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期刊征稿投稿再论五四文学中的娜拉

　　摘 要：本文以五四文学作为研究蓝本，分析并探讨了深受易卜生《娜拉》所影响的两大类型人物形象，一是觉醒之前的封建礼教下呻吟的“玩偶”型女性形象，一是提倡个性解放并勇敢走出家门的叛逆者女性形象，再现了五四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艰难过程和苦痛。

　　关键词：芒种期刊征稿,五四文学,娜拉,玩偶型女性形象,叛逆者女性形象

　　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段历史，我们都无法回避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及其戏剧《娜拉》《国民公敌》等对现代中国的深远广泛影响。在对易卜生及其作品的思想意蕴的认识与评价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胡适于1918年6月在《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专号上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以及鲁迅于1923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这两篇文章里面的观点和思想标志着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对娜拉这一文学形象的广泛接受和深入理解。前者是从易卜生的娜拉形象中找到个性解放和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大解放，并由此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后者则是根据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开始深入地思考娜拉这一西方女性形象被借鉴和移植到中国社会后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和冲突。当然，五四一代的学人对娜拉的认识和接受，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较为尴尬的错位和误读现象。这也正是需要我们正视和警醒的。

　　被傅斯年赞誉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之一的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共分为六节。其中包括了对“易卜生主义”的描述和界定，也包括了对《娜拉》《群鬼》《国民公敌》的文本分析。总体来说，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其实是中国文人典型的笔法，即“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胡适首先借助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猛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认为：“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依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作势;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当然，胡适在此文中并没有把他的思想光芒仅仅停留于传统的世俗道德与现代文明价值观念的冲突问题上，而是在此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大步，他还认识到易卜生戏剧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提倡个性主义。胡适对《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是颇为得意的，他在回顾其创作缘由时认为，“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1]。胡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可以说与鲁迅的观点不谋而合。早在1908年，远在日本的鲁迅就在《河南》月刊上发表了《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到了易卜生及其《国民公敌》。鲁迅指出，在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中，斯托克曼医生也是如同拜伦、雪莱一般的精神界战士，能够力抗流俗，死守真理，抗拒庸众的精神围剿。胡适和鲁迅毕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丰厚的知识素养和广博的人生阅历使得他们能够从易卜生的戏剧中看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易卜生戏剧中众多的人物形象的人生悲剧，其实都是特立独行的精神界之战士与鄙陋虚伪的庸众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他们都意识到，在易卜生的戏剧中，“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强调个性解放，推崇独立之意志、自由之人格，应是两位文化先驱者的题中之义。但是，中国学界却误读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把个性解放等同于婚恋自由，等同于妇女解放。例如，《妇女杂志》在1920年第六卷开始，就借助易卜生的娜拉形象开展了广泛的中国妇女解放大讨论。此外，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国五四时期的作家用大量的笔墨来书写两种类型的女性形象，一是觉醒之前在封建礼教下呻吟的“玩偶”女性形象，二是提倡个性解放并勇敢走出家门的叛逆者女性形象。觉醒之前的娜拉似乎生活一片阳光，幸福，快乐。小康之家的温馨，丈夫的疼爱，不正是每个女人一生梦寐以求的吗?但其实这都是生活的表面。此时的娜拉其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家庭的“玩偶”，而觉醒前的中国娜拉们就是封建礼教下痛苦呻吟的“玩偶”。

　　凌叔华的小说给我们真实地呈现了那些闭锁在深闺、隐居在高宅的旧式太太和小姐们狭小的生存空间和苍白的生存处境。《绣枕》里大小姐的人生全部价值就在于嫁给什么样的人，而嫁好嫁坏，却完全由他人决定。大小姐花了半年的时间绣了一对靠枕，“光那只鸟就用了三四十样线”，倾注了她全部的心血和渴求，而为的仅仅是让求聘者满意。也就是说，大小姐的人生价值完全取决于那个陌生的白二少爷。所以，一旦绣枕被践踏，大小姐也就身心崩溃了，她的渴望，她的梦想也就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深闺中长大的芳影(《吃茶》)认为男女稍有的亲近，就应当与婚姻有关。所以，当留学归来的王斌带着“女士优先”的观念殷勤地对待她时，她就认为这是示情，是求婚的举动，作了一个爱情的“泡沫”梦。《茶会以后》的阿英、阿珠姐妹虽已走出了深闺，但心灵深处仍然堆积着厚重的封建道德灰尘。姐妹俩在公众场合闹出了一个个笑话，因为她们一只脚迈出了闺房，另一只脚却找不到安放的空间。凌叔华笔下还写到了热衷于打牌赌钱的太太(《太太》)，将幸福维系在一块鸭肉上的敬仁太太(《中秋晚》)，与仆人斗智斗法的白太太(《送车》)……无疑就是出嫁后的大小姐、芳影们，从少女的闺房迈进了丈夫的门槛，做了太太。传统封建文化与畸形都市文化的结合也就造成了这些太太们畸形的心理。她们整天忙于打牌交友、请客送礼中，没有丝毫的“自我”意识，生存的空间局限在狭小的家中，满足于明媒正娶、门当户对的婚姻。外面强劲的五四时代之风，对她们而言，不过是空穴来风，“什么自由不自由，孩子都好几个了，什么有趣味没趣味，一顿不也吃两大碗吗?”这是一群最灰色、最庸碌无为的女性群体。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化，她们的内心仍是死水微澜，形如槁木。

　　这些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让我们看到了旧中国女儿们心灵中深厚的传统垢积。千百年来，男性本位论已经深深渗入进了中国女性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人生态度之中。她们虽在痛苦中挣扎，却从不思反抗，内心仍热恋着那狭小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恩格斯曾经说过：“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又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点，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2]这些老式的中国女儿正是十足的“牲口”，没有“人”的自觉，完全丧失了“人”的权利意识，而甘心成为封建礼教不折不扣的“玩偶”。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妇女个人价值严重缺失的历史，就是她们“失语”的历史。中国妇女历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痛苦的深渊中呻吟、挣扎。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曾说过，古代把人分为十等，“台”是最末等，“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在”。这一句话，道尽了中国妇女几千年来的血泪和屈辱。 　　封建伦理、封建道德几千年来的不断沉淀，她们对于自己的痛苦和卑微的地位已经习惯了，适应了，麻木了;对于自身悲惨的遭遇，也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熟视无睹”了。要让这些“沉睡”的“娜拉”们从迷梦中醒来，首先就得让她们认识自身的处境。“迷途知返”首先得知道自己已经“迷途”，而后才能“知返”，否则只有一步步逼近死亡。“人的发现”其内核就在于“人的自觉”[3]，即面对命运与既有秩序的抗争态度。于是，五四作家把笔触向了女性的苦难和不幸，控诉了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罪恶，以此来刺激她们麻木的心灵，试图唤醒她们，使其自觉起来拯救自我。但是，这种对自我意识的唤醒却还是依然停留在比较狭窄的意识形态空间里，也就是如前所述，五四时期的作家其实是把个性解放直接等同于妇女解放，等同于妇女在追求浪漫爱情、自由婚姻上的同义词。这其实就是对易卜生的《娜拉》以及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的某种误读。实际上，在易卜生的《娜拉》中，娜拉最终选择离开丈夫，是因为她想要做一个人，做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的人。她并不是因为想要寻找一份美满的爱情和婚姻而选择离家出走的。这是娜拉出走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五四时期的作家在书写旧式女性的命运悲剧时，却把这些女性的人生理想和生活重心都放置在一个核心点上，就是渴求一份浪漫理想的爱情和婚姻。渴望婚恋自由，渴望浪漫爱情，这一主题并不是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人文价值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西厢记》《牡丹亭》《孔雀东南飞》《红楼梦》里青年男女可以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故事，早已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留下了历史的积淀。可以想见，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写这类尚未觉醒时期的“娜拉”时，其实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还是存在着某种错位和隔膜的。五四时期的作家，往往都充当着思想启蒙者的角色，用“新瓶装旧酒”的形式，把中国传统小说中渴望自由婚恋的故事用现代白话文的形式重新进行了一番演绎，为了迎合五四的时代精神，也会在小说中用一些空洞说教式的语言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似乎把这些尚未觉醒的中国式娜拉的悲剧，全部归结于外在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不合理的伦理道德观念。这就未免把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其实，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在离家出走之前是经历了一番心理流变和成长过程的，她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她对丈夫海尔茂产生绝望之前，还是对温馨的家庭有着难以割舍的留恋的。此外，易卜生还使用了心理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到她受到了柯洛克斯泰的要挟以后，在真相即将来临之时，那种痛苦绝望又对未来报以一丝侥幸心理的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丰富了娜拉这一形象的性格特征。娜拉并不是一个扁平式的人物。但是，五四一代的作家，在书写尚未觉醒的女性形象时，大多都会沿袭思想启蒙的创作法则，把笔下的旧式女性写得愚昧麻木、无知肤浅，把她们的命运安排得相当凄惨可怜。在外在现实的压抑和禁锢之中，这些女性应该具有的个性和情态，这些女性应该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完全消泯在这种宏大的启蒙叙事之中了。这就形成了那一个时代此类作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创作特征，也形成了一种过于清浅玲珑的美学风格而缺乏小说所应该具有的艺术张力。

　　易卜生的《娜拉》对五四一代作家最为深远的影响，表现在创造了大量的勇敢走出家门的新式女性形象。1919年3月，胡适率先写出了独幕白话剧《终身大事》。这部戏剧讲述了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时代新女性田亚梅，在日本留学期间爱上了有为青年陈先生，但在回国以后，她的父母却因为封建迷信思想而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最终，田亚梅和娜拉一样，勇敢地走出了家门，搭乘陈先生的汽车扬长而去。可以说，这个出走的田亚梅就是胡适为五四新文坛所奉献的第一个觉醒以后的“娜拉”形象。这也直接促使了这一类觉醒了以后的娜拉形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中国大地。庐隐《海滨故人》中的露莎，茅盾《创造》中娴娴，鲁迅《伤逝》中的子君，这些新时代女性形象可以说属于易卜生的“娜拉”的同一精神谱系。但是，从开始的胡适先生让他笔下的田亚梅搭上了陈先生的汽车远去以后，就没有再告诉我们田亚梅这一人物形象的未来人生命运。我们看到的仿佛是童话故事的情节构架，王子与公主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后，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胡适对易卜生《娜拉》结尾的生硬模仿，未免给人留下了似乎只要冲破封建礼教和习俗的禁锢，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嫌疑。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先生针对五四时代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这些勇敢走出家门的新时代女性，他提出了一个异常严肃而又深刻的命题――“娜拉走后怎样?”在他看来，铜墙铁壁一样黑暗的中国，“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在时隔两年后，针对他对娜拉未来人生命运的思考，创作了一篇以中国新女性的婚恋命运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伤逝》。鲁迅在这篇小说里，给中国式的娜拉――“子君”安排的人生命运就是从父家走向夫家，又从夫家回归到父家。子君是勇敢地走出了父亲家里的高墙深院，大胆地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是在与涓生的同居生活中，却遭遇了爱情的消亡与退却，只好回归到父亲的冷冰冰的坟墓式的家庭中，并最终抑郁而死。这也正好应和了鲁迅先生自己的著名论断，这些新时代女性是无法冲破传统社会所设置的无形的精神枷锁，她们或者是堕落，或者是回来。

　　鲁迅在此文中为中国式的娜拉安排了这样的命运结局，其实也勾勒出了那一个时代的新女性所面临的尴尬人生境地。叶圣陶在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塑造了一个时代新女性形象――金佩璋。金佩璋和倪焕之处于热恋时期，常常有许多谈不完的话题，他们热烈地谈论教育革新、妇女解放、文学改良等社会问题，在精神和思想上往往能够产生和谐和共鸣。但是，婚后的金佩璋和子君一样，在安逸舒适的家庭生活中变得琐碎不堪，不思进取，不求上进，也不再具有任何浪漫诗性的情怀。倪焕之一手打造的“理想家庭”之梦，就在这种平庸的生活中轰然坍塌。

　　庐隐的《海滨故人》写到五位“新女性”――露莎、宗莹、云青、玲玉、莲裳――在象牙塔的校园里构筑着自己的青春爱情之梦，她们在历史浪潮之中被赋予恋爱自由的神圣权利，欣喜而又自由地逃避了代表封建专制思想的父家的管束和压制，渴求一份来自夫家所给予的美满和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这些原本爱做梦的、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少女们，一旦面临这种婚姻生活，她们却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鸿沟。她们“结婚、生子、做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都成了革命史上的陈迹……女人……这原来就是女人的天职”。梅娘的《鱼》、沉樱的《爱情开始的时候》、冯沅君的《春痕》也写到了五四那一时代的新女性，她们在大胆地背叛自己的封建旧式家庭，为了爱情不惜牺牲一切后，最终却发现现实生活的无情，爱情这把利剑不仅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人生就是绵绵无尽的愁云。 　　在以上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作家笔下所赋予的新女性形象与女性作家所赋予的新女性形象之间还是有着某种差异的。无论是鲁迅还是叶圣陶，这些男性作家在塑造时代新女性时，还是无法脱离男性社会所圈定的启蒙叙事框架。《伤逝》《倪焕之》的文本叙事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男性中心意识话语，他们是在用一种男性精英文化的视角对女性进行界定和评说。在《伤逝》中，涓生的个人忏悔其实是试图逃离内心罪责的有效凭借物。他把一切的罪责都归结于子君内心深处所具有的封建依附意识，却没有思考这一幕悲剧故事里自我的意义和作用。涓生在文中悲叹着“人是多么容易改变的呵!”倪焕之则痛心自己得到了一个妻子，却失去了一个“恋人”和一个“同志”，但是他们都没有反思自我作为一个启蒙者所讲述的启蒙话语在具体现实的生活之中所产生的失效和无能作用。这也就是鲁迅尽管在《伤逝》中为中国的五四青年开出了救病的药方，即“爱情需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还是依然要如此悲观地看待子君这类勇敢走出家门的娜拉的人生命运的原因。在这一点上，鲁迅还是偏离了他早期对于易卜生主义的认识。他之所以要塑造子君和涓生这一对青年恋人，其实是要沿袭他在《呐喊・自序》中对启蒙主义的认识思路，即在无物之阵的中国社会里面，传统文化思想的禁锢还是牢不可破的。启蒙主义在黑暗如漆的中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鲁迅依旧把妇女解放问题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之上，却忽视了对女性本身的个性意识和精神世界的关注。

　　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在书写这些勇敢的叛逆者时，她们倒是能够真正走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主体愿望、诉求以及两性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凌叔华的小说《春》《花之寺》《酒后》《女人》都描写了现代的家庭生活。她写出了即使是在现代的家庭生活之中，男性也无法洞悉女性的内心秘密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隔膜。此外，凌叔华的小说《绮霞》还对新女性在婚姻与事业的矛盾冲突进行了较为细腻地演绎。《绮霞》写到了一个对音乐有着较高天赋和热爱的已婚女性，她在自由恋爱的风潮中组建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与她的感情也甚好，但是她在为家庭生活操劳了五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满意于这种生存方式，她渴望为艺术献身，渴望婚前那种灵性和诗意能够再次回归。最终，她在事业的追求和对丈夫的爱之间做出了一个选择，她离开了温暖的家庭，甘愿一个人去小学给孩子们教音乐，完成她的音乐教育梦想。无论是庐隐，还是凌叔华，她们作为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作家，都认识到女性解放运动的艰难和曲折，这并不是仅仅凭借对传统文化的抨击、对旧式社会制度的改造就能够完全实现的。这里也包括了对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的改造过程。而这也是易卜生的《娜拉》中所赋予的中心主题意义。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女儿，她是一个读过书、求过学的新式女性，但是她深陷于丈夫海尔茂为她所营造的温馨家庭生活之中，已经逐渐地失去了自我。她整天想到的就是穿衣打扮，如何讨丈夫的欢心，如果不是人生中的这次意外的伪造签字借款事件，娜拉恐怕是不会想到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庭的。但是，易卜生把娜拉放在生活的转折点上，给予她一次致命的人生打击，使得她头脑中幻想的幸福情境成为了严酷的现实。与易卜生笔下这个被外在的因素所推动而发生改变的娜拉相比，笔者认为凌叔华和庐隐对中国新女性的人生困境的揭示和展现要更为深刻和丰富。五四女性作家笔下的新女性们已经意识到在父权体制下的社会里面，社会安排给她们的新的女性角色与她们的自我角色定位之间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尽管她们也没有为这个现存的社会体制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但是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对女性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的诉求，却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留下了更多的思索空间。周作人曾说：“妇女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大家都知道，因为女子有了为人或为女的两种自觉。所以才有这个解放的运动，中国却是再怎样?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记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解放运动。” [4]

　　正确认识“人”是正确认识社会的第一步。民主与科学，其内核就在于对人生权利的确认。这既包含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抗争，亦包含了对自我解放的呼唤。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人权意识的觉醒。对人的肯定，势必意味着对原先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的平凡生活引起关注，对原先等而下之的本能、欲望重新审视，并意味着人的某种满足度必然成为其自身本质存在的外化线与价值尺度，意味着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中国女性要实现“自我”，就必须要审视“自我”，首先当然就是认识“自我”。而五四作家笔下无论是觉醒之前还是觉醒以后的“娜拉”形象，其意义也就在于警醒妇女，让她们从对自身处境不明的状态中觉醒过来，去追求自我解放道路。人类之所以不断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既是为了确定自身与外在的各项关系，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这一认识使生存获得明确的意义。既然有了“人”的发现，个性解放便是一个必然的口号，出走的“娜拉”便会蜂涌而至。

　　注释：

　　[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卷，第5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胡风：《文学上的五四――为五四纪念写》，《胡风评论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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