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论文网投稿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屏幕化类型研究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艺术教育论文
发布时间：2014-11-28浏览：36次

　　“所谓视觉文化，它的基本含义在于视觉因素，或者说形象或影像占据了我们文化的主导地位。”①它最早是由匈牙利美学家贝拉・巴拉兹在1913年提出的，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表征，带有了对语言符号的超越性。

　　[摘要] 视觉文化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表征，带有对语言符号的超越性。中国当代作家与影视的关系甚为紧密，其作品在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更加突出了视觉文化的效果，形成了比较集中的类型：洞穴类型、死亡类型和狂欢类型。这几种类型涵盖了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屏幕化过程中对机械复制时代的皈依和挑战，满足了观看者在文字艺术之外的视觉化的心理感受，即时空意识的演进、恐惧心理的揭示和窥视欲望的满足，从而反映了消费社会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期刊论文网,中国当代作家,洞穴,死亡,狂欢

　　随着媒体技术的进步与生活节奏的加快，视觉优先成了人们生活中首要的原则。所谓“屏幕化”指的是随着电影电视艺术的发展及相关技术的进步，很多艺术类型都开始和电影电视“联姻”，通过镜头的运动构置动态艺术的过程，强调画面感的创造。文学作品的“屏幕化”是视觉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绝大部分优秀的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剧，使改编作品与原著之间形成了相生的关系，而前者更促进了后者的传播。因而，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屏幕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文本内容的探索，同时更加有利于课程教学改革、文化心理探寻。

　　一、洞穴类型

　　视觉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即在于时间空间意识的集中。在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改编影视剧的过程中，空间意识被突出表现出来，而从当代文学六十余年的发展来看，这种空间意识集中表现在于“洞穴”意象的呈现。

　　洞穴空间“和太古时代，初民把神话思维的视野较多地投向天空，投向日月星辰，相映成趣。其间也是包含着中古时代，对地底世界的遐思和神秘的好奇感。”② 洞穴空间呈现为幽闭性、相对自由性和神秘性。与人类的原始思维和儿童思维有紧密的联系。正因如此，洞穴类型的作品适合于表现人类意识的膨胀、精神的浓缩和人性的变异。在屏幕化的表现过程中也有以下几种类型：(1)原型洞穴。这表现了在视觉文化中的自然景观和镜头特点，如经典的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为了表现喜儿的精神蜕变，让喜儿在逃离了黄世仁的家后进入深山洞穴，从而在半人半兽的生活中将复仇的意识无限膨胀。(2)变形洞穴。这表现了特殊题材作品封闭性空间特点，以监狱为代表，如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红岩》等，将革命意志主体的表现集中在集中营的斗争中，监狱的封闭是为了更加突出革命者以其智慧将监狱变为一个自由的在场。(3)象征洞穴。这种类型集中于家庭这一空间，如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化的过程更好地表现了陈家大院的幽闭、阴森、令人窒息的特点。不论是那种类型的洞穴，都能够在视觉上造成原著作品中不能全然表现的陌生化空间特点，这种空间也最适于表现暴力与血腥的不加限制，不论是可见的血腥场景还是生活的暴力，都将人类共通的在陌生空间中的恐惧感渲染得无以复加。

　　洞穴空间能够在视觉化的过程中极大地满足观看者的窥视欲望，洞穴如同一个窗口，将神秘事件、人物的成长等集中表现，如同柏拉图对电影性质的概括“洞穴”一样。

　　二、死亡类型

　　在文学世界中，死亡叙事作为重要的范畴，往往表现了强烈的时代性、民族性、文化性和宗教性，“当代文学在对死亡进行叙事和审美的时候，也在有意无意地建构着我们民族的当代死亡意识，影响着人们的死亡观念与心理认同”③。作为生命的必然归宿，为了能够确切地感受死亡，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就加入了更多的死亡美学观照。

　　死亡情结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情结之一。对死亡近乎迷恋的态度也成为文学创作者和电影艺术家的集中表现。死亡的令人着迷之处在于它的不可预见性，因而，更适于表达特定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价值观。

　　1.战争。战争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过程。在表现近百年以来的战争史中尤其如此。因而，死亡及与死亡相关的意象充斥了这类作品。与死亡相关联的红色、伤口与疾病也成为一种人内心当中破坏性的欲望化象征，也即苏珊・桑塔格在《疾病作为隐喻》中所论述的：“人的身体受疾病折磨或发生突变后便进入一种更高级的、即便是心理上有创伤的境界，病或突变后的人体成为一个象征隐秘欲望或社会推进力和一个令人害怕的‘他人’的隐喻。”④如根据海外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的同名电影，将战争、死亡、人性等观念很好地结合起来，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共鸣。

　　2.英雄。悲剧的最高形态即英雄的死亡。因而，在表现死亡类型的过程中，英雄的死亡往往成为很多作家、影视艺术家的侧重。如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改编的影视剧《红岩》《林海雪原》等及新历史小说改编的电影如《红高粱》等。这一侧面的表达与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所区别的对历史需要的三方面相对应，即“分别与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主义和虔敬、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有关。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要是它们能被区分开来的话――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⑤。英雄的死亡成为历史的审美观照。

　　3.生活。随着商品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体的生活本身，即所谓的小情调、小爱好、小兴趣，因而，不论是战争还是英雄都逐渐淡漠，对生活本身的关注提到日程上来，在死亡意识中也不可避免。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往往是生活的错位和荒谬。如改编自先锋作家余华的转型之作的同名作品《活着》，其中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表现了一个家族中的人的死亡：即福贵的母亲、妻子、女儿、女婿、儿子和外孙。

　　“人类最难以克服的恐惧心理即是死亡，死亡本身及死后的世界成为人类一直以来的困惑，人类所有的宗教都集中在如何不死或者死后如何获得完满。为达到这一目的，人类一方面通过医学的昌明来延长人类走向死亡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在作品中通过对死亡的想象来传达人类的好奇与惊惧。死亡的未知性，导致了人们在想象时加入了宗教的因素，死亡场景的恐怖、死后世界的恐怖和死后去往的世界，都是人类对死亡敬畏之心的一种表现。”⑥不同于原著小说文字表现中侧重死亡的意识流展现或者哲学意识，这类作品的屏幕化过程已经将死亡进行了大众化、通俗化的演绎，因而能有更大的受众和推广性。　　三、狂欢类型

　　狂欢化(carnivalization)是巴赫金早年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中明确提出的，强调狂欢节转为文学的语言，而在当时前苏联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巴赫金发现了“狂欢化”的广场性、平民性和颠覆性，是对死板的“权威”的极大挑战，这也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大特征。

　　1.作者电影。由于一部分当代作家与某个电影导演联系紧密，故而可以作家电影专题研究，从而更好地发现文学发展观念的变化。如第五代导演的中坚力量冯小刚，其电影就与当代很多作家关联密切，如早期与王朔、后期与刘震云，其电影也更好地诠释了“狂欢”的观念。冯小刚所关注的往往更多的是大众文化，“狂欢节作为文化转型期离心力与向心力冲突的宣泄口和语言杂多现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个联结、沟通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鸿沟的枢纽作用。狂欢节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寄托着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理想。”⑦如《甲方乙方》(1997)对梦想一日游的演绎，《不见不散》(1998)中对顾城诗歌《一代人》的戏拟，《手机》(2003)中对电话语言的精到诠释，《非诚勿扰》(2008)中对相亲文化、丧礼场景的“狂欢”般的展现等，虽沿着原著的脉络，但已打上了导演本人的标签，“冯氏幽默”与原著者语言并驾齐驱。在冯小刚的表现中，话语的狂欢可以作为双语教学与评价的极好的媒介，如典型的《不见不散》表现了中西方两种语言与文化的并置与冲突。

　　2.性别视角。视觉文化的集中表现题材在于人类的欲望，而男女则成为表现的焦点，特别是女性的体力和脑力，正如查尔斯・德里所认为的：“单从体力来说，女人在生理上劣于男人，而更难以说清的是她的‘与生俱来的头脑简单’。”⑧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从原有的天使形象向妖女形象的转变，与20世纪以来一直被人褒贬不一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密切相关的，女性从传统的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在宗教、政治、文化等方面显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女性的形象也往往成为消费的对象。“贬义的快感通常是女性的化身”⑨，将女性作为性感的对象激发观看者的感官兴趣;或将其置身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对那些主流文化曾倡导的文化结构、家庭结构、性别角色进行解构，从而变向地表现女性的软弱与屈服。如苏童的《米》等。

　　在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中，由于其时代性、现实性和历史性并存，因而更适于屏幕化的整体趋势，其作品所改编的影视剧，由于运用了更为直觉化的视觉符号，因而，不论对于当代文学课程的讲授、考核还是运用双语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传播，都由于其空间、死亡和狂欢意识而带有了超时代、超语言、超文化的特点。

　　注释：

　　① 周宪：《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②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③ 施津菊：《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叙事与审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④⑧ [美]查尔斯・德里：《更多黑色的梦：谈谈晚近的恐怖片》，《世界电影》，齐颂译，1992年第3期。

　　⑤ [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⑥ 刘英昕、李敏：《英文恐怖电影的恐惧原型分析》，《电影文学》，2013年第2期。

　　⑦ [美]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⑨ 特里林：《快感的命运》，王逢振主编，李丹、李花丽译，《通俗文化研究》，2005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