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新管理条例应用

 　　文章是一篇社会管理类论文，主要讲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和对策管理制度等等。本文选自：《中国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工作》办刊宗旨：引导社会舆论，指导社会生活，疏导社会矛质，督导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稳定，解读社会现象，追踪社会问题，参与社会实践，跟踪社会变迁。主要栏目：特别策划、社会、法制、论坛、时评、经济、国际、文化。

　　摘要：人民网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能够更好更快地获取与接受信息。近年,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增大,电视、网络等媒体的高速发展,唤醒了越来越多民众的维权意识与民主意识,新生代农民工经常被刻画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全社会自上而下的对弱者的保护意识不断提升,这加强了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也强化了他们维护自己权利的能力。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社会管理,管理政策,社会论文

　　一、现有研究回顾。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衍生出来的一类特殊群体,一般为“80”、“90 后”,他们具有农民身份却在城镇从事非农工作。正是由于其特殊身份,国内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格外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的概念始于 21 世纪初[1]; 2010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使“新生代农民工”首次成为官方提法。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失衡现状的描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因为自身的能力限制以及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使得这部分规模庞大的群体难以有效地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能力缺陷主要体现在知识文化水平较低、专业技术能力有限、生活观念城乡差异等方面; 制度设计缺陷主要体现在城乡户籍制度造成的歧视与壁垒、劳动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社会权利的缺失等方面。第二,对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失衡的社会影响分析。一是容易引发社会阶层冲突,甚至出现违法犯罪和暴力对抗等,给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隐患; 二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下降,进而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带给城市企业的人口红利下降。因此,外媒甚至引用国内报道,认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考验国家稳定”.

　　总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在近十年显着增多,如从社会制度变迁、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社会认同与社会排斥等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成因; 在对策建议方面,也多侧重于宏观理念性的宣传教育等。实际上,改变新生代农民工“边缘人”的弱势地位,促成其融入城市,除了从改善其生活、工作条件方面入手外,还需重视对其心理、心态进行调节与疏导,需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内部心态重构和外部制度改进两个方面入手。

　　二、内部因素: 期望与现实的背离。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与工作,普遍具有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镇居民的愿望,然而长期的事与愿违使其自我认同感降低,引发心态失衡。期望与现实偏离即需要偏离,这种需要偏离与社会要求背离的弧度越大,其社会心态失衡可能性就越大,由此导致的失范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就越高。这种主观认知的误区与心态调节能力的匮乏进而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部因素。

　　1. 融入城市的意愿与能力的背离。

　　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农村难回去,城市难融入”,而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能否进城返乡取决于农民工的能力与意愿,显而易见,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是没有务农经验的“农盲”,因此缺乏返乡务农的能力; 同时,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使他们能够更快地学习专业技能和接受新鲜事物,具备一定的在城市谋生的可能。因此,他们不希望也不能够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把返乡务农当作退路。

　　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明显区别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转移,而是要跳出农门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很强,其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也逐渐城市化,迫切渴望融入城市并成为城镇居民。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与城镇居民相比却并不具备优势,由此带来的住房、收入和社会网络等现实因素,使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这种对现代城市文明充满了期待却又融不进城市、回不到农村的窘境,导致其对自己身份作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时,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

　　2. 城市繁荣与自身境遇的落差。

　　改革开放以来,种种原因导致“先富没有有效带动后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导致社会分化严重,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的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城市越来越繁荣,农村越来越凋敝。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一方面见证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想要像城镇居民一样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 另一方面却仍从事着城市生活中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就业、收入、福利等待遇情况都不尽如人意。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刚刚踏入社会,既没有经历过农村的艰苦生活,也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其心理抗压能力较弱且情绪非常敏感,在面对上述境遇时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

　　相对剥夺感是指与其他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群体相比较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心理状态。当相对剥夺感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一些人就会采取负面行为以发泄不满或以此来改变现状,这也是导致社会失控与暴力犯罪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3. 维权意识复苏但法治意识淡薄。

　　在权益认知上,除了 25%的受访者选择看重工资,是否符合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存在拖欠,契合公众一贯认知外,新生代农民工关注的自身权益可谓五花八门。他们在务工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和老板、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在遭遇不公待遇时,他们会采取“直接找上司( 老板)理论”“寻求劳动部门帮助”等方式,还有部分农民工会采取“找记者”“在网上发帖”“找律师”等方式维权,极少数人会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选择“忍气吞声”.而与此不同步的是,他们的法治意识却依然淡漠,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喜欢追求直接的方式解决。

　　三、外部因素: 成本转嫁之痛。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失衡的外部因素来源很多,主要表现在社会转型与制度变革背景下城市社会的偏见与歧视、社会管理及保障机制不健全和社会支持系统不足等。

　　1. 偏见、歧视与身份认同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往往被视为“二等居民”,他们的权益常常被忽视,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福利保障,依然受到政策和情感的歧视。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也仍然阻碍着政府对农民工身份的制度认同。这种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使得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从而形成“新二元结构”和自我隔离,难以融入城市。

　　2. 社会管理及保障机制不健全。

　　从本质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的困惑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在农民工群体对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的同时,配套的社会管理机制却没有及时跟进。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尚未形成一个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住房等方面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福利,并且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还需要支付比市民更多的成本。诸多硬性的限制条件使他们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失去了现实可能性,从而产生了较强的过客心理,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及行为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新管理条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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