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论文范文论述当下经济文化的发展模式

　　论文摘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存在明显差异。不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越来越多，一种全球性的经济文化正在逐渐显现，并对各国的经济活动起着约束作用。

　　本文选自《当代经济研究》，《当代经济研究》综合性经济理论刊物。刊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和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论著。读者对象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经济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等。

　　一、经济文化的内涵

　　文化并不仅仅是指艺术等狭义的文化活动，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在目前关于文化建设、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成为国人研究焦点的今天，这一观点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如果我们真正想以文化立国，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国家，那就必须首先从经济领域着手，改变多年来形成的经济文化，也就是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某些价值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经济文化，当前世界主流的经济文化有哪些共性特征，我们目前的经济文化中有哪些不合时宜的因素呢?这都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经济文化的定义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系统研究经济文化这个问题以来，我们关于经济文化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探讨如何摆脱建国以来前30年形成的思想意识束缚，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与开拓创新精神;二是从新世纪开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显现，经济文化重塑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公平、正义、真正的可持续等等成为人们频繁使用的词汇，以适应国际经济伦理转换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需要。不过，在上述话语主题转换的过程中，人们对于经济文化基本属性的认识，也就是何为经济文化保持了基本稳定的认识。其实，经济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阐述，其目标指向也不仅仅是文化与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问题;学术界提出这个术语的目的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分析其如何指导现实的经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文化是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就是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我们有必要对经济文化的内涵有一清晰的了解。何谓“经济文化”?有人提出就是经济中的文化含量或反映经济的文化(陈依元，2001)，但多数学者认它是以经济活动现象为中心形成的观念文化，是经济实践过程内在规律的反映(张保权，2006)。更有学者明确提出，经济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指导、约束人类经济行为的观念、制度以及对经济行为加以控制的手段(张永庆、乔冠华，1994)，是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贾旭东，2007;孙新曦、辜胜阻，2008)。总结这些看法的共性特征，可以下一个比较通俗的定义:所谓经济文化，是指一定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各种主体在关于经济发展的目的、手段以及效果评价等问题上形成的一种比较一致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它提供了特定时空条件下人们对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评价的衡量标准与基本理念。这一定义表明，个人的经济行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总是受到特定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如果说，在全球化程度相对有限、人类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还不为人关注的情况下，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资源、资本、劳动、技术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那么现代经济理论则将关注重点转向了经济增长背后的文化因素。可以说，文化是比美丽更可怕的力量。无论炼钢、开飞机，还是修路，一切都决定于文化。而且，一定决定于人。人是怎么想的，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因此，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经济文化因素的。经济文化对经济活动及其主体的教育、凝聚、导向、调控、约束和激励功能的发挥，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长是靠什么因素来实现的，而且对经济活动成果的分配与效用发挥都起着决定作用。当然，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价值取向功能对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发生影响而实现的。

　　(二)当前中国经济文化的特点

　　1978年改革开放进程启动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我们理解上的偏差，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展”被看做是经济总量即GDP的增长，并通过官员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得以强化。这一现实使得对GDP的总量追求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特点，至于增长的GDP是靠什么途径获得的、这些经济财富又是如何在民众间进行分配的，人们往往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反认为市场力量的扩展自然会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各种问题。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怪圈:在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凡是对既得利益集团有利的，我们就强调经济文化的一致性，强调与国际接轨;而一旦对利益集团不利，我们就大谈国情，强调经济文化的特殊性。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加剧。以至奈斯比特提出，中国除了存在一种务实和渐进的行事方式外，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上述关于发展的全国性意识形态有关。出于对贫穷的恐惧，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快速推进期间，任何在经济上可行的东西都是被推崇的。思想上的解放使得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融合成为可能，这是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过，这一同样的机制却导致了社会福利与经济政策的不良发展。现在，以经济总量扩张为特征的中国发展模式正在经受考验:国家缺乏支持经济继续增长所需的资源能源;同时环境退化也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尽管持续高速增长使政府能够拖延问题解决的时间，但必须明白，引发世界关注的2011年夏季英国城市的暴力骚乱不是孤立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时代骚动的信号。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不平等和个人主义的协同蔓延、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商品化、在忍让的名义下种族主义复活等每种成分里都蕴含着矛盾，当它们叠加在一起时，任何一件意外都可能引发大爆炸。特别是，社会冷漠、骄横、不公正地承担牺牲，都在播种动荡、暴力和恐惧。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形成一个新的全国性意识形态。在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今天，经济文化趋同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脱离世界整体性的发展潮流。虽然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但是游离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规则之外也是不现实的。

　　二、国际经济文化的当代特征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存在明显差异。不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越来越多，一种全球性的经济文化正在逐渐显现，并对各国的经济活动起着约束作用。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以人为本

　　经济文化的作用对象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经济文化必然要以人为本。这种以人为本既体现为人的智力资源及其由此衍生的高新技术成为经济活动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意味着人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经济发展的目的。换言之，“文化”价值的实现，在于以人为本位的社会整体性进步，而并不仅仅是或主要是充当为经济建设目标服务的“动力”和“手段”。应该说，这一理念正成为全球性的共识。2009年，巴西总统卢拉强调，未来社会仅仅要求更高薪金和更好工作环境是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以人为本打破任何经济教条，为公民权利乃至经济和社会生活深层次重组进行抗争。2010年欧盟公布的2020年欧洲战略计划书指出，在全球化、资源短缺、老龄化等长期挑战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起责任，就必须把欧盟转变成一个提供很高程度的就业、生产率与社会凝聚力的、智能化、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体。这一战略计划充分体现了经济文化以人为本的特点。如果说欧盟的报告还是属于战略规划层面的东西，那么近年来日本各届政府已经在充分实践这一理念。2010年1月，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将建设“以人为本的经济”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施政方针，强调日本所要实现的新成长，不仅意味着传统的规模增长，而且必须促进经济质的飞跃，实现守护国民生命的经济增长。继鸠山之后就任首相的菅直人更是提出要解决“社会孤独性”问题，要建立一种不把任何人排除在外的社会，即“包容所有个体的社会”。2012年1月，首相野田佳彦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再次强调，经济重建方面日本将把农业、能源和环境、医疗和护理等作为成长产业重点发展，构建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把消费税增税部分用于加强育儿、护理援助和维持养老金水平等领域，实现“还之于民”。上述动向说明，如何确保经济发展的利益为更多公众共享，已经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当然，以人为本不是所谓的“人类本位主义”，而是要实现高水平福祉目标与合理利用资源的有机统一。

　　(二)创新驱动

　　经济增长需要资源投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源类型有很大不同。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依靠资本规模和劳动力数量等因素;而在21世纪，大国之间竞争却主要取决于技术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数量和实现创新的速度。人们的生活水平从根本上取决于他们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创造附加值的能力，这可以说是当今经济文化的另一个时代特征。其实，技术既是文化的一部分，也受以价值体系形式表现的文化的影响。现代经济离不开科学技术和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有适应这一要求，各种经济体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实现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正因为如此，创新驱动成为各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例如，2020年欧洲战略计划书强调必须建设“创新的欧盟”，确保创新性思想能够转变成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产品和服务。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BIS)2011年3月提出的《英国增长计划》强调，要在现代经济中寻找出路，英国必须变得更加富有创造性，并针对高技术未来进行重组。美国进步中心2011年3月发布了《重组政府以提升美国的竞争力》报告，对涉及未来美国经济竞争力的重大问题做了分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1-2016财年战略规划的主题就是以发现和创新提升国家实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更是在2011年5月出版《构建“创新型增长”的长期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需要明确一条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发展路线，必须要由技术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美国副总统拜登强调，20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时主要看它的自然资源、土地面积、人口和军队。而在21世纪，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其国民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美国必须继续投资于教育、基础设施和创新这些国家力量的根本源泉。世界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说明，全球化逐步使先进技术成为必需，廉价劳动力不再能确保竞争优势，最具生命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注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个经济体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从生产或制造向创新转型，而不仅仅是仿效他人的知识产权。

　　(三)利益与责任相对平衡

　　现代经济文化的另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里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即要考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种关系。处理这两种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实现利益与责任的相对平衡。首先，必须以可持续原则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在创造和消费财富的同时缩短了人类能够享受现代文明的“剩余时间”。建立与地球环境相协调的“人类社会”是我们必须担负的责任。可以说，环境问题让人类意识到了地球空间以及资源能源的有限性。但是，我们却缺少以“有限”为前提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实现从“无限经济”向“有限经济”的思维转换既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事情，也是与全人类未来紧密相关的课题。它要求民族国家要努力协调自身利益与全球责任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欧盟提出要建设“具有资源效率的欧洲”，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以促使经济增长与资源耗用脱钩。其次，必须以和谐共生原则为基础处理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集团文化的发展本身是决定于经济文化的。这意味着，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即实现社会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同样成为经济文化关注的重点。可持续发展的初衷是帮助贫困者能够按其意愿生活得更好、更健康和更公平。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持续发展的政策意义应该是通过制度设计，改善最底层群体的生活条件，降低中间群体的贫困度，同时也不破坏富裕阶层的物质生活。在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必须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普遍受益之间的平衡，放弃按照最有利于自身原则管理经济的做法，否则只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2011年以来北非中东局势的动荡表明，一国能否在面临严重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时游刃有余，可能决定了该国在下一轮全球化中成为赢家还是输家。因此，必须修正过去的“过于”偏重效率的经济政策。唯有如此，才能构筑一个国民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社会。

　　(四)经济与幸福同在

　　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后，最大限度增加经济总量一直是各国政府努力的目标。政治家们纷纷将经济增长列为国内政策的重中之重，GDP则成为反映国家幸福程度的首要指数。应该说，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以及工业社会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GDP)与幸福是统一的。不过，随着自然环境退化、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内部不平等现象的加剧，GDP增长与生活满意度提高之间的联系开始断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二者关系的合适定位应该是将幸福作为社会的整体目标，而将可持续性的经济活动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说，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衡量框架，不仅包含通常的经济指标，还要考虑能在短期和长期切实发生影响的社会福祉结果。2009年开始，法国总统萨科奇委托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施蒂格利茨在内的知名经济学家就改革GDP统计系统进行研究，以寻求一种将公民幸福康乐和国家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宏观经济管理办法。整体来看，这一趋势在西方社会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传统GDP统计系统没有考虑收入差距、失业率和环境保护等因素。因此，富有和幸福是既有联系又有相区别的两个问题。目前部分发达国家已经从民众的幸福感角度出发进行政策设计:欧美更多强调减少失业而不是实现GDP增长;2011年2月，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把“实现将不幸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作为他的治国理念，提出要将失业、疾病、贫困、灾害、犯罪等这些不幸滋生因素降低到最小限度。这些做法说明，当今各国政府必须了解本国公民的幸福和精神健康状况。虽然单纯按照“幸福指数”来确定政策是不成熟的做法，但幸福感在政府政策中始终处于次要位置也是有缺陷的。统计意义上的GDP增长对生活满意度的正面贡献已经被收入差距拉大、工作缺乏安全感、医疗保障不足等现象抵消。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公众的基本生活要求一旦得到满足，政府政策就应当将重点放在提高个人满意度和国内幸福总值(GNH)之上，而不应一味专注于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经济文化的时代特征对中国的启示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也存在一些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在民生方面。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做法就是对既有的经济文化理念进行重塑，按照经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适当调整。

　　(一)确立增长与福利兼顾的衡量标准

　　在我们这个以有业绩为导向的世界，衡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衡量的指标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出现后的一段时间内，对物质财富的过度关注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真正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高速增长的无尽追求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分配不公、食品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恶化、诚信缺失等现象的增多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与人类福祉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应内涵自尊、自由等与人类内心价值体验相关的东西，对社会福利和幸福感的强调成为当前世界正在实践的经济文化理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必须努力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与提高当前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作为对策选择，就要着眼于改变驱动经济发展的社会逻辑，形成一个兼顾经济指标与社会福祉结果的衡量框架，形成一个将环境可持续、社会平等、社会福利等标准融合在一起的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并通过政治激励机制的改变加以落实。如果我们还是继续传统的以GDP为主的政绩评价体系，忽视能源效率提高，不重视教育、文化、福利等无形因素的增长，那么新的经济文化就无法形成，目前我们意识到的各种问题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始于1978年的改革对中国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明显，但对如何解决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问题重视不够，部分群体没有从快速增长的经济中获益。对此，阿马蒂亚?森强调，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现代因素，包括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以及政府用经济增长带来的公共收入来做什么。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此外，我们要特别注意解决科技异化问题。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等各种灰色技术的泛滥说明，科技是生产力还是破坏力，关键在于人的选择。科学必须是充满“人性的”。只有改变传统的以GDP为主的评价体系，我们才能有效应对科技异化带来的潜在风险，实现人类幸福感的真正提升。

　　(二)以公平正义为原则调节国内经济活动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2月发布的报告，1981-2008年间，中国脱贫人数达到6.6亿，为全球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由于工资上涨缓慢、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真实成就的评价。面对公众的不满，政府的政策指南希望通过集团文化的强化来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显然不是一个善的办法。2011年9月，温家宝在国庆62周年招待会上指出，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发展更加科学、民生更加改善、社会更加公正。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与世界主流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但是，当政治高度依赖经济之时，就是其无力规制经济力量的时候;一旦政治权力失去自主性，政府也就没有任何能力来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利益。然而，政府的政策必须重点向弱势群体倾斜。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在谈保障房建设时说政府准备赔100亿这一表态说明，一些官员还是把民生建设当作对推动经济增长无益的事情，同时也意味着要在全社会形成推动公平公正发展的环境还有很大距离。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的公平、正义是无法实现的。就如奥巴马所说，经济政策应该关注经济总量增加问题，但必须确保该体系内所有人都能获得发展机会，应该能够带来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性别和不同种族人富裕程度的同步提升。和谐社会目标既是对未来的承诺，同时也意味着过去奉行的发展路线正面临某种风险。这就需要培养和平、同情与合作文化，而不能以市场的名义、以先行的发达国家现有福利模式存在问题为由而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持消极态度。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是保护弱者，解决权利贫困问题是社会稳定和良性发展的基础。如果说世界新经济秩序的形成需要以民族国家间普遍公正原则为基础，那么一个国家要想在这一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就必须按照同样的原则整合国内经济秩序。必须认识到，如果不能解决教育机会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中国就不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繁荣稳定。

　　(三)通过价值理念重塑维护海外经济利益

　　持续的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对延续多年的发展模式有种不切实际的信心，认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所期望的各种目标都会自动实现。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是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现实。就如有学者在评价2011年欧洲城市骚乱时所说，从相信有钱可以摆平一切到相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距离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强势者每天都在迈出这一步而毫发无损，而有心这样做的弱势者却以身陷囹圄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舒缓人们的心态，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而心态的舒缓，必然与造成这种心态的因素有关，那就是如何发展经济。单纯要求利益受损者忍耐，是不会收到效果的。对国内事务这样，对国际间的经济交流也需要持有这样的心态。因此，如果能够使西方对中国经济成长的各种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的手段、目的等有一种全新的认识，那么，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相对来讲应该是能够比较融洽的。国外批评中国在非洲屯田、实行新殖民主义，最近持续发生的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不按照国际公认的经济文化伦理开展对外经济交流，那么最终受损失的还是我们自己。利比亚政局变换对我们经济利益的影响已经很明显，其他诸如缅甸水坝事件、传统的非洲盟友国内发生的反华事件表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好方法还是按照国际主流经济文化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当做经济文化重塑的重点，摆脱把低成本的劳动力投入当做经济核心竞争力的传统思维。这个问题解决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矛盾的根源就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我们就不用在国际事务中同时应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

　　(四)依靠技术进步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迫切需要技术水平的提升。目前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只有快速提升技术水平，才能真正贯彻落实符合时代意义的经济文化。首先，公众对更高工资水平的期望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创新驱动的道路。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每当国家提出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时，就会遇到如何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反对意见。因为在多数人看来，技术必然排挤劳动力。其实，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不是压缩了劳动力的就业数量，而是改变了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和方向。经验表明，以较低的工资水平维持经济增长不仅有违国际间的公平原则，而且无助于激发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更容易诱发民众的不满。基于这种现实压力，2008年1月我国新劳动法生效。这一法律实施的直接后果是推动中国制造商不再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而是转向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但是，目前中国还缺少与高薪相适应的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其次，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实现创新驱动。改变文化观念，在发展模式中加入环境因素，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经济运行基本上可以用“刀耕火种”这个特点来概括，代价相对高昂。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等问题都无法解决。再次，国际竞争的现实要求我们实现创新驱动。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些研究结论甚至声称中国产业竞争力已经世界第一，不过我们在世界经济链条上还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全球化时代，技术水平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无论从经济和政治哪个角度看，科技落后都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提升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作为最初始的政策设计，就是要重视教育与科技，而不要过于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性增长。必须认识到，后一种方式将束缚中国人的创新欲望，降低人们投资教育的回报率，影响中国的增长潜力。能否实现这种转变，将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因素。

　　(五)经济活动主体要不断强化社会责任意识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由一个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演变成了一个或许“过分”强调利润和消费的新型商业化社会。在急剧变迁的社会进程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社会责任意识明显欠缺。在部分国企近年社会责任逐渐引起人们关注的背景下，国资委强调石油石化电网通信向公益型国企改革却遭到部分专家学者的批评，说这是在走回头路等言论表明，我们现在的经济文化理念还存在很大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因企业管理不善而导致的污染事件层出不穷，重大煤矿灾难持续不断，各种公益性社团敛财乱象等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生活非常不正常。2011年全国各类事故34万余起，死亡7.5万余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对披露出来的属地企业有违社会责任的行为试图遮掩或开脱情况的持续，使得规制并没有任何生存空间。阿马蒂亚?森指出，经济体的有效运转需要互信和信心等其他价值观和承诺。这一论断告诉我们，无论实施何种方式的改革，如果缺乏统一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道德标准，必将最终被历史所否定。企业家精神，既表现为对利润的重视，也应该表现在对社会的关注，对公众的关注，对正义的关注，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注。日前工信部强调手机上网等套餐用完前运营商要提醒、工商总局要求即将过期食品须作醒目提示、网店严重失信将会被强制退市等信息说明，国家正在利用政权力量推进经济生活的制度化与伦理化。上述努力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经济主体从更广泛的层面履行社会责任。2011年以来欧盟与中国等相关国家关于航空企业是否应该加入欧盟减排交易体系的争论说明，目前人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考虑还是基于民族国家视角的。在这种情况下，消除国内经济生活中的个体主义就很困难。信任缺失是极端个人主义和物质至上的理念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无论多么强大的政府和企业，都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生存下去。国际与国内问题的交织提醒我们，如何实现“追逐利润”与“社会贡献”的统一，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在人和自然、目标和手段之间找到平衡，限制“不劳而获的财富”和“没有道德的商业”，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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