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民文化与社会监督的关系思想政治论文发表

　　论文关键词：公民文化,社会监督,政治文明

　　论文摘要：目前，造成我国社会监督缺乏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还未生成成熟的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社会监督优化的精神支柱，社会监督是公民文化发育的现实阶梯，二者是一个互动过程。培育公民文化和优化社会监督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公民教育和努力培育公民社会。

　　法治意识淡薄。法治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有机组成部分。纵观我国社会监督现状，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已大大超过从前。但从总体上看，法治观念仍然较弱。首先表现为缺乏对法律的高度认同，法制观念淡薄。其次表现为缺乏对法律的遵从。在现实中往往一项举措、一件要案循正常法律途径长期得不到解决，但只要上到“内参”或者是通过传媒曝光后即可迅速解决。这深刻反映了“权本位”观念仍存在于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之中。再次，权利观念淡漠。我国的宪法和一系列法律的出台为公民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在实践中，法律规定并没有变成人们的普遍自觉行为。我国民众对权利认知整体水平不高，不少人在权利认识上还存在误区。这不仅表明权力本位和特权思想的巨大惰性和权力主体对法外权力运作的宽容，而且也表明了权利主体对自身自由和权利的某种程度的疏怠。

　　一、原因分析

　　公民文化是指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普遍具有以权利义务为准则的主体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和合作意识等融为一体而形成的公民意识。社会监督是国家为实现公民监督权而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民众参与政治并对政府的权力活动进行监察和督促的政治行为。转型期我国社会监督乏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还未生成成熟的公民文化，即广大民众缺乏一种作为现代人内在支撑的公民意识。主要表现为：主体意识缺乏。首先，许多公民缺乏对民主主体地位的自觉认识。不少社会成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权力足人民赋予的;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思想观念上缺乏对公民主体地位的肯定和尊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根深蒂固。其次，缺乏自主意识。在多数情况下，公民若是有了政治要求或利益受损。他不大会求助法律而是更倾向于“找关系”或向“清官”和其他掌权者倾诉。这反映出民众对权力的迷信，在权力面前，个人失去了自主。最后，缺乏平等意识。公民参与政治中的种种表现还反映出不少人仍停留在传统的官管民的理念中，没有意识到每一个人作为公民都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权利。公民主体地位认知的缺乏和以自主、平等为特征的主体性的缺乏，说明在转型期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公民主体意识，从而使社会监督失去了内源性动力。

　　道德意识不强。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都要靠道德特别是政德支撑。如果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出现不道德者，则会影响公共权力正常运行;相反，公民道德水平高，民主的原则、民主的精神就能顺利地贯彻到每个公民的实际行动中去。道德意识是以权利与义务为核心。任何合乎道德要求的具体行为必然表现为主体与客体双方的互动，只讲权利而不尽义务就是对个人道德权利的超越。只讲义务而不讲权利就是对他人道德权利的侵犯。两者都有悖于公正原则。转型期我国社会监督主体中仍然有不少人道德意识薄弱。在一次关于“能否坚决抵制行贿行为”的问卷调查中，只有15%的人作了肯定回答，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不少人对道德义务认识模糊;而另一方面，、不少公民对于“事不关己”的不合理权力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也反映了公众对自身道德权利的漠视。

　　总之，转型期我国社会监督乏力的主要原因在于广大民众公民意识淡薄，我国还未发育起一种成熟的公民文化。

　　二、理论思考

　　优化社会监督和培育公民文化都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中，民主制度(社会监督)是实现政治民主的硬件，公民文化是实现政治民主的软件。如果建立了民主制度但缺乏软件的配套，政治民主不可能长久;反之，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会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考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监督问题，必须从理论上深刻把握公民文化与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的互动关系。

　　(一)公民文化：社会监督的精神支撑。

　　公民文化是社会监督制度产生、发展和完善的理念支撑。一方面，公民意识的产生是社会监督制度建立的先决条件。任何民主制度的构建都是以一定的民主意识为指引的自觉活动。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不可能建立包括社会监督在内的民主制度。在世界民主史上，公民意识都是首先在部分精英中出现，然后才建立起民主制度或推动民主化运动。我国民主制度的构建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正是由于作为时代精英集合体的中国共产党率先培育起公民意识并致力于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有了浩浩荡荡的民主运动，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公民意识制约着社会监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社会监督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化力量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公民意识作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具有活跃性特点，是推进社会监督制度发展的思想动力和衡量民主价值的重要标尺。在民主化进程中，民众公民意识强弱决定着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和效果，从而影响着制度合民主性程度;政府官员公民意识的强弱则直接关系着其制度供给的积极性、制度安排的质量及制度创新的力度，因而影响着制度发展和完善。

　　一言以蔽之，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实现民主的关键性条件之一;公民文化是社会监督优化的精神支撑。

　　(二)社会监督：公民文化发育的现实阶梯。

　　一般人都认识到，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社会监督)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人们往往忽视问题的另一面，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换言之，成熟的公民文化不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必要前提，而民主制度以及公民的民主生活经历却构成普遍、健全、成熟的公民文化的必要前提。从世界民主化的历史来看，无论是早发内生型民主国家还是晚发外生型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才是公民文化发育的现实阶梯。“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加上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传统比较多，而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这使得广大民众缺乏现代民主参与者应有的主体意识、法治观念和合作意识。建国后相当长时期里，“运动式民主”又使广大民众形成了“政治冷漠”。要使人民养成民主(监督)观念，并使这种观念为人们所牢记，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和平地行使一定的权利。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监督的实践所证实。这告诉我们，不能仅仅注意到公民文化作为民主制度前提与基础的一面，更需注意的是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的超大社会来说，抽象的理论灌输可能事倍功半，而在社会监督的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通过社会监督和政治参与，可以使民主这个复杂而深奥的字眼从理论的象牙塔走出来成为千百万普通大众的实践，经常性的民主生活使公民对民主制度由陌生到接受并最终形成民主习惯，从而公民文化得到滋养并不断发育成熟。与此同时，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又巩固和推动着民主制度。

　　可见，公民文化和社会监督并非时间上的简单因果关系，而是双向互动关系，公民文化是社会监督优化的精神支撑，而社会监督是公民文化发育的现实阶梯，正是在二者的互动中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发展。因此，在转型期中国民主建设实践中，必须选择正确的路径培育公民文化，优化社会监督。

　　三、路径选择

　　(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夯筑公民文化发育的坚实基础。

　　“社会心理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公民文化培育过程中，市场经济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导致人的依赖关系的解体，结束了绝对权力所要求的封闭和孤立状态，促进了法治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形成，培育了人们以合作意识为基础的监督意识。要培育出成熟的公民文化，就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应着重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新秩序。加强法制建设和完善执法体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建立信用体系，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信用环境;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框架，加快我国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其次，要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农民是我国民主建设最重要的力量。农村市场经济是实现农民意识现代化的大课堂。从主要方面看，要加速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主要应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增强千百万农户的创造活力。

　　(二)努力培育公民社会，培植公民文化发育的社会土壤。

　　公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得以存在的土壤，是“公民价值的潜在储备库”。与西方不同，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一个自觉过程，其推动力主要来自国家(政府)。目前，除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外，应致力于改革我国公民组织管理体制。我国目前的公民组织管理模式基本上还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选择型管理模式，公民组织基本上是政府伸向公民社会的触角。公民组织应具有非政府性、自主性等普遍特征。这只能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选择模式下才能获得，该模式认为公民组织和政府都是一种对社会公平正义负责的组织，任何公民都可以非常方便地成立组织;其支持力童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对于政府主导的我国公民社会进程来说，实现公民组织管理体制的转型迫切需要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资源支持。此外，基于我国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于公民社会认识还很不够，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教育民众全面认识公民社会的历史重任，将公民社会建设成为推动现代化事业的积极力量;我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开辟更多相关研究园地，并结合国情建立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理论学说，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三)加强社会主义公民教育，优化公民文化生成的启蒙手段。

　　其一，要改善学校的公民教育。在学校中开设独立的或综合性的公民教育课程，建立从小学到大学一体化的公民教育课程;在公民教育内容上变“法制教育”为“法治教育”;处理好公民教育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关系，把公民教育摆在独立和基础的位置上;在公民教育的方式上，要特别注重加强学生的实践本体论教育。不要把公民教育培养当作一种脱离实际生活、空洞枯燥的说教。其二，要建立社会的公民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功能，改变近年来传播媒体在公民教育上存在的角色缺位间题，特别是传媒要努力营造一个公民话语环境;建立专门的公民教育研究和推广机构，学术界应加大力度研究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取向的特点规律，增强公民意识培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三，注重公职人员公民意识的培育。公职人员拥有健全的公民意识对培养良好的公仆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不少人存在误区:倡导公仆意识的构建而忽视公民意识的培育。事实上，公仆意识是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的，公职人员应成为公民意识培育的重点对象。

　　(四)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公民文化培育的制度保障。

　　公民文化的发育迫切要求充分发挥政治特别是民主制度对观念变革的特殊作用。我国原有政治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初建于新中国诞生之际，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又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中不断得到强化。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这种体制堵塞了民众参与渠道，严重制约着公民文化的培育。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必然要有高度的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才能有助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参与中熏陶公民意识和提高参与技能。对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按照代议民主的基本原则进行民主化导向改革，当前除坚持和完善我国巳构建的一系列民主制度外，应把加强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作为中国在新世纪政治体制创新的突破点，因为草根民主—社区自治是培育人们公民意识最好的舞台。

　　总之，只有通过全方位努力，才能实现国民文化心理的现代化，社会监督优化才能真正具有坚实的基础，人民的参与监督行为才会由自发转变为自觉，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浅层走向深人。随着公民文化的成熟和社会监督的优化，中国的政治文明程度将得以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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