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赛珍珠等欧美人对文学作品的看法

　　论文摘要：欧美人所赞扬的意识流小说,固然注重人内心精神与心理世界的刻画,但从实际接受效果看,很多中国读者不太喜欢这种小说形式。甚至有的在实际阅读层面反感这种叙事形式,因为它讲究静态的心理描写,给人以不爽直、不痛快之感。

　　一、引言

　　赛珍珠在中国居住将近40年,1927年之后4年间她翻译了《水浒传》(以下简称《水浒》)前70回,取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自然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相当的发言权。1932年10月27日她在上海美国妇女协会上演讲时,肯定中国小说的好处,认为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我们的西洋小说,就很明显的是味同嚼蜡了”。虽然时隔久远,那时并未兴起讨论文学经典的话题,但她这番话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经典观问题可产生一些深层次的启示,如启示我们:文学经典有民族风格、特色的问题;我们应尊重本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中外在文学经典的实际操作标准上存在差异。

　　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论述文学经典时却忽视了这一块,似乎认为“文学经典观”应该是普适性的,是中外都适用的。如有人归纳文学经典观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文学名着,具有实质的原创性、超时空性,无限的可复读性和永恒性,把经典的构成更多地限定在文学作品的内部。这种观念被称为“本质主义”的经典观。这种经典观以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为代表,讲究从原创性、陌生化角度去衡量作品的经典性。

　　另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有时代性、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关注的是“谁的经典”,而不是抽象普遍意义的“经典”,同时拒绝承认文学经典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美学原则,强调文学经典是文化权力、政治权力等外在因素建构出来的。该主张被称为“建构主义”的经典观,如荷兰杜威·佛克马等人的观点。他们讲的也是事实,因为的确文学史上很多作品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视为经典,而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中国陶渊明的诗、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

　　第三种观念就是将前两种观念折中,指出经典有永恒性,又强调经典的变动性、建构性。

　　这些看法本身没有错,如以原创性、陌生化、建构性去评价文学经典是没有错,只是有时应用在实际具体的文学现象时就不知所措了。譬如:在西方文学世界里,没被《西方正典》详述细介的文学名着,如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世界里,《封神演义》(以下简称《封神》)、贾平凹的小说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世界小说经典的文库里,有没有中国明代小说名着的地位?对《封神》这样的小说该如何看待?划不划入文学经典里面?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们回答起来颇感费力。有人说,文学经典反正是个人之见,你认为是就是,只是需要你把它的经典性阐释出来。话虽如此,我们有时确实无法左右别人的思想观念,但笔者还是希望与更多的人一起取得共识。以下就根据赛珍珠等欧美人与中国学者的识见来探讨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二、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一)中外在古典文学经典认定上的较大差异

　　1.对待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着。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我国学者逐步采用欧美人的文学理论,强调以他们的理论看文学现象。这体现了我们与世界接轨、同步,本身也没错。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欧美术语和言论只是一知半解,并没进行深入了解和辨析,因而导致对本国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着评价偏低,如对《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水浒》等,说它们不是以刻画人物形象性格为目标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如民国时胡适就认为:《三国》“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不视其为文学作品,自然等于否定其文学价值,就更等于否定其是文学经典。这种识见在中国还大量存在,如当前国内仍有相当多的人把《三国》当历史书来阅读和理解。

　　对本民族特色的古典小说还有一些极端看法者。当代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就说:“‘三国气’其实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痞子气。他们代表了国民性中阴暗而伪劣的部分,代表了人性中万劫不复的深渊”,表面上他把《三国》、《水浒》“双典”不当作文学着作看待,而当作哲学、社会学着作去洞穿、看破,试图从文化源头上归罪于“双典”。但实际上是尝试以后现代主义为立场,拿当代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要义全面消解和颠覆“双典”的文学经典性。按刘先生的意思,中国古代又要少《三国》、《水浒》两部经典。

　　这样,在评价中外文学经典时,总是近乎“崇洋媚外”,说外国古典小说戏剧好,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差。

　　其实,还是让我们看赛珍珠的真知灼见吧。她认为“出现了中国三部伟大小说的两部——《水浒传》和《三国》,第三部是后来的《红楼梦》”,“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媲美。在我们的小说史上,我们找不出一个明确的时期,说‘小说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顶点’”,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西方小说,就味同嚼蜡。这告诉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成就斐然,中国传统小说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但同时,中西方在审视文学经典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欧美人所赞扬的意识流小说,固然注重人内心精神与心理世界的刻画,但从实际接受效果看,很多中国读者不太喜欢这种小说形式。甚至有的在实际阅读层面反感这种叙事形式,因为它讲究静态的心理描写,给人以不爽直、不痛快之感。如据调查发现,相当多的人更喜欢读《三国》、《水浒》,而不太愿意读艺术价值更高、更具近代性、更有西方小说范的《红楼梦》。这说明在中国,叙事婉转的故事小说比人物小说、传奇小说比写实小说更吸引读者。所谓“强扭的瓜不甜”,硬要中国读者去喜欢欧美小说,可能是弄巧成拙的事。

　　赛珍珠的上述言论还启示人们:欧美人很尊重中国人自己的习惯与审视心理,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定要采用他们普遍的标准。

　　而我们自己呢?常批评欧美人不给中国人话语权,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瞧不起自己。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大量引进欧美人的文艺理论,如圆形人物、限知视角、意识流、陌生化、原创性等文学术语,可有时只是邯郸学步,或囫囵吞枣而已。引进英国杰出小说理论家佛斯特的圆形人物理论,就大肆批评中国本土的明代长篇小说名着重故事的展现,而不重视人物性格形象的刻画。引进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挥舞大棒,在明清白话小说经典中就只列《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笔者感叹有时是我们国内某些学者的精挑细选,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最终剩下的就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文学经典作品”,又怎能全怪欧美人压制中国人的话语权呢?

　　笔者以为,赛珍珠关于“中国人口味”的那一席话为我们寻找答案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显示出她作为大文豪的远见卓识,因为她看到了中外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并强调尊重这种差异,尊重中国小说自己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既然中外存在这种文化心理差异,那么,在文学经典问题上,在鉴定“谁为文学经典”时也就存在中外之间较大的鉴赏差异。既然赛珍珠等欧美名人都强调中国口味,极力肯定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性,为何当代的我们却不能?

　　2.对待二三流的古典文学作品。

　　再看一下欧美人如何看待某些二三流文学作品。虽然布鲁姆把莎士比亚作品看作文学经典,但我们发现,常被中国学者列入二三流作家的狄更斯也被布鲁姆视作文学经典的代表作家。不仅布鲁姆这么看,就连更早的佛斯特也这么看,他认为狄更斯足以“跻身于”世界“伟大作家之列”。但在中国一些学者眼里呢?狄更斯无论如何是进不了经典作家之列的,因为他小说中更多的是扁平人物。《鲁滨孙漂流记》按中国目前许多学者的观点,也是不能进入经典小说的,因为它缺乏完整生动的性格塑造,但欧美人却把它看成冒险家题材的经典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小说叙述则与“性格人物是小说之魂”的小说观念相左,它以叙事和分析案情见长,没有性格特别鲜活的人物形象,但故事新奇,“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西方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它名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The Myslery Writers of America)票选出来的史上最经典的100部推理小说排行榜的榜首。另外如中国的二三流古典小说《好逑传》,德国大文豪歌德却曾高度评价过它。

　　反观我们国内,确实存在学术界对本国文学执行过于严格和苛刻的经典标准。如在各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里,成为某一类题材小说的经典往往稀少到只有一部作品。以明代为例。被详细介绍的长篇小说就只列四大奇书,言下之意,明代长篇小说经典就只有四大奇书。其实那时至少还有一部二流小说《封神》值得关注和探讨。因为它曾是读者相当欢迎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在旧中国民间的影响甚至要大大超过经典小说《西游记》,与《儒林外史》这类具有近代转型意义的经典小说相比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封神》的艺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读者特别喜欢它,这与它丰富生动、变化无穷的法宝故事和小说接受的民族性是有关系的。它目前也被誉为仅次于《西游记》的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但可惜的是,还没有哪部文学史教材视它为文学经典。

　　以上可见,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确实与中国许多学者的不一样,没有中国学者要求的那么高。

　　或许需要我们反思一下:为何欧美人可以将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所谓二三流古典作品奉为文学经典?为何欧美人往往会重视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而包容其思想与艺术上的某些缺陷?为何我国的学者难做到?难道所谓的二流作品就不能视为文学经典?这些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中外在现当代文学经典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不仅在对待古典文学作品,而且在审视现当代文学作品方面,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很多学者的也有很大差异。

　　首先,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近年来英国女作家J.K.罗琳所着的系列小说,尽管被认为“表现了虚幻和邪恶,这样的图书应该远离孩子,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罗琳的写作风格平庸,故事内容重复拖沓”,但还是被评为“深谙文学经典成功之道。尤其是这个系列小说因电影《哈利·波特》而畅销盛行,被认为是欧美新玄幻小说的经典。

　　其次,看莫言小说。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是中国文学获得世界话语权的表现,是中国人值得骄傲与自豪的大事。被授予诺奖相当于全球范围内把莫言的代表小说纳入了世界文学经典文库,意味着莫言小说的经典地位获得了最牢固的确立。但冷静分析此案例,又能洞见中外在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从写作技巧和语言文字的审美性角度看,莫言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界或许并不算独一无二的顶级。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西方媒体评论称,莫言小说能走进西方主流视野,跟张艺谋改编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有很大关系,“他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还是《红高粱》”。这种识见并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因为确实电影《红高粱》捧红了莫言小说,扩大了其在国外的影响力。此外,莫言获得诺奖与海外较广阔的翻译有关系。如其“许多重要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日文、荷兰文等多国文字。尤其是在诺奖的所在地瑞典,瑞典汉学家陈安娜一人就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三本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

　　假使真的如文学界这些学者所言,那欧美人为何这么看重莫言的作品,一定要把他的作品列入文学经典——诺奖作品里呢?这还是归因于欧美人选择文学经典的角度。应该说,莫言小说的杰出成就是存在的,其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陌生化成就,并能打动和感染读者,这是其作品跻身于世界文学经典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正如诺奖官方网站称,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的确,莫言就是善用陌生化的文学技巧进行创新式创作,他能标新立异,充分显示人的人性和文学的人性化。他的作品如《红高粱》、《丰乳肥臀》都能给读者极强的视觉冲击效果,“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着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是演义现代革命历史”。这种效果犹如有咖喱味,或偏咸的“重口味”。但也许这种“口味重”就是莫言文学作品制胜的法宝。

　　最后,看赛珍珠小说。其实,赛珍珠获诺奖也与莫言有类似之处。蒋孔阳就说:赛珍珠1938年“得奖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价值(当然也有价值),而是因为她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她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应该主要是指她用英文创作了以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西方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作为评委评审出来的,故蒋先生这一分析告诉我们:欧美人有时更看重题材与角度的新颖程度,并认为这是作品具有开创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的重要表现。

　　从以上案例可见,欧美人评判文学经典并不像我们国内许多学者那样严守思想成就、语言文字的文学性、意象意境的审美性这些根本原则,甚至不作全面的权衡和稳重式评价,而只是看重作品的某些个性与特点。同时,通过以上中外对比,也不难发现,赛珍珠等欧美人所认定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标准之间的差异较大,在实际操作层面,我国学者执行的文学经典划定标准普遍偏高。

　　三、对策:适当调低标准的可操作性办法

　　面对如此现状,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应自我反省,笔者想到的是改变:把标准适当调低,以实现文学经典的扩容。怎样在可操作性层面调低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对策可供参考。

　　(一)将经典分类分得更细一些

　　一个让文学经典扩容的简便办法是将文学经典进行分类,即按文体、题材、性别、时代、载体、风格、口味等将类别分得更细一点。

　　如按文体分,有诗、词、戏剧、小说经典;按题材分,小说可分为言情、武侠、革命斗争、改革等题材小说经典;按性别分,可分为男性、女性作家文学经典;按时代分,可分为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经典。再如说到中国诗歌,那么唐诗是经典,尤以李白、杜甫的诗是经典;说到中国词,那么晚唐五代两宋词是经典,尤以温庭筠、李煜、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的词为经典;说到中国戏剧,尤以《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为经典;说到中国当代小说,琼瑶小说是言情婚恋经典,金庸小说是武侠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红色革命经典。也可按载体形式分,分为实体(如纸质)、虚体(如网络)文学经典。纸质文学经典还可按国别继续分。网络文学经典可按文体分,如分为网络散文、小说、戏剧、诗词经典等。

　　还可按风格、口味分。如词以风格简单分,就是豪放与婉约词经典。小说的风格则有很多,如脂粉柔情的、平淡素净的、金戈铁马的,可按此给经典分类。口味方面,就像食物有麻味、辣味、酸甜味、咸酱昧、蕃酱味、咖喱味、烟熏味等一样,小说等文学经典也可按口味进行分类,如分为儿童、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或学者、医生等口味文学经典。

　　把文学经典分类分得更细,多元化、多角度扩大文学经典的范围,可以消解经典认定中的单一等级制思维。当然,笔者也不赞成过分降低经典的标准,仍坚持经典应是经常进入该类前两三名的作品。这样,此观念下的“经典”标准就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

　　(二)适当宽容对待作品的缺憾

　　目前学术界常以《红楼梦》为例来讨论“中国文学经典”问题,这当然是不错的思路,但也会带来一些不足。如《红楼梦》属于极优秀的文学经典,故以它为例论述,就易忽略其他文学经典的缺憾而拔高文学经典形成的一般条件。这样,《红楼梦》作为经典文学的代表性就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很多文学经典都是有缺憾与不足的。如前文提到的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国内四大奇书则是:《三国》有特征化、类型化的人物塑造,造成“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弊病,显现出作者骨子里的男权主义思想;《水浒》对武松、李逵等嗜杀成性的赞扬成为它严重的弱点,透射出作品的暴力美学和对女性的先天偏见;《西游记》“八十一难”中收伏妖魔的办法和结局大都有些类似;《金瓶梅》描写家庭生活有较严重的情色之弊。但事实证明,缺憾往往被广大的读者忽略,或至少不太关注;并且,缺陷虽一直存在,但从来就没妨碍这些文学名着风靡社会,赢得大量读者。故笔者认为,缺憾应成为文学经典观的讨论内容,成为被观照对象,不解析文学作品的缺憾问题就无法恰当地把握经典的衡量标准,就会因此漏掉一些经典作品。只有适当宽容地对待作品的缺憾,才可能吸收经常排名第二第三的某些作品(如《封神》)进入文学经典之中,实现经典扩容。

　　(三)文学经典可走民族文化型的道路

　　首先,应尊重各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前文赛珍珠所说的“中国人的口味”言论启示我们,各民族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应该尊重中外不同的风格,尊重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

　　其次,只要能集中代表民族精华的杰出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经典。民族之间只有生活形式的不同,而不能分优劣等级。文学作品可以蕴涵民族的服饰、饮食、建筑、风俗、信仰、历史、心理等,可以尽可能汲取民族文化养料。可以说,越是紧密结合民族文化、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元素的文学作品,越容易成为经典。故民族特性化是文学经典差别化的一条正确的路径。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特点,即使是某一个国家内,多民族的布局也使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变得格外重要。而作为蕴含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常常与民族牵连,与民族文化相连就会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从而可能被视为经典。

　　最后,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赛珍珠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授奖时还说过:“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一个美国大文豪都这么赞誉中国民族的小说经典,为什么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不到呢?可以说,赛珍珠尊重“中国口味小说”的言论和欧美人有时把二三流作品当作文学经典的看法启示着我们: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而不是像刘再复先生那样试图诋毁和消灭已有的文学经典《三国》和《水浒》

《探究赛珍珠等欧美人对文学作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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