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中隐思想的矛盾与平衡探析

　　摘 要： 中隐思想由白居易提出后，对封建士大夫，尤其经由科举考试入仕的寒门学子影响很大。它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条新的隐逸之路，平衡了现实与理想的各种矛盾。这也成了中隐思想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寻求矛盾中的平衡点。文章从中隐思想产生的社会矛盾、理论矛盾和文人思想中的表现等方面入手，研究该思想如何在重重矛盾中寻求平衡点。

　　关键词： 古代文学论文,中隐思想,矛盾,平衡点

　　中隐是白居易晚年的人生哲学，在中庸哲学的影响下，集合道教与佛教的思想，提出一种新型的隐逸模式。在他《中隐》这首诗中得到了具体的诠释：“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这首诗概括了他晚年的生存之道，中隐巧妙地平衡了大隐与小隐、贵与贱、喧嚣与冷落、忧患与冻馁的矛盾，超越了二者之上圆滑地调控着仕宦经济与个体独立人格间的独立与统一。或者说，中隐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在矛盾中寻找平衡点。它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社会适应，一种自我保全之道。

　　一、产生：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平衡

　　中隐思想的产生平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在文人傲骨与世俗享乐中找到平衡点。其核心是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下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平衡。

　　(一)政治：出世与入世

　　隐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虽然不是主流，但由于历代文人雅士包括统治阶级的推崇，成了一种高洁的象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科举制度为寒门学子打开了一条通往仕途的大道，激发了文人入世的热情。尤其给寒门学子提供了一条改善生存条件、展示自己才华的捷径。唐宋时期，寒门学子在政坛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但是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政治日趋腐败，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盛世气象渐消，渐渐显露出末世的疲态。朝中宦官专权，从政环境恶化，牛李党争，许多文人被牵连。白居易在《寄隐者》中写道：“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这种朝夕宠辱的变化，激发了文人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也让文人思想中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激化。

　　这种矛盾可以说不仅是文人心路的选择，更是对心性的磨炼。出世小隐虽然保全了独立人格，展现了高洁的一面，但“山林太寂寞”，已经入了仕途的寒门学子，无法再承受这种冷遇。在矛盾的刺激下，文士的功名欲望和社会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盛唐时期高涨的政治热情和积极入仕的欲望开始消退，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寻求平衡点――政治上明哲保身，思想上注重寄情山水的自我精神世界。这种矛盾的平衡正是中隐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

　　(二)经济：傲骨与享乐

　　在中隐的产生阶段，个体逍遥与世俗享乐形成了一对矛盾。经济的压力是唐宋文人选择中隐的重要原因。

　　小隐的魏晋名士，大多出身世家，生而富贵，物质生活富足。所以他们藐视时政，无心经济。遇到乱世，只求独善其身，纵情山水，隐居山林。不仅没有生存的压力，还博得了高洁隐士的盛誉。小隐是这一时代文人隐逸的主流。

　　但是中唐时期的文人，大多是经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的寒门学子，白居易只是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依靠科举考试走入仕途。小隐，虽然能够摆脱政治的压迫，重现文人的傲骨。但同时要忍受的是山林的寂寞和饥寒的困扰，这让他们很难接受。贵与贱、喧嚣与冷寂这些矛盾开始凸显，并且困扰他们。归根结底，还是文人的傲骨和世俗的享受之间的矛盾。

　　白居易提出的中隐思想采用了折中的方式，巧妙地平衡了这些矛盾。不断开与政治之间的联系，“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担任小官、闲官，解决生计问题，同时又享受了内心逍遥。

　　中隐的产生本就是矛盾平衡、妥协的产物，一方面让文人能够入世一展才华，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让他们浸淫在世俗中，保持一分相对的精神独立，解决文人的进退出处问题。这不仅是一种隐逸思想，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在它的影响下，许多文人士大夫不再将隐与仕对立，而是在秉承中庸的同时，更多地追求人格的独立，努力发现生活细微之处的美好。

　　二、理论：儒道释的矛盾与平衡

　　中隐思想的产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中隐思想的基础主要是儒学、道教与佛教，这三者从独立到矛盾，最后相互融合、实现统一，初步体现了中隐思想的核心内涵――由矛盾到平衡。

　　首先，从西汉开始，中国的主流思想就是儒学。儒家本意是主张积极入仕的，但同时并不贬低隐，隐与仕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环境之下可以互相转换。孔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强调审时度势，在合适的环境下，可以入仕为官。反之，则选择“修身”，关注自身的道。孟子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将独善与兼善两个对立的概念统一在一个问题下，其平衡点，或者说关键点在于自身是“穷”或“达”。在儒家的思想中，以入仕为主流，但儒学中的施政要与个人修养结合起来。

　　道教与佛教原本是出世，但随着宗教与政权结合，宗教自身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成为统治者手中有力的工具。唐朝的统治者以老子的后人自居，定道教为国教。道士在唐朝的地位很高，贵族将做道士当做一种时尚。道教追求的“修身养性，天人合一”教义必须发生变化，以适应政治地位的变化。

　　与道教一样，佛教随着与政权的结合，开始发生变化。唐朝，禅宗强调“即心即佛，则佛土净”、“佛国就在尘世，佛国净土与尘世秽土的差别仅在于人们心念的净与不净”。大大降低了参禅的难度，争取到了更多信徒。

　　在入世壮大宗教规模和出世维持宗教纯洁性这个矛盾上，道教与佛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种居中平衡的方式，将矛盾弱化，与政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同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受禅宗的影响，唐人将“出处”归结为心理问题，即人虽然做官，但可以在心理上保持一种超脱。 　　其次，儒家、道教和佛教除了为自身发展寻求与世俗的平衡点外，教派思想之间也存在矛盾，甚至斗争。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其各自发挥有利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其中“三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创造。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曰：‘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纳。

　　这种平衡形成了中隐的思想基础。自此中国文人由单纯的儒家、道士或者佛教徒开始转向兼修，诗人王维是典型的佛教徒，同时精通儒家经典，白居易则是儒道佛三修。作为三教中相互吸引平衡的一部分，儒家的中庸主义、道教的知足不辱、禅宗的“即心即佛”共同支撑起了中隐思想。

　　三、表现：文人“材”与“不材”

　　儒道释的矛盾在中隐思想上体现得比较明显，在平衡点的选择上，白居易通过《中隐》这首诗，巧妙地找到了一条文人新的安身立命之法。他们将自身定位在“材”与“不材”之间，圆滑地将自身置于“仕”与“隐”之间，让自己的审美情趣徘徊于雅与俗之间。唐宋时期选择中隐的文人很多，白居易、苏轼是其中代表，欧阳修、晏殊等人深受影响。

　　(一)白居易：“材”与“不材”的挣扎

　　中隐思想为士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精神引导，中和物质世界尚俗和精神世界崇雅的矛盾，缓解建功立业和安适隐逸的挣扎。在中隐思想的指导下，白居易将自己定位为“不材”，以道教“知足保和”为信条，闲适生活和诗酒人生的洒脱为士人提供了可仿效的范式。尤其对日常琐事闲趣的吟咏和浅显平易的语言风格，从容闲适的诗风对后世文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隐思想虽然平衡了仕与隐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于白居易来说，中隐仅是他压制自身矛盾心理的一种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走出来，白居易和众多文人一样，“兼济”和“独善”都是他的追求。前者是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而后者则是对自身修养和对内心“道”的追求。

　　中唐时期，政治的倾轧，白居易动摇了自己的“兼济”理念，受到经济压力的影响，他选择中隐，坚持内心的“独善”。但随着中唐以后政治环境的恶化，传统人性和道德沦丧，文人对“独善”也开始产生了怀疑，进而动摇了传统价值体系。因此，白居易在这种怀疑的环境中，思想上处于一种极度矛盾的状态。他的中隐是一种不成熟的尝试。

　　一方面，他用“不材”定位自己的人生，希望自己安于现状。另一方面，由于他的这种“不材”是一种被迫的妥协，因而，他的思想及表现都是矛盾的。在他晚年的诗作中，刻意强调自己的“无能”，讽喻诗减少，将注意力转移到日常生活细节中，以此平衡内心的矛盾。但是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对社会责任的坚持，以及对自身生存的妥协，都让白居易感到无力，文章之中不自觉带出丝丝苦味。因此，他的中隐只是一条生存之道，还没有上升为人生哲学。白居易自身依然处在“隐与仕”、“材与不材”矛盾之中。

　　(二)苏轼：“材”与“不材”的平衡

　　宋代士人在白居易的“中隐”里找到了社会与个人、理性和感性的平衡点。苏轼是继白居易之后，发展中隐思想的重要人物，在他的推动下，找到了中隐思想中“隐与仕”、“材与不材”的平衡点，真正将其发展成为一种人生哲学。

　　苏轼早年有过积极的政治抱负，但是，经过与王安石领导的新党斗争、“乌台诗案”，又受到旧党排挤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逐渐降温，两次主动请调外放杭州。他在杭州有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可见，中隐思想已经在其思想中扎根。

　　他继承了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但这种适性逍遥无法满足苏轼的浪漫情怀。于是，他在白居易适性逍遥之中，又加上了李白的精神逍遥，使其在逆境之中仍然“被保持着平静的激情，尤其是人对人的激情”。

　　中隐思想中“隐与仕”、“材与不材”的矛盾，在苏轼的发展下，已经找到了平衡点。“外放”做散官时，他热心做实事，在杭州为百姓留下著名的“苏堤”;做高官时，能够保持心灵的超然，用文字描写大自然、探讨人生体悟。在苏轼的思想中，“隐与仕”、“材与不材”已经可以圆滑应用。

　　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更显露，甚至在贬官的情境下，也能写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豁达的诗句。

　　作为一种以平衡矛盾为主的人生哲学，中隐思想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推崇，并且对历代文人的心态和生活态度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及至现当代，虽然中隐思想的名称已经没落了，但是依然有人自觉追寻中隐路线前行。

　　参考文献：

　　[1]李红霞.白居易中隐的社会文化阐释[J].江苏社会科学，2004(3).

　　[2]洪修平，吴永和.禅学与玄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3]杜继文.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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