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论文发表论当下石油产业的发展模式

　　论文摘要：政治风险又称为国家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的政局变动以及所采取的政治性措施变化使跨国公司所蒙受的损失或实际收入偏离预期收入的可能性。它主要包括东道国政策和法律所产生的风险;战争风险和国有化风险等。石油矿产资源国际直接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中最容易受到政治风险干扰的行业，而且近年来有增长的趋势。

　　本文选自《现代商贸工业》杂志主要栏目有：经济纵横、管理科学、政策研究与制度建设、区域经济、国际经贸、财会研究、品牌与营销、人力资源、金融与投资、教育与培训、经济与法、电子商务与信息化、质量与安全、科技开发应用等。

　　引言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逐渐形成规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跨国企业母公司的数量飞速增长，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2005年达到3429家，比1993增加3050家，增长率为805%。从资金流出量上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13大资本流出国，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我国外汇储备数额巨大并且还在快速增长的时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张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中国美元”(China Dollar)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增长。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总量不断增长，投资领域不断扩展的同时，石油矿产资源的对外投资成为我国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而且也是“中国美元”对外形成国际冲击最大的领域。由于石油矿产资源对外投资的行业特殊性和政治敏感性，因而引发的投资风险因素也较其他领域更为复杂。由于我国对国外矿产资源依赖程度的快速增长，对这一行业海外投资风险的研究就成为迫在眉睫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本论文拟从探讨国际投资风险理论的角度入手，基于我国石油矿产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进一步分析中国石油矿产业对外投资的风险来源及成因。分析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和文化风险入手，重点在于对与中国企业相关的石油矿产业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一、风险的经济学分析

　　国家、企业和个人为经济利益的获取而进行的较量是冲突产生的根源，因而也是风险产生的根源，这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都是如此。当以往利益分配的均衡格局被打破而形成新的分配格局时往往亦是风险多发的时期，这点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来说更是如此。以往的国际资源直接投资领域主要由发达国家所统治，而这种格局在新世纪开始后已经被打破，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模式在国际和国内层面正在形成，忽略或者不重视这些变化将增加对外投资的风险。

　　(一) 发展中国家加入发达国家使国际直接投资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的争夺日趋激烈。

　　一个国家为了取得更高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更高的福利水平，就必须不断地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源泉有两个，第一是一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增长，包括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第二个源泉是生产技术的革新。尽管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然而各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速度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却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且发展技术的成本高，因而更多地依赖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来取得经济的增长。一些发展较快但资源贫乏的国家在取得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便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近几年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国际直接投资从2000年的大动荡中恢复元气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而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一轮增长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生力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扮演着主旋律的角色。根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展中国家在1990—2004年间在三大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分别为：第一产业：11.1倍，其中石油、采掘、矿业增长56.7倍;制造业增长4.2倍;服务业增长29.8倍。以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例，两国在石油生产大国的投资都在不断的增长，形成了竞争的态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的快速增长的需求推动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速度的增长，2003—2004年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分别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量的48.4%和32.7%。2005年我国在石油矿产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历了小幅的下降之后，2006年大幅度回升，从16.75亿美元上升到85.4亿美元，从2005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7%上升到48.4%。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埃瑞克·布里顿的测算，2002—2005年间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增长占世界新增总量1/5。在发展中国家中，与中国的表现同样抢眼的是印度公司。由于其国内石油供给率只有30%，印度企业最近几年通过收购方式在石油化工领域的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7.6%。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西，甚至巴基斯坦等也加入了对石油资源的竞争。

　　发展中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是为了适应其同样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而发达国家虽然随着服务业比例的不断扩大对能源等矿产资源的需求增长缓慢，有些国家甚至有所下降，然而为了维持其已经形成的庞大的工业化基础依然对石油矿产资源有巨大的需求，并仍然是石油矿产资源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角。因而世界各国对稀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争夺更趋白热化，矛盾也更加突出。数据显示2005年国际跨国公司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投资成为自1987年以来最大的直接投资领域，首次超过了金融和电信，占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的14%(表1)。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互间对资源的争夺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二)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国内引发利益的重新分配。

　　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引发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政府政策的国内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外国投资者与利益受损者之间的冲突，而后者之间的冲突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且对国际直接投资构成重要的风险来源。东道国国内的利益受损者首先是稀缺的资本资源的所有者，外国资本的流入降低了他们的所得;另一部分受触及的利益集团可能包括土地所有者、一些地方势力和反政府势力等，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地盘，如果不协调好与他们的利益关系而贸然进入这些地区必然引发投资的风险。外国投资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外国资金的进入虽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对当地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部族头领的权威等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则体现在当地的就业率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利用对外投资的机会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使企业不仅要投入很大的成本调解劳资纠纷，而且投资效益低下，同时还引发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

　　21世纪初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一个新的变化趋势是跨国公司的“道德革命”，它的实质就是强调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对社会责任理解的延伸，提高东道国人民的福利水平(特别表现在就业上)，实现互利共赢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需要考虑的一部分。虽然根据世界投资报告的分析，石油矿产类资源的投资与就业之间并不具有很高的相关关系，但是对于某些基本上依靠资源开发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最不发达国家，矿产资源的就业在当地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以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包括雇佣当地劳动力在内的本地化战略来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此举同时也取得了促进当地就业的目的。在衡量企业跨国化程度时，最常用的衡量指标是跨国指数(TNI)，它包括三项指数：国外资产、国外销售额以及海外职工占本企业总资产、总销售额和总雇员。中国进入发展中国家前100名的公司中TNI总指数都很低，特别是中石油排名一直是最后一位，尽管按照国外资产排名中石油和我国其他企业排位都比较靠前，排名垫底的原因就在于海外雇员占总雇员一项指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跨国公司(见表2)。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为了降低成本不愿意或尽量减少社会成本，表现在减少对当地员工的技术培训，尽可能自带项目所需的技术员甚至工程队等，这样做虽然解决了一些本单位职工的就业问题，但同时也使得企业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更为显著。二、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风险类别分析

　　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风险有其突出的个性，对风险的分类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分类，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都可将其分为三大类，即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和文化风险。基于石油矿产类投资的共性风险和我国大型石油矿产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下面即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时遇到的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的风险。

　　(一) 政治风险分析。

　　政治风险又称为国家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的政局变动以及所采取的政治性措施变化使跨国公司所蒙受的损失或实际收入偏离预期收入的可能性。它主要包括东道国政策和法律所产生的风险;战争风险和国有化风险等。石油矿产资源国际直接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中最容易受到政治风险干扰的行业，而且近年来有增长的趋势。

　　矿产资源储量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源和资本，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大部分投入到矿产资源如石油开采领域，如非洲四个主要外资流入国安哥拉、埃及、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外国企业对石油的直接投资分别占其吸引外资的93%、64%、94%和90%。然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局势却十分动荡，恐怖主义、反政府武装、地方势力等各种矛盾相互交错，而外国投资企业，特别是资源开发企业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为解决其内部矛盾，或者与政府讨价还价，或者吸引国际关注的工具。“9·11”后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非传统风险因素凸现，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安全的一个重要威胁。恐怖分子的袭击已经演化成一种工具，其目的可以是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只要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袭击的目标。矿产资源投资一般地处偏僻区域，政府疏于防护，极易成为恐怖分子或地方武装势力攻击的对象。近几年来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针对美国盟友之外的国家公民的袭击包括对中国工程人员的袭击都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恐怖袭击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人员安全的最主要威胁。

　　国有化和征收是政治风险中的另一主要风险来源，主要发生在六七十年代，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更多地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和经济主权。如今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但是仍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争得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大国抗衡的能力有时以自己的资源作为筹码，但是形式有所改变，例如一些政府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外资比例，或者通过税收歧视和立法歧视来实现其目的。

　　(二) 意识形态风险分析。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政治风险外，由于许多中国企业的国有化性质，东道国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在该国的投资又有不同的政策和态度，这些对中国企业构成了新的投资风险，或曰意识形态风险。目前中国企业在跨国兼并与收购过程中是由于“所有权”问题受害最多的国家。在石油矿产资源、电信及其他基础设施服务等敏感领域，1990年以来共有7例跨国收购涉及到所有权问题，其中有5例涉及中国企业，1例俄罗斯企业，另一例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企业。中国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的两例收购失败案例最具有代表性。2004年中国五矿公司欲收购加拿大Brascan公司所属的Noranda时，加拿大国内舆论要求政府必须严密监控这一金额达到70亿美元的收购行动，其原因就在于五矿公司是国有企业。基于类似的原因，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预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努力由于“安全”的考虑遭到美国政府的抵制。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利用法律条款以安全为由限制国外投资和产品进入本国的突出代表。美国的“埃克森弗洛里奥”条款(Exon-Florio provision)允许美国总统在发现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时阻止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企业。1993年美国在对上述法律进行修订时，又增加了对具有国有企业背景的企业兼并案进行专门调查的内容，其目标直指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企业收购行为。从1988年至2005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共收到1593起相关通告，该委员会针对25起案例进行了调查，阻止了一起收购案例，即为中国航天航空技术公司收购美国MAMCO制造有限公司计划。 针对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对资源的投资，某些国家所提出的“安全”问题又变换了声调，传播中国企业的投资是“新殖民主义”和“掠夺资源的行径”。这样的宣传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损害，一些发展中国家既希望获得中国企业的廉价资源开发技术，同时又担心资源被控制。例如印度也由于中国企业的国有性质几度阻止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并购行为。

　　国家的竞争力与其所控制资源的能力相辅相成，因而对世界资源的争夺是资源政治的集中体现。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对稀缺资源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利益再分配和格局的重新划分在所难免。因而中国企业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在一定时期内必然呈上升态势，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

　　(三) 经营风险分析。

　　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经营风险有着鲜明的行业特性，主要体现为勘探风险、环境风险和操作风险。石油矿产资源投资在勘探阶段对技术要求高，资金投入量大，然而勘探的结果往往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国际上将其称为风险投资，说明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风险具有内在属性。一些发展中国家勘探技术落后但又急于开发本国资源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在该领域大量引入外资进行投资合作。我国目前在石油和矿产资源方面的陆路勘探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加之工程报价具有竞争力，因此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然而勘探风险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项目的前期可行性分析稍有疏忽就会导致重大损失。

　　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环境风险和操作风险主要由于大多数国家的矿产作业区远离城市，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气候与我国有很大差异，例如非洲的气候炎热干旱，疾病泛滥。我国在非洲一些国家(如赞比亚)从事作业的工人60%以上都有过感染疟疾的病史。其他国家如俄罗斯、蒙古等国气候严寒，暴风雪成灾，恶劣气候大大增加了施工的风险。此外，石油矿产资源的操作本身就具有高风险，如井下作业操作不当、安全防范设备与措施不健全等都会成为重要的经营风险来源，如果是在国外发生安全事故(如在2004年赞比亚发生的矿井爆炸)还会引发其他连带风险如政治风险等。

　　除了上述一般的经营风险外，中国企业在该领域的投资风险还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风险集中体现出一个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特点和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性。这些中国特色的风险首先体现为淘金思想严重，低成本竞争，表现在忽略对员工的健康和操作安全投入足够资金，不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教育，忽略对环境的保护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随着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人们对资源开采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重视，各国立法趋于严格化，忽视环境保护法律很可能导致当地政府采取关闭矿井和停止项目的决定。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将对外投资作为响应政府“走出去”的政策号召，外在推力大于内在动力，缺乏长远的投资规划，对外投资只是权宜之计而非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些短期和政策行为造成企业对外投资思想准备不足，成为诱发风险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 文化风险分析。

　　在国际投资中还有一类重要的但往往被忽视的风险来源，即文化风险。对外投资虽然主要表现为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但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碰撞，特别是不同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因而便产生文化摩擦，跨国经营的风险也会随之产生。

　　一些由于文化习俗的不同而产生的摩擦是任何企业都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国企业在与东道国打交道时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过多注重与当权者打交道，认为只要与政府搞好关系便可一通百通，为此甚至采用行贿手段，表现出十足的实用主义。然而与我国国情所不同的是，外国的在野党、非政府组织、反政府势力、宗教势力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在一些与我国政府关系良好的国家，反政府势力以绑架我国员工为砝码向当地政府讨价还价，反而成为我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的威胁。中国企业对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有些是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我国一些项目管理者表现出的大国心态和对当地员工的歧视态度也可能成为风险隐患，或为当地种族主义者煽动民众情绪制造把柄。

　　此外，一些看似家长里短的小事也可能成为冲突的起源。例如我国员工受“勤俭”和“孝顺”等中国文化元素影响，对自己在国外的花销控制得很紧，而将大部分收入积攒下来等回国时带回;而一些外籍雇员习惯于很快将工资吃光喝净后便向我国雇员借钱，在遭到拒绝时便可能发生冲突，进而引发两国雇员之间的冲突，严重的会使施工无法正常进行。

　　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无处不在。为了使对外投资取得期望的效益，防范风险是企业规划对外投资时应首先考虑的问题。虽然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来源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因素，然而无论何风险发生源于何种因素，风险防范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真正从认识上、组织上、制度上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并使其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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