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范文探讨毛泽东思想的观念制度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行政法论文
发布时间：2014-07-09浏览：19次

　　论文摘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社会,是毛泽东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与公正,毛泽东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他希望,人与人之间不仅应具有地位上的平等,还应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可能达到良性循环。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价值观,服务人民,实事求是,平等互助,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军队党的生活

　　本文选自《军队党的生活》是由总政组织部指导、总政宣传部主管、解放军出版社主办，全军唯一一份面向军内外公开发行的党建杂志。拥有50多年历史的解放军出版社，具有军队出版单位独特丰富的出版资源和广泛的军事资讯，其内容重点为：全球最新军情动态、以战略视角看军事变革及未来发展趋势、创新的军事思想和观点、点评最新兵器、精彩的热点话题。刊出所摘的军事理论、名人轶事、历史事件、典章故事等都经过认真编选，取其精华，荟萃美文，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实用价值。

　　引言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涵:服务人民、实事求是、平等互助、独立自主和艰苦奋斗。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在世界观上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也是如此。因此,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价值观的理论来源,也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概括地讲,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一、服务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这一根本宗旨的确立,是与毛泽东及和他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分不开的。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

　　毛泽东思想坚信广大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怎样看待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领域的根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得出的结论更是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价值创造的主体是广大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相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毛泽东更强调人民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唯一性和创造主体内部的平等性。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在毛泽东看来,剥削阶级、为剥削阶级辩护的知识精英以及被神化的宗教领袖、“圣人”等等,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鼓吹“天才论”的唯心论者夸大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毛泽东看来,“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3]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在价值创造上只存在分工的差别,并没有地位的不平等。尤其是党的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更不应该有什么贵贱之别。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干部不过是群众的“工具”,“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4]那种看不起群众、总是以“官员”自居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的。

　　毛泽东思想认为,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和历史唯心主义者存在根本区别,“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5],因此,共产党人不能有自己的私利,必须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经济上,毛泽东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干部应该关心群众生活。尤其是农村干部,应重视土地、劳动生产条件甚至柴米油盐等与老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政治上,毛泽东始终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阶级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制度。如何防范领导干部背离人民民主的精神,凌驾于群众之上,是毛泽东终生思考的问题。文化上,毛泽东主张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人民文化”,这种文化不只是少数上层人士的专利,而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他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两个“最大”的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

　　二、实事求是

　　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决不是以哪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不过是历史活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如果“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7]注重事实,从实际出发,归根到底,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中也有着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传统。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成语作了新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实事求是价值观和实践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中国化,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毛泽东青年时期即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在长沙求学期间,他曾邀同学“游学”千里,步行考察了长沙周边的五个县。面对当时许多同学出国留学,毛泽东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他认为,外国固然要研究,但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这就要求对中国的复杂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9]后来他在回顾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时说,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以它作为指导去分析中国的情况。因为,在马克思的书上,并不可能找到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10]正是对中国实际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和认识工具,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独创性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以实事求是作为历史起点,也是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的。写作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的第一篇哲学着作,在该文中,他针对当时党内理论家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和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指示的思想倾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1]的科学命题,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想象出发。毛泽东思想在此后的逻辑展开,就是以这一思想路线作为逻辑基点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着作来看,无论《反对本本主义》,还是《实践论》、《矛盾论》,或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贯穿其中的主线无不是实事求是。众所周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三方面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实事求是正是将三者联系起来的核心。首先,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基本要求。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真正了解实际。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2]其次,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必然结论。历史地来看,独立自主的提出,正是缘于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道路只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走适合中国实际的路。

　　三、平等互助

　　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社会,是毛泽东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与公正,毛泽东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他希望,人与人之间不仅应具有地位上的平等,还应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可能达到良性循环。

　　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3]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中的未来社会就是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和不平等关系的社会。自从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毛泽东就是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理解的。

　　毛泽东思想非常注重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平等的基础性原则。在毛泽东这里,经济平等的基本体现是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只有确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人人占有生产资料,人人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机会均等,才能为人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享有平等权利奠定基础。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毛泽东将其提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他认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分得土地的农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时,毛泽东提出,只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才能避免农民在暂时的经济平等之后发生两极分化。他坚信,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们之间经济平等的保障,也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4]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毛泽东仍然关注着经济平等的问题,尤其是按劳分配的问题。他认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5]政治平等在毛泽东这里表现为人民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说过,“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6]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在我国实现广大人民政治平等的最可靠的途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在制度确立之后,是否广大人民的政治平等就一定能得到保障?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乐观。为了防止官僚主义的复生,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一再提醒党的干部,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7]当然,毛泽东晚年采取“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并不成功,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但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和深刻思考,仍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毛泽东这里,平等不应该只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平等,还应当是社会领域的平等。只有当平等原则充分地贯彻到这三大领域,才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平等。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18],应当保障人们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应当努力缩小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差别,应当彻底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应当坚决反对一切特权。总之,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在所有社会关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地位的社会。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之间不仅应该实现平等,而且应该建立起互相帮助的新型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强调互助合作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后者则强调个人独立,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子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19]这样大变动,就是从不平等的、分离的关系,变为平等的、互助的关系。尤其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为了摆脱贫苦,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20]毛泽东关于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已经为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四、独立自主

　　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质之一。所谓独立自主,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革命和建设。这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前提,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顶住共产国际的压力,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其后,又顶住苏联的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取得了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毛泽东这样总结道:“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由于面对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中国在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面临着艰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2]正是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始了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依靠自己力量在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外交上取得了可贵的成绩。毛泽东不仅把独立自主当作一种原则,更把它当作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艰难形势下,他用通俗的诗歌语言号召:“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23]毛泽东的号召,充分振奋了民族精神。

　　作为具有深厚哲学修养的政治家,毛泽东不是就独立自主谈独立自主,而是将其上升到了哲学高度,成为适用于一切领域的方法论原则。独立自主不只是标语口号,或权宜性的政治策略,它不仅是政治原则,也是适用于一切领域的哲学原则。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适用于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思想这一活的灵魂时所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4]

　　五、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及与其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写照,也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终生号召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终生实践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思想认为,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一个弱小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为什么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除了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之外,作风上的优势是非常关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25]作为“本色”,艰苦奋斗首先指的就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建国前夕,胜利在望,毛泽东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0年代初期,军队中个别人要求改善待遇,说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则是盐水加酸菜。毛泽东则说,这是好事,“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26]所谓“出政治”,就是指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宝贵素质。

　　在毛泽东看来,艰苦奋斗不仅是一种作风,还是一种传统、一种信念。他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27]他多次讲到长征中共产党的军队怎样风餐露宿,怎样吃树皮树叶,他说:“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28]因此,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只是按照中共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是按照中华民族光荣传统的继承者和革命接班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持艰苦奋斗,也就是传承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同时也是一种信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之所以能够终生奋斗,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1940年,毛泽东在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的祝词中写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29]毛泽东希望,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为革命理想孜孜不倦永不停歇的奋斗者。他们将艰苦奋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作为通向美好理想的阶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提出这样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30]

　　建国后,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强调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工作实践中。建国之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一次主要针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党员干部120.3万多人[31],并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一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此后,毛泽东又通过多次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运动来坚定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作风。历史地看,在毛泽东领导的二十多年中,党的主流是健康的,尤其是五十年代,无论党风还是社会风气都让人感到“清新优良”[32],人们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与毛泽东领导的时期相比,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艰苦奋斗的精神价值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33]

　　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上述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服务人民和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最核心的内容,具有根基性意义。平等互助、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则大体上对应于毛泽东思想的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但又相互渗透,互相影响。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