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威期刊12世纪初东亚政治格局的重塑与再造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国际政治论文
发布时间：2015-03-16浏览：13次

　　摘要：12世纪初，女真族异军突起，先后灭掉辽和北宋，并迫使高丽朝贡称臣，在东亚大陆构建起以金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由金、南宋、高丽三方结成的关系网络中，金军事实力最强，且最具攻击性;高丽为求自保，对金称臣纳贡;南宋偏安一隅，苟且偷安，无意进取。东亚局势的变化，使南宋对高丽充满疑虑与防范意识，对高丽的政策也愈益趋于保守，宋丽关系渐行渐远，最终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断绝官方外交往来，东亚三国博弈的地区局势遂告终结.

　　关键词：政治权威期刊,12世纪初,女真族

　　10至13世纪，在东亚大陆以“天下一体”观念为基础、以中原汉族王朝为中心而形成的地区秩序发生裂变。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成为东亚世界的主宰，而中原汉民族建立的宋朝实力非但不足以制驭东亚地区，而且常常面临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与欺凌。在宋、高丽、辽(金)三足鼎立、彼此制约的东亚地区，任何一方政治力量的消长，都足以引起地区局势的变动。12世纪初女真的迅速崛起就猛烈地冲击着东亚旧有的、以辽为盟主的地区秩序，促使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整合，一种新的地区秩序最终得以建立.

　　一、女真崛起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冲击 12世纪初，女真族的迅速崛起很快打破了东亚各国政治力量之间的均势，建立起以金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新秩序.

　　(一)女真的崛起，使辽逐渐丧失了对东亚地区政治的控制权，并最终亡于金。自10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北宋、辽、高丽并立的三角关系中，辽很快确立了在东亚大陆的统治地位，高丽对辽朝贡称臣，宋辽之间结成平等的和平关系.

　　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契丹建立的辽一枝独秀，成为东亚地区的军事霸主。毫无例外，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视辽为宗主，对其朝贡称臣。“居混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以其服属契丹也。江之北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1][p.9]。作为辽的属部，女真对辽要履行诸多的义务“，辽主每年秋猎，生女真首领照例前往效力。他们辛苦在前，享乐却无分，根本不被辽朝统治者放在眼里。这种情况，促使他们对辽朝统治者产生了强烈的不满”。[2][p.105]加之，辽朝末年，统治者对女真各部的骚扰日甚一日，不堪欺压的女真人发动了反抗辽朝统治的战争.

　　在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抗之前，女真和辽之间已多次发生小规模的战争，阿骨打于天庆四年九月发兵攻打宁江州，正式拉开了灭辽战争的序幕。在宁江州、出河店战役大胜后，阿骨打于天庆五年(1115年)元旦宣布即皇帝位“，国号大金，改元收国”[3][p.831]。立国后，阿骨打立刻对辽展开大规模的攻势。金天辅六年(辽保大二年， 1122年)正月，金军攻占辽中京，继而下泽州，迫使辽天祚帝西奔，灭辽大业取得重大进展，并最终在天会三年(1125年) 灭掉辽国，一举成为东亚的军事强国.

　　(二)女真的崛起导致了宋辽关系的改变，并最终促成宋金结盟共同灭掉辽国，但宋亦难逃被金灭亡的命运。澶渊之盟后，宋辽和好百余年，其间虽有辽两次划地交涉，但和平交往仍是双边关系的主流。女真兴起后，辽屡受侵逼，危亡在即，北宋统治者乐观地认为收复燕蓟“旧疆”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与金结盟抗辽。政和五年(1115年)，燕人马植投书雄州，自请归宋，献联金图辽之策，蔡京、童贯等力主可行，图辽之议大兴。重和元年(1118年)，宋遣马政等为使，乘船自登州渡海，闰九月拜见阿骨打，表达通好之意，并议“共伐大辽”。[4][p.14]时金初兴未久，地位未定，尚无灭辽把握;宋乃富庶大国，能放低姿态，主动遣使通好，已属不易，面对这求之不得的机会，金人自然乐于合作。宣和元年 (1119年)正月，金使李善庆等至东京(今河南开封)进一步商量联合攻辽事宜。但这时宋廷忽得消息，谓辽与女真议和“，金已受东怀皇帝之封”，[5][p.17]于是夹攻之议作罢，只派军校送金使回国。后宋朝闻知辽金和议不成，遂依童贯之议再度遣使。宣和二年(1120年)三月，宋使赵良嗣(宋徽宗赐投宋之燕人马植姓名)等自登州泛海，见阿骨打于军中。五月，金破辽上京，良嗣遂与阿骨打谈判，议定宋金夹攻辽国的盟约。这样，在宋金联手之下，辽国于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灭亡.

　　在灭辽那年的十月，金遣大军攻宋，宋金战争拉开序幕。宋人宇文虚中在《上乌林天使》诗中写道：“当时初结两朝欢，曾见军前捧血盘。本为万年依荫厚，哪知一日遽盟寒”。[6][p.121]形象地描述了宋金那段由“盟友”向“仇敌”转化的伤心历史.

　　(三)女真的崛起不仅改变了金丽之间的关系，而且促使高丽的对外政策发生改变。女真立国之前，经常向高丽进贡，甚至称臣，双方关系相当密切。《高丽史》载：“生女真 ……其地西直契丹，南直我境，故偿事契丹及我朝。每来朝，以麸金、貂皮、良马为贽，我朝亦厚遣银币，岁常如此。”[7][卷14] 对于女真归附高丽之事，宋人亦作了记载：女真“今有首领三十，分领其众，地多良马，常至中国贸易。旧隶契丹，今归于高丽”。[8][p.7711]其实，在辽与高丽夹缝之间生存的女真，往往同时向双方朝贡，此为女真的两属性质.

　　随着女真势力的膨胀，它与高丽关系也发生了转化。盈歌时“停止向辽及高丽进贡”。[9][p.18]乌雅束时代，女真以曷懒甸女真归属问题为由，于辽乾统四年(高丽肃宗九年，1104 年)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直至辽乾统九年(高丽睿宗四年， 1109年)双方议和，归还九城与女真乃止。金收国元年(高丽睿宗十年，1115年)女真建国后，军事、政治力量的增强更是加速了金丽关系的改变。史载，高丽睿宗十二年(金天辅元年，1117年)三月“，金主阿骨打遣阿只等五人寄书曰：‘兄大女真金国皇帝致书于弟高丽国王：自我祖考，介在一方，谓契丹为大国，高丽为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无道，陵轹我疆域，奴隶我人民，屡加无名之师，我不得已拒之。蒙天之祐，获殄灭之。惟王许我和亲，结为兄弟，以成世世无穷之好’”[7][卷14]。金公然以“兄大女真金国皇帝”自居，欲与高丽 “和亲”，并“结为兄弟”，这表明金太祖终于开始废弃女真长期视高丽为“父母之邦”的自卑外交政策，这对于一向视女真为夷狄，耻与为伍的高丽来说，不论是在民族心理上，抑或文化上都是殊难接受的。因而，对于金的提议，高丽臣僚普遍反对，甚而有欲斩金使者。史称：“金新破辽，遣使请结为兄弟，大臣极言不可，至欲斩其使者”[7][卷97]。尽管由于金富仪的反对，这种“斩金使”的偏激议论不了了之，但金富仪提出对金之类“蛮胡之国，屈而事之者，乃所谓圣人权以济道，保全国家之良策也”的主张，却一语道破了高丽传统的颇具功利色彩的“事大”外交的本质。再则，它也传达出这样一种讯息，即高丽不得不正视金已崛起为东亚大陆的强国这一事实。天辅三年(高丽睿宗十四年，1119年)，金以宗主国的身份遣使“诏谕”高丽国王。是年二月“，金主遣使来聘，致书曰‘：诏谕高丽国王，朕兴师伐辽，赖皇天助顺，屡败敌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部族人民，悉皆抚定。今遣孛堇术孛报谕，仍赐马一匹，至可领也’”。[7][卷14]高丽亦于是年八月遣使如金国报聘，然由于国书语涉轻慢，金太祖拒绝接受。据《高丽史》载：睿宗十四年(1119年)八月“丁丑，遣中书主事曹舜举聘于金，其书有‘况彼源发乎吾土’之语，金主拒不受”.

　　天会三年(高丽仁宗三年，1125年)，一贯奉行“事大”外交并将其作为保国良策的高丽，对日渐强大、已露霸主之态的金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于该年五月“遣司宰少卿陈淑、尚衣奉御崔学鸾如金，”试图结好金国，然而，金太宗“以国书非表，又不称臣，不纳”。金的强硬态度迫使高丽不得不就是否事金的问题做出抉择。高丽仁宗四年(金天会四年，1126 年)三月“辛卯，召百官议事金可否，皆言不可。独李资谦、拓俊京曰‘：金昔为小国，事辽及我。今既暴兴，灭辽与宋，政修兵强，日以强大。又与我境壤相接，势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问。’从之”。次月，高丽即“遣郑应文、李侯如金，称臣上表”。[7][卷15《]金史》载此事谓：天会四年 “六月丙申朔，高丽国王王楷奉表称藩”。在金国强大军事力量与强硬外交政策的双重压力下，高丽被迫遣使向金上表称臣，但一直拖延至高丽仁宗七年(金天会七年，1129年)十一月始进纳誓表。《高丽史》载，是年十一月“丙辰，遣卢令琚、洪若伊如金进誓表”。至此，金丽之间的主从关系确立，金“全盘继承辽在韩半岛的宗主国地位”[10].

　　金国不仅凭自身实力改变了金丽关系的性质，而且影响了高丽的对外政策。早在高丽睿宗九年(1114年)九月， “高丽就从辽东京兵马督部署的谍报中，知道阿骨打叛辽的消息。后来又相继得知女真败辽的讯息，乃于1116年闰正月，遣使向金贺捷，并于四月主动废除辽天庆年号，改用甲子纪元。”[11][p.269]史载：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年)夏四月“辛未，中书门下奏：‘辽为女真所侵，有危亡之势，所禀正朔不可行。自今公私文字，宜除去‘天庆’年号，但用甲子。’从之”。[7][卷1“4]从此，在高丽行用了一百二十余年的辽正朔被废止，宣告了辽丽朝贡体制的终结。”[12][p.90]对宋，高丽除保持一贯的友好政策外，亦十分谨慎，在形势未明之际，既不过分亲近，也不刻意疏远。高丽一面频繁遣使如宋请乐延医，一面又婉拒宋邀其请命于朝的倡议。高丽于睿宗十年(1115年)秋七月，派遣进士金瑞、权适等五人赴太学。宋则于次年赐高丽大晟乐。宋重和元年(高丽睿宗十三年，1118年)遣医官杨宗立等至高丽为睿宗王俣医病。宣和五年(高丽仁宗元年，1123年)，高丽睿宗薨，仁宗继位，宋徽宗特亲制诏书、祭文，遣吏部侍郎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等前往致奠，吊慰，极尽恩礼。即便如此，高丽对宋邀其请命于朝的建议并无丝毫兴趣。史载，“路允迪等告王曰‘：……今辽命已绝，可以请命朝廷’”，对宋人热情的邀请，高丽以“忧制未终而遽求大典，于义未安，实增惶愧”为由婉拒。[7][卷15]因此，“高丽在宋、辽、金势力消长之际，与三国都维持著表面友好的关系，以静待时局的演变”[11][p.270].

　　二、宋金丽三国关系与东亚政局金灭辽后，东亚三国宋、金、高丽再次结成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三角关系，三国之中任何二国关系的改变都会波及到第三国，从而影响东亚政治格局的稳定。经过多番较量，最终由金主导的东亚政治格局得以确立.

　　天会三年(宋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在金兵的攻击下，宋军节节败退，宋徽宗仓促间禅位给皇太子赵桓，是为钦宗。钦宗继位后，面对金强大的军事压力，继续推行联和高丽的对外战略，遂于靖康元年(1126年)七月派侯章、归中孚等六十多人出使高丽，要求高丽“率励师众，相为表里，以行天诛”。[7][卷15]而此时的高丽已经决定事金，并遣使上表，在金盛宋衰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自然不愿再与金为敌，遂以内外疲弊为由，婉拒宋人夹攻之议。为避免过分刺激宋人，高丽仍派使节贺钦宗即位，但为宋金战火所阻，留居明州一百三十日而返.

　　北宋覆亡之后，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江南建立南宋政权，与金相峙。而这个偏安一隅的新政权在挟灭辽及北宋之威的金的凌厉攻势下，生存压力更甚。基于此，南宋朝廷一方面继续密切宋丽之间的关系以增加自存的筹码;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离间金丽关系，使金无法全力南下。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命胡蠡为国信使出使高丽。接着又派张诜、柳悦、黄师舜赴高丽，刺探女真情报。次年，宋朝廷派两浙东路副总管杨应诚持节赴高丽，欲假道高丽至金，以迎徽、钦二帝。但高丽衡量宋金情势和自身处境，再次婉拒宋廷的要求。自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 间，宋朝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派遣到高丽的使节前后计有五次。[11][p.275]宋廷如此频繁地遣使高丽，与金对宋保持的强大军事压力关系密切.

　　随着金对南宋攻势的加强，南宋政权处境愈益艰难，宋高宗被迫迁都杭州，甚至一度遣散官吏，逃往海中避难。风雨飘摇之中的南宋政权自顾不暇，自然不会热心与高丽交聘;再则，杨应诚“假道”之议不成，触怒高宗，加之此时金丽之间的朝贡关系较为密切，这令宋人顾虑重重，担心金假手高丽刺探宋朝情报，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辞却高丽入贡之请，甚至罢高丽国信使地位，复元丰旧议，地位与夏同。[13][p.95-96]宋丽关系陷入低潮.

　　宋金之间战局未定，情势不明，也影响着金丽关系，使金丽关系看似正常却并不融洽。自天会四年(高丽仁宗四年，1126年)高丽事金开始，金丽之间聘使不绝，但直至天会七年(高丽仁宗七年，1129年)，在金的一再威逼之下，高丽始向金进誓表。由于事金非出于自愿，高丽民间时有并记宋、金年号的现象，如《皇甫让配金氏墓志》有“又于癸丑年拜郡夫人，是时大宋绍兴三年，大金天会十年也”的记载。甚至有只记宋年号而不载金年号的现象，如《海东福宁公主赠谥壮简墓志铭》中曰：“岁在癸丑，乃大宋绍兴二年(应为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庚辰，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八”。[11][p.274] 高丽人对金的不臣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再则，金丽关系的紧张和猜忌并没有因为高丽向金进献誓表而消除。天会九年(高丽仁宗九年，1131年)，金太宗曾率三万大兵到东京，高丽西北面兵马使马上向其朝廷报告，认为“其意难测”，高丽仁宗命台省、知制诰等官员上封事，陈述意见。当时，高丽派至金东京持礼使书状官崔逢深甚至说：“国家与我壮士千人，则可入金国，虏其主来献”[7][卷16]。次年金朝改南京路都统司为东南路都统司，治东京，目的就在于震慑、防范高丽.

　　金对南宋多年的攻掠并没有灭亡南宋，相反却将金拖入战争的漩涡，在内外交困之下，金熙宗确立了与宋议和的政策，并最终通过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议和完成了对宋政策的转变。这样“，整个东亚世界，随着这个条约的签订而趋稳定”。[11][p.276]高丽见宋金议和，金的东亚盟主地位已牢不可破，遂于是年“遣礼部侍郎权适、右司谏金永若如金贺上尊号”。次年，金正式遣使册封高丽仁宗王楷 “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高丽国王”，高丽正式奉行金皇统年号。[7][卷17]这标志着以高丽对金朝贡为主要内容的金丽宗藩关系的确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年)之后，宋金之间保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高丽与金的往来则更为频繁，而与宋的官方外交关系则断绝。至正隆六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六十万大军攻宋时，三国关系再次发生微妙的变化.

　　面对号称百万的金兵，宋高宗又开始推行“联夷以制夷”的自保之策，命宣抚司传檄文于契丹、西夏、高丽、渤海诸国，谕其出兵，共抗金人。[14][卷193]檄文虽未必传到高丽，但在一定程度上显露了宋主动联和高丽的意愿。不过，在完颜亮兴兵南侵的同时，金国内部发生军事政变，一部分女真贵族另立皇帝，金国内呈现二主并立的混乱局面。加之契丹趁机叛变，金丽之间的通路被阻，两国关系遂转为疏淡。与此同时，宋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绍兴三十二年(高丽毅宗十六年，1162年)高丽通过宋商侯林获知宋在对金战争中告捷及高宗御制完颜亮书图后，通过纲首徐德荣向宋表明欲遣使贺恢复疆土之意，但为宋拒绝，高丽试图改善宋丽关系的努力遂告夭折。不久，形势又发生变化，金世宗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一面与宋讲和;一面重新恢复与高丽的关系。大定二年(高丽毅宗十六年，1162年)，金派大府监完颜兴至高丽告即位，同年十二月，高丽遣金永胤、金淳夫如金贺登极。金丽关系得以恢复。此时，宋朝内部也有了变化，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孝宗即立，意欲恢复故土。次年，分道出击金兵，同时谋求联络高丽，派商人徐德荣到高丽，密赐金银盒二副，盛以沉香，以示拢络优礼之意。第二年，高丽遣赵冬曦等至宋，以报徐德荣之来也。但宋于符离之战中败北，对金主和势力大盛，又有反对高丽使节入宋之议，于是停止高丽使入贡。十一月，宋金隆兴和议完成，随着这一纸盟约的签订，宋金之间又得以维持六十余年的非战争状态，宋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完全断绝，高丽又与金恢复了正常的朝贡关系.

　　通过对南宋、金、高丽三国外交关系的考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宋金之间的和、战对东亚政治格局的构建起着主导作用，并对南宋的高丽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每当宋金战事迭起，出于结盟的需要，宋廷总会积极争取高丽介入宋金战争，宋丽关系也会一度密切。而一旦宋金和议完成，暂无战争之忧之时，宋廷多会放弃联丽之举，两国关系亦随之流于疏远。宋丽之间的关系在宋金之间战与和的演变下摇摆不定.

　　(二)实力最弱的高丽在宋金两强夹缝之间求生存，但也并非碌碌无为，任人宰割，而总能根据宋金关系的演变，在恰当的时机，以合适的策略最大化地维护自身利益。每当宋金战争频仍、战局未定之时，高丽总会与宋、金双方同时保持表面的和好关系，既不过分地疏远金朝，亦不无分寸地亲近宋而招致战争之祸。而一旦宋金议和完成，局势已定，高丽马上密切与强者的联系，断绝与弱者的官方往来.

　　(三)东亚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金也注意防范宋丽之间可能出现的联盟，以免遭南北两面夹攻之虞。金每有南下之意，总会首先解决与高丽的关系，为南下攻宋提供安定的后方;一旦宋金关系稳定，便全力经略朝鲜半岛。在与高丽交往中，金经常把对宋战争的战果晓谕高丽，以此威慑、压服高丽.

　　简言之，12世纪，女真崛起带动了东亚政局的剧变，东亚地区各种政治力量不得不重新组合。而新确立的以金为首的东亚地区格局也在影响和制约着宋丽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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