865年洋务派设立京师同文馆,开创了中国新式学堂教育的先河。随后,经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为数极少的一些睁开了眼睛的人斩荆劈莽、忍辱负重地奔走呼号,终于促成清政府于1905年9月明令自1906年起彻底废止科举制度,从此中国教育的功能与目的一洗肇始于公元607年(隋炀帝大业3年)、历时近1400年的八股科举的腐朽与没落,开始了全面近代化历程,是为首次,历时凡40年;1915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风起云涌。在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知识精英极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感召下,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全国中小学把国文课改为国语课,同时废止清末以来的各种文言文教科书,从此中国教育的语言载体和内容体系又一次发生了质的变化,是为第二次,历时5年;1977年初,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对1920年——1966年逐步完善起来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否定之否定,直至今天我们面对WTO ,再次陷入“中国教育何去何从”问题的沉思,是为第三次,历时24年。与中国教育前两次突破与冲击一样,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教育第三次历史性迈进,同样背负着历史的千年沉重。它既要面对五千年古老文明的追问,又要面对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后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殷殷期盼。因此,“中国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可谓“千年沉重”,正伤透着每一个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脑筋。

  一、我们正在做什么——对某些热门现象的善意批点

  事件之一:“国际校长”2001年初,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杨福家,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诺丁汉大学在公布杨福家先生担任该校新世纪第一位校长的新闻时用了这样的标题:“诺丁汉推举出一位国际校长。” 杨先生原籍浙江镇海,1936年出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当谈起在国外名校当校长的感觉时,他说“很好”。我们的新闻媒体,显然是把此事作为“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了”的又一完美例证热炒了一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诺丁汉大学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我们沸腾的热血会变得冷却一些。诺丁汉大学之所以这样做,很难说没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做一种国际化开放的姿态,以树立他们大学的国际形象;二是进行商业炒作。果然此消息一出,大陆学子赴英伦留学的费用立马飚升了许多。至于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到底存在多大差距,我们的杨福家校长保持了一份难能可贵的清醒:“遗憾的是,大部分的基础教育,过多地注重了传授知识。学生真正要掌握知识,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这些过程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间是比较欠缺的”(周春林、张颖,2001)。

  事件之二:“牛津女孩”2001年末,一条《中国19岁女学生打破牛津800年优异成绩记录》的消息被媒体争相转载。这则消息宣称,牛津大学颁发校长令,授予一位正在牛津读二年级的19岁的女孩博士学位和6万英镑的最高奖学金的殊荣,该女孩在学校的考试中以11项科目全部名列第一的成绩,打破了牛津大学800年的历史纪录,这位女孩的国籍清楚地写着:她来自中国。英国的《太阳报》已刊载了此事。不久,这则消息最终被证实为是一条假消息。正如某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此事再次加深了我们许多人许久以来的一种担心:我们可能正在习惯于以某种虚幻的东西来满足所谓“民族自豪感”。近些年来,一种浮躁的心理、一种虚幻的民族自豪感正越来越多地滋生和蔓延,某些东西甚至扯上爱国主义的旗帜,进而理直气壮地越叫越响亮。 “牛津女孩”的报道,可算是媒体去年在大肆炒作“哈佛女孩”之后的又一个更加动人的“杰作”了。这些炒作者、故弄玄虚者或多或少地有着共同的特征:既把自己标榜为爱国主义者,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人,还要鼓动人们起来呐喊。事实上自己心里既发虚、又浮躁,以至于只好靠着幻想进行炒作和媚俗,以为他们不足的底气鼓劲。

  事件之三:“打造清华”在中国科协2001学术年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向4000多名与会者作报告时说:“我以为清华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要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高,因为这些考上清华的孩子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应该承认,这一席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因此就认为清华大学学生的综合水平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高,并进一步认为清华大学的综合水平比美国哈佛大学高,则未免失之偏颇。杨福家先生对这一席话的事后评价是:能够考上清华的学生,其素质绝对是一流的,毕竟是万里挑一选拔出来的。如果从考试成绩上看,清华大学学生的水准的确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准高,但在个人创造性、知识广度等方面却并非如此。清华学生一进校园就被分到了某一个系,这就好像把他们全部领到了一个个的窄窄的小胡同里让其成长。而在哈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并不分是哪一个系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课,在知识的大观园里游览、思考,到第三年他们才决定主修什么课程,这样,学生的知识基础就很雄厚。经过四年广泛的、自由的选课和学习,哈佛学生的素质提高得很快,科研能力也很强。

  2001年4月3日,正值清华大学即将举行九十周年校庆之际,某位校领导向新闻界透露,清华大学将争取在未来十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根据已公布的资料分析可知,(一)、其具体做法是:1、将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与清华大学的历史传统与特色相结合,总结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模式:2、构建研究型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注重提高研究生以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3、清华大学推出10万美元年薪聘请国际一流学者担任“讲席教授”的举措,目前已经有两名海外著名学者应聘到清华上岗。(二)、其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是:1、清华大学五十年代以来以工科为主,曾经被誉为中国“工程师摇篮”的高校,在近二十年来,开始逐步进行综合性学科的布局,先后恢复和增加了经济管理学院、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法学院、美术学院以及应用技术学院的建设。未来最具发展和竞争潜力的领域——生命科学和医学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部门也相继建成,目前共有十一个学院,四十四个系,已经是一所具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2、到去年为止,清华在校研究生总数比一九九五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接近零点八比一,位于全国高校第一;3、近年来,清华大学对内加强与企业、地区、省市、高校以及研究院的广泛合作,对外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科技合作。目前,仅与海外公司、机构联合建立的实验室和培训中心就达五十九个;4、清华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本科生源,本科教学质量很高,而且已经初步完成综合性学科布局,并具备高水平的师资队伍;5、国家对于清华支持有加,1996年,中国政府投入3.5亿元人民币支持清华在“二一一工程”中的建设,从1999年到2001年3年间,又在教育振兴计划中向清华和北大两所中国最著名的高校分别投入18亿元人民币的办学资金。

  这个饱含激情、争创一流的宏伟计划,乍看起来不缺钱、不缺人、不缺地,更不缺远大理想,还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似乎可以“弹指一挥间”,“天堑变通途”。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打造清华的宏大计划必将成为全国各大高校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而克隆的模式、依赖的路径。然而我们的校领导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所必须的前提条件,即世界一流的、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没有一个世界一流的、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就不能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没有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就不会产生世界一流的教师群体(当然不排除部分教授、研究员在国际上的出类拔萃);没有世界一流的教师群体,就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各层次的学生群体(当然同样不排除部分学生的出类拔萃);没有这一切,就不会有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样一个学术环境的营造,不是能靠物质的力量造就的,也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完成的,更不是靠高校自身的努力就能促成的。况且,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时候能造就世界一流大学的运作机制的问题。

  此外,今后我们恐怕很难再以一所高校毕业生的出国留学人数在国内名列前茅而过分自豪,因为“目前国外大学的排行不少都把留学生在校生比例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而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个指标上明显高于一般学校,也可以说留学生比例高就是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孙莱祥、熊庆年,2002)因此,我们应该以一所高校是否拥有和世界一流大学同比例的、各层次、各学科的在校留学生(其中有一定比例来自发达国家)的数量为重要指标之一,来衡量它是否具备世界或国际一流的水准。

  事件之四:“书读不起”2001年10月,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部分居民中进行的调查表明,对目前各类教育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增长速度,54.3%居民认为过快,26.6%的居民认为基本合适,只有13.1%的居民认为慢了。与此同时,在本次调查中42.2%的居民认为目前各类教育院、校、班更为看重经济创收,31.2%的居民感觉经济创收和教书育人被学校同样看重,20.6%的居民认为学校还是更为看重教书育人。对于学校到底要不要赢利、要赢利多少算合适,被调查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42.2%的居民认为学校是教育的场所,达到收支基本平衡就可以了;44.7%的居民持更为宽容的态度,认为各类教育院、校、班可以略有赢利。只有6%的居民认为学校同商业机构一样,应该以尽量赢利为目的。专家指出,在发达国家,基础教育实行义务制,大学教育则实行收费制。但大学阶段的大部分费用不是由学生家长承担,是靠学生勤工俭学收入和各种社会团体基金共同解决。在我国,大学生还不能自行解决这些费用,高等教育体制已经变化到收取基本全额学费,而且数额较大,这已经成为不少普通家庭较为沉重的负担。他们认为,在国家财政能力暂时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向学生收取一定费用,但其标准是不能超过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

  这种调查表格如果发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手中,其结果必定更加触目惊心。我们真应该扪心自问一下:农村的孩子到底有多少读不起大学?原因何在?何时才能得以改观?

  对上述事件的分析表明,我们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正自觉与不自觉地滑向某种误区:妄自尊大、舍本逐末、形式主义、有失公平。

  二、别人正在做什么——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要想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不仅要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而且要知道别人正在做什么,是怎样做的。那么国外的高校正在做什么又是怎样做的呢?根据有关资料可以作如下归纳:

  1、随着互联网在全世界的迅速普及,一所由18所世界著名大学加盟的网络大学即将诞生。这所名为“全球21世纪大学”的网络大学总部将设在新加坡,前期建设投资总额将高达6000万美元。加盟“全球21世纪大学”的18所著名大学包括我国的北京大学,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等。

  2、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美各国的高校甚至中小学纷纷抢滩中国,减免费用、简化手续,放开手脚,各显其能。

  3、据澳大利亚移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近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过去5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在努力加大吸纳技术移民的力度,并把目光放在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留学生们身上。从2001年7月1日开始,澳移民部为“留住人才”采取了新举措,规定留学生无需回国,便可在澳大利亚境内办理移民手续。目前,这一举措已初见成效,使澳大利亚在与英美等国争夺技术人才的大比拼中占得上风。据统计数字显示,在1996-2000年的5年间,澳大利亚共吸纳了96525名技术移民,这些移民大部分在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安家落户,平均每1000名技术移民为澳大利亚创造5000万澳元的财政税收。 2000年财政年度,澳大利亚共发放了86000张学生签证,比1994年增长了一倍还多。

  4、美国大学在收本科生时学生们考取的往往是某某大学而非某某大学的某某专业,学生们主修哪种专业,并不是在入学前就已确定下来的,而是在这所学校学上一年后,再来选择。这种选择完全凭学生个人的专长、兴趣、爱好和未来择业的需要,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兴趣是入门的最好老师,只有学习你喜欢的专业,你才能找到学习上的感觉,激发起学习的热情,才肯钻研,才能出成绩。而且大学毕业后也很少有用非所学的情况发生。

  5、美国大学生入学后没有固定班级,辅助教学活动丰富多彩,成龙配套。美国的基础教育虽远不如中国,但大学生则不同,学习压力比起中国大学生来,一点都不轻松。美国的大学是分等级的,名牌大学不仅学费较高,而且学生质量也比较好。名牌大学学生的特点就是特别有志而勤奋。

  6、美国大学对教师水平或业绩的评估,非常重视学生的反馈意见。每逢期末,学生们都要为给自己授课的教师打分,如果大多数学生对教师不满意,就会直接导致教师下岗。所以,在美国大学任教是很有危机感的。老师既要讲好课,又要严格要求学生并使学生满意。

  7、2002年1月19日,搜狐新闻以《国外公司介入中国教育体系,洋文化挑战传统教

  学方式》的标题,转发了新华网上的这样一则报道:“伴随着新的一个学年即将到来,新华书店的“课外工程”系列图书日前又增加了一个重要成员——《课外电脑》。据介绍,这套书共分8册,从小学到初、高中,由浅入深,全面针对我国的中小学生,而与之合作出版并全权编写此书的则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跨国软件公司“微软”,因而在这套书中也充分地体现着微软的教育和学习理念。”由此,引发了业内人士为教育和出版业发展趋势的这样一种担忧:“越来越多的代表先进技术和文化的跨国公司介入到中国的教育图书市场,带给中国未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搜狐新闻,2002)

  以上种种现象,无疑都能引发我们的担忧。然而更令我们担忧的应该是,这仅仅是冰山之一角。

  三、我们应该怎么做——改革的思路

  按照我国加入WTO有关服务贸易的文件,我国除军队、警察、政治和党校教育以及义务教育外,所有的教育服务都可以纳入服务贸易范围。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指出, “入世”将从直接、间接两个方面对我国高校产生影响,直接方面包括:1、大学可能被重新定义;2、市场更多地介入教育资源配置;3、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加速;4、生源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间接方面包括:1、人才培养更加要求适应性;2、质量与效益意识得到强化;3、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4、国家对高校的期待将会提高;5、产学研合作将会出现新的态势;6、抵制外来文化负面影响任务艰巨(王生洪,2002)。担忧是无济于事的,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困苦,直面正视,顺应潮流,不做“前朝耆旧”,则无疑是当今大多数教育工作者的理性共识。

  面对入世后教育的国际化,增强中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本人以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彻底改革我国固有的高教体制,实现我国教育事业的第三次飞跃。

  1、按国际标准,重构我国高教体制

  我国的高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后,在教职工奖励与监督、学分制建立、教考分离、评聘分离、校季之间的合并重组、后勤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有益的尝试,高校面貌已然有了巨大改观。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内部结构、干部任免、人事管理、工资结构、职称评定等方面依然存在浓重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这些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都将成为我们的劣势,必须按国际上高校通行的标准进行重新构建。惟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高教体制与世界接轨,使我们的高校在国际竞争中与国外高校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

  2、依据国际通行的原则,进行院系调整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变革,我国高校普遍存在院系设置、组织结构不甚合理和规范,学科发展交叉、重复,资源、力量分散的状况,这些因素制约并影响我国高校在新世纪进一步发展。入世后,中国高等教育将在全球化背景下求生存。高校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紧密联系经济建设实际调整院系设置,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以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提高竞争力。在这方面,北京、上海、广东的高校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早在2000年4月就已经开始了院系调整。复旦大学迎接入世挑战的步子迈得更快,早在2001年,“学校就已完成较大规模的院系、专业调整。”(罗旭辉、周欣宇,2002)

  3、依据WTO的原则和国际交往中的统一规定,全面重新设定高校课程

  我们现时的高校课程,有许多带有明显的本位主义与国别色彩,对于就业压力日益沉重的大学生来说,这些课程在今后的择业与工作实践中的作用令人怀疑。有些课程不仅在高校内部重复开设,甚至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与高中课程雷同,这种现象,无疑造成了我们高校中弥足珍贵的教师资源及宝贵时间的浪费。

  4、按照WTO的原则和国际交往中的统一规定,全面重新编写教材

  与高校课程一样,我们的高校教材也存在着本位主义与国别色彩及雷同现象,必须全面重新予以修定。

  5、改革现行的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模式。

  在教学管理方面,可以借鉴哈佛大学及国外其它高校的模式,一二年级学生不分系和专业,让学生经过两年的兴趣培养期与高校适应期之后,到第三年才由他们自主决定主修什么专业。同时,应尽量压缩必修课的种类和数量,增加选修课的种类和数量。鼓励教师多开自己感兴趣、有所心得的选修课,让学生自由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和教师,促进高校教师队伍的优胜劣汰。2001年12月,江西省教育厅决定在三年时间内,逐步在全省高校本、专科专业中推行学分互认、学生跨校选课制度(胡晓军、杜侦,2001),这将为江西省高校的在校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选课空间和丰富的课程资源,是一项非常合乎时宜的改革措施。这同时也为我国高校今后的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在学生管理方面,我们现在许多高校普遍施行的是“管”的模式,即类同于中小学的模式。尤其是在我们许多行政管理人员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地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我是管人的,学生是被管的。这种模式的指导思想,不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而是把成年的高校学生依然当成了没有调教好的未成年人,是那种需要经常防着、管着的一类人。事实证明,管得太死的代价是:一,学生自主能力难以造就,创造力难以发挥,与国外高校相比,我们的学生动手能力、研究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差;二、学生对母校、教师及班主任缺乏亲近感,甚至令学生对母校、教师及班主任凭添一种厌恶感。而在我们的许多管理者看来这些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和我管辖的时间里不出事。这种想法与做法,显然有些本末倒置了。因此,我们必须改“管”的模式为“导” 的模式、“服务” 的模式,全面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因为如果我们把学生比作产品的话,那高校就是企业。产品的好坏不是由企业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使用产品的人——用人单位说了算。因此,高校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随心所欲地培养学生,而是应该根据社会需要培养学生。

  6、建立灵敏的应对新形势、新事物、新问题的高校反映机制

  如果在新形势、新事物、新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高校的反映落在了实际工作部门之后,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失去了传播知识的阵地的意义,因为它在传播旧知识。

  7、大力发展民办高校,力促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实现,造就各类高校公平竞争的良性氛围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开始向高等教育的国有垄断发出挑战。然而直至今日,这种挑战依然没有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冲击,更别说撼动高等教育国有垄断的地位。究其原因,最直接的无非是两点,一是高等教育进入壁垒森严,二是民办高校发放学历文凭困难。要想造就哈佛那样的世界一流高校,只能依赖大力发展民办高校——促使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造就各类高校公平竞争局面的路径,舍此没有其它的路可走。

  8、引进海外人才,走出国门办学

  有大师才有高水平的教育质量和科研成果,因此大学发展的关键在师资。中国高等教育要跟上世界一流水平,就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而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如果完全靠自己培养,则要经过日积月累的漫长过程,要突破重重制约,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引进海外杰出人才,引进一流大师,通过他们高水准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改造学科和师资结构,带动整个队伍,迅速提升水准。我国加入WTO后,自然人流动已经不受限制,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壮大我们的队伍。另外,在国外高校参与国内教育市场竞争的时候,我们也应走出国门办学,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高等教育国际贸易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部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贸易已经成为本国的支柱性产业。中国要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就必须在高等教育国际贸易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需要尽快学习教育服务贸易的基本规则,熟悉教育出口的惯例,而学习的最好方式就是实践。” (王生洪,2002)到国外办分校,除了贸易本身的意义之外,还有多种益处:我们可以更迅速地了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信息动态;更有利地优化学校的资源结构,迅速提升我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为我国高校开辟更广泛的生存空间;能够更有效地传播中华文明,宏扬中华文化。

  参考文献:

  [1]周春林等。杨福家对比中外教育观[N]。北京青年报,2001,11,12。

  [2]孙莱祥等。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标准形成的基点[J]。教育发展研究,2002,(2):25-28。

  [3]国外公司介入中国教育体系,洋文化挑战传统教学方式。http//news.sohu.com/,2002,1,19

  [4]王生洪。正视利弊主动应对—中国高等教育“入世”策略纵横谈[J]。教育发展研究,2002,(2):8-12。

  [5]罗旭辉等。中国入世引发高校地震,院系结构调整刻不容缓[N]。中国青年报,2001,11,6。

  [6]胡晓军等。江西大学生可以跨校选课,高校之间学分相互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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