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文发表俄罗斯文学与艺术的共同底色

 　　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又和俄罗斯艺术的各个门类，如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俄罗斯文学与艺术不仅在题材选择、主题意蕴、形象刻画、表现形式等方面有着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而且呈现出彼此相似的美学风格，具有共同的基本底色：忧郁与悲凉。在俄罗斯文学中，从19世纪普希金的诗歌到契诃夫的小说，再到20世纪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都不难发现渗透于其中的忧郁、冷峻和凝重的特色。在俄罗斯绘画艺术中，同样可以看到那种广漠、悲凉和沉郁的风格。俄罗斯文学与艺术的这种统一的情调和底色，根源于俄罗斯民族生活在其中的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历史上相对滞后的经济状况和浓郁厚重的宗教情怀，这一切生成了这个民族的苦难体验、忧患意识和乡土情结。民族现代化转型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得这种感受与体验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文学艺术不仅由此而形成了其特有的精神文化价值，彰显出深刻的伦理意义，也锻造出它那特有的厚重感和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因此在整个世界文学艺术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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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俄罗斯文学冷峻凝重的总体特色

　　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只要它是成熟的，就必然呈现出与其他民族的文学艺术不同的某种总体特色，并因此而在世界文学艺术中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就是这样一种具有

　　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早在18世纪末期，俄国作家拉吉舍夫就在他的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中写道：“马儿拉着我飞驰;我的马车夫唱起歌来，歌声照例是凄凉而忧郁的。凡是熟悉俄罗斯民歌的人都会承认，在这些歌曲里包含着一种心灵的悲伤。几乎所有的民　歌，在基调上都是柔和的。…… 在民歌中你可以领会到我国人民的精神特点。”① 这种根植于民族精神性格中的忧郁的音调，渗透于俄罗斯作家的灵魂，内在地制约着作家们的气质、其作品的风格乃至全部俄罗斯文学的基调，决定了这种文学的底色和总体美感特征。19世纪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谈到俄罗斯诗歌的基本情调时曾经说过，这个民族的诗章往往散发着一种 “销魂而广漠的哀愁”，打上了这个民族长期苦难生活的印痕。别林斯基对普希金诗歌创作的基本特点所做的概括，则是 “明朗的忧郁”;他认为 “忧郁和惆怅”是普希金诗歌和声中主要的音响之一，它赋予这位诗人的歌行以恳挚、亲切、柔和与润湿的特色。在论及普希金 “过渡时期”的诗作时，别林斯基又指出：“普希金所特有的因素是主宰这些诗的一种哀歌式的忧郁。”② 当诗人更多地关注俄罗斯现实、关注俄罗斯命运时，在他的灵魂深处，更产生出英国诗人拜伦式的痛苦的沉思，并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逐渐成为庄重、忧郁、严厉、悲剧的诗人”③。诗人书写自己 “郁郁的思念”、“迷惘的徘徊”，表现 “别离的痛苦”、“沉郁的吐诉”以及 “预感、思虑、深沉的忧愁”，感叹 “凄凉的命运”和 “一去不复返的往日的记忆”。然而，普希金的忧郁决不是 “温柔脆弱的心灵的甜蜜的哀愁”，而且他从不沉溺于这种感情，这种忧郁 “消释灵魂的痛苦，治疗内心的创伤”④。可以说，普希金的忧郁是一种纯粹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情感的表现，也就是我们在聆听俄罗斯民歌是所能感觉到的那种抓住我们灵魂的东西。

　　普希金的后继有者莱蒙托夫的 “注满了悲痛和憎恨的铁的诗句”，集中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那个残酷的年代里俄罗斯人所共有的痛苦和忧郁，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普遍心绪。莱蒙托夫的名诗《沉思》(1838)中的诗句，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是用鲜血染成的;它们发自被凌辱的灵魂的深处：这是一个认为缺乏内心生活比最可怕的肉体死亡还要难受千万倍的人的哀号，呻吟!”而莱蒙托夫的 《邻居》(1837)一诗，则是 “像泪珠一般一声声流出的忧郁的、优美的歌声”，这是一种 “发自强大、坚实的灵魂的安详而温顺的愁怅”。⑤ 赫尔岑也认为，莱蒙托夫的沉思 “就是他的诗歌，他的痛苦，他的力量”⑥。如果说普希金的忧郁往往是一种 “明朗的忧郁”，那么莱蒙托夫的忧郁则更多地和痛苦与悲愤相联系，它同样参与了俄罗斯文学基本情调的构成。

　　忧郁与苍凉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基调，也是俄罗斯散文的底色。例如果戈理的作品，虽然充满着喜剧性的情节、幽默感和十足可笑的人物，但其实是一种 “含泪的喜剧”，也即作家运用了“以喜剧的形式写悲剧”的手法。作家善于发掘生活中和人们灵魂中可笑的东西，又能让读者的　笑迅速消融在悲哀之中，令读者在笑之后忧郁地叹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赫尔岑才把他的那部令人捧腹的讽刺杰作《死魂灵》(1842)称为 “充满一种深沉痛苦的史诗”。当年普希金在读过《死魂灵》之后曾感叹道：“上帝，我们俄罗斯是多么令人忧郁!”别尔嘉耶夫认为，“全体俄国知识分子这样叹息了整个 19世纪”⑦。在俄罗斯文学中，屠格涅夫也许是最有忧郁气质的作家。美国诗人惠特曼称他为 “高尚而又伤感的”作家，法国作家福楼拜则说他有着一种 “迷人忧郁”。这些评说都颇为贴切。作为一位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公民激情和艺术良心的作家，屠格涅夫在面对苦难的俄罗斯现实、目睹俄罗斯人民的不幸时，从他笔端奔泻而出的，就必然是一篇篇饱含忧郁的诗章。他善于以温情脉脉的笔调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牵动着一代代读者的心弦。他作品中的景色描写，也总是同人物的悲切、哀婉、缠绵的情绪交融在一起，带上了一种怅惘、柔弱的色调。他的大部分作品，往往都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气息，糅合起淡淡的哀愁，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艺术魅力。与屠格涅夫相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也被同时代作家称为 “‘阴暗的’现实的行吟诗人”，“歌唱 ‘寂寞的’人们的悲哀与苦难的忧郁的歌手”⑧。这种 “忧郁与苍凉”在 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获得了自然延伸，并具有了更为鲜明的体现。由于以往片面评论的影响，不少人都认为高尔基这位作家和 “痛苦”、“忧郁”无缘，其实不然。罗曼·罗兰这位身负重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人道主义作家在 1935年 (1989年首次发表)对晚年高尔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他没有能骗过我：他的疲惫的微笑说明，昔日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未死去，他依旧对自己的流浪生活眷恋不已。不仅如此，他还徒然地企图在他所参与的事业中只看到伟大、美和人性(虽然确有伟大之处)———他不愿看见、但还是看到了错误和痛苦，有时甚至是事业中无人性的东西(这是任何革命所难免的)。他痛苦，他要避开这种场面，他带着惊恐的目光向那些迫使他直面这种现实的人求饶。但也是徒然：在像高尔基这样的人的意识深层，任何时候也去不掉那些阴郁的景象。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是充溢着痛苦和悲观，虽然他并不显露自己的情感……”⑨ 这是罗兰在高尔基去世前一年访问莫斯科期间和他单相处50天之后写下的文字。近距离的观察，多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作为思想者和艺术家的敏锐嗅觉，使罗曼·罗兰走进了高尔基的心灵深处。体会到了他的心灵矛盾和精神痛苦，特别是他那种心里有话不能说的不正常状态。这是高尔基真正的精神心理状态;当然，这种 “痛苦”和 “忧郁”更集中的艺术表现，是在高尔基留下的一部部作品中。

　　20世纪初的大诗人勃洛克，同样是表达忧郁的杰出歌手。如他的组诗《祖国》中有一首《暗淡岁月里出生的人们……》(1914)。诗中写道：“暗淡岁月里出生的人们，/不记得自己的道路。/我们———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儿女，/却什么也不能忘记。”⑩勃洛克这首诗发表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儿女”成为在俄罗斯历史大转折年代命运受其影响、制约的那一代人的共同指称。勃洛克本身也成为那一代人的崇拜者。许多年后，诸多崇拜者之一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日瓦戈医生》(1957)中，就侧重描写了一批 “男孩和女孩”——— “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儿女”，着重表现了他们在那个血与火的历史变动年代的复杂体验与必然命运。尤里·日瓦戈的同学、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冬妮娅·格罗梅科，是出身于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年轻女性。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她就和自己的家人及同时代人一起遭遇了战乱、迁徙、分离和流亡之苦。当冬妮娅的伯父尼古拉·格罗梅科就要随着一批著名社会活动家、学者和教授被驱逐出国，而她和自己的父亲、孩子作为其亲属，同样也要被赶出俄国时，她给还不知身在何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倾吐出自己的心声： “让我给你画个十字，为了我们无休止的分离，为了各种考验和茫然的相见，为了你将走过的十分漫长的黑暗道路……”瑏瑡 这是冬妮娅在私人信件中向着命运和造成这种命运的时咨询服务出的微弱之声，有如喃喃的祈祷。这一形象是在革命前的高雅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女性遭遇突如其来的历史转折和生活变故的生动艺术写照。她的纤弱、克制和不设防的个性特点，她那水晶般的心灵，本身就构成对俄罗斯恐怖时代的无声的抗议。

　　“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玛托娃 (1889—1966)是以她的那些隽永含蓄、余未无穷的爱情诗步入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坛的，然而，只是在她创作了像《安魂曲》(1935—1940)这样优秀的、表达民族苦难的长诗时，她才得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之一。在这部长诗中，女诗人经由自己个人的悲剧性倾诉发出了民族与人民的心声： “亿万人民通过我呐喊呼叫，/假若有人堵住我苦难的声音，/但愿在我被埋葬的前夜，/他们仍然会把我怀念。”瑢瑏 诗人个人的不幸与民族的苦难融为一体，使这部长诗成为20世纪俄罗斯民族命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写照。

　　无独有偶。另一位流亡国外的女诗人季·沙霍夫斯卡娅，在远离祖国的之后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俄罗斯是痛苦，是飘泊的忧愁，/是怎么也无法消解的渴求，/是被每个人抓住不放的/一把温暖的骨灰，一?沙土。”瑣瑏女诗人以真诚的歌哭，喊出了一代流亡者的心声，也无可争辩地表明忧郁与苍凉、冷峻凝重的风格特色渗透于整个俄罗斯文学。

　　二、俄罗斯艺术悲凉沉郁的主导风格

　　与俄罗斯文学冷峻凝重的总体特色相一致，包括绘画、音乐、戏剧等在内的俄罗斯艺术各门类，也呈现出一种沉郁苍凉的主导风格。这里我们仅以绘画为例，简要地谈一谈这种艺术风格的体现。

　　从19世纪画家列宾的风俗画到萨符拉索夫、希什金、瓦西里耶夫和库茵芝的风景画中，就不难看出这种沉郁苍凉、散发出 “淡淡的忧伤”的艺术风格。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风格更为鲜明地体现在诸多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中，如伊·列维坦 (1861—1900)的绘画创作。列维坦是俄罗斯绘画史上被称为 “后期巡回展览画派”的那一批画家中的一位代表。他的著名画作《弗拉基米尔大道》(1892)，展现的是俄国流放者去西伯利亚的一条必经之路。列维坦强调了这条道路的漫长感。画面上，路旁十字架边徒步旅行的女子暗淡的身影，在阴沉的天幕上游移的云块，和在左边地平线上隐约现出白色的小教堂的轮廓，彼此之间似乎并无什么斩不断的联系。但这样的构图却使整个画面一下子被广漠、寂寥而单调的平原的巨大空间所占满，而画面中的人则好像是这种没有尽头、没有声息的空间的默默的牺牲品。这幅被称为 “历史风景画”的作品，真切地表现出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民的沉郁、压抑的心情。

　　列维坦的另一幅著名画作 《永寂之上》(又译 《在墓地上空》，1894)，在经由景色描绘来表达特定的思想情绪方面，与 《弗拉基米尔大道》十分接近。画面显示：铅灰色的乌云低垂在岑寂的湖面上方，湖水及四周的一切看起来都陷入凝固、死灭之中，只是从画面下端露出一小块土地，那里有着墓地、教堂小木屋和被一阵风吹斜的树丛。画家似乎把人们带到了大地的边缘、死神统治的王国。整个画面建立在明暗相间、依次交替的色调配置上，主要以线条描画出对象的轮廓，犹如一幅剪影，而较少给人以立体感、可触摸感。这种手法对于列维坦来说不大具有典型性，而是接近于现代主义绘画风格，但就其传达出俄罗斯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解和体验，对于表现俄罗斯的精神气质而言，却同样具有艺术典型性。

　　再看 “后期巡回展览画派”的另一位画家阿·阿尔希波夫 (1862—1930)的创作。他最早的优秀作品 《在奥卡河上》(1890)、《流冰》(1895)和 《归途》(1896)，都是表现乡村生活的。画家以流畅、奔放的笔触，展现了辽阔的大自然景色，传达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在 《归途》一画中，画家运用了他所擅长的画人物背影的方法，观赏者所看到的是在草原上向前行驶的马车的背后，驭手显然是一个赶路回家的农家孩子;草原上平静如水，曙光初现，令人想起契诃夫的小说《草原》所描绘的大自然景象。欣赏这幅画作，一种隐隐约约的、混杂着失落、忧思和留恋的复杂情感情绪，便不免油然而生。20世纪初期，在俄罗斯北部的旅行为阿尔希波夫的绘画带来了新的题材。他以大胆的抒情笔法描绘北方乡村的景色，连续完成《海滨》、《解冻》、《雨后》等画作。画面上出现的往往是铅灰色的河岸、湖畔的房舍，显示出画家在色彩运用上的积极探求，更透出一种难言的忧伤与惆怅。

　　与上述两位画家不同，谢·伊万诺夫 (1864—1910)的绘画几乎以从一开始就和社会主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注意表现社会矛盾，更多地是把目光注向普通人民，其画作充满着悲伤、痛苦和画家对不幸者的同情。在他早期的一组以移民生活为题材的绘画中，最著名的是《在路上：移民之死》(1889)。由于没有土地而被迫举家迁徙的农民，往往因为无法在异乡生存下去又走回头路，结果在途中即悲惨地死去。伊万诺夫在他的画作中以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笔触描绘出这一悲剧景象。干涸的草原，灼人的阳光，躺在地上、盖着床单的农夫的尸体，完全陷入绝望的农妇，他们的还没有意识到眼前悲剧的小女儿，车辕翘起的四轮马车，散乱在四周的零碎的东西，一切似乎都消融在充满周围空间的无边的静穆中。这种 “静态”悲剧场面 (相对于描写悲剧性事件的 “动态”悲剧场面而言)的描摹，在伊万诺夫后来的画作中获得了发展。

　　上述 “后期巡回展览画派”的三位画家的绘画创作，虽不能代表全部俄罗斯绘画艺术的成就，却很有代表性映现出俄罗斯绘画的基本风格。事实上，在19世纪以来俄罗斯大量绘画作品中，无论是风景画、风俗画，还是历史题材、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我们都不难看到那种苍凉沉郁的主导风格。

　　三、风格形态所表征的精神文化内涵

　　俄罗斯文学与艺术的这种以冷峻凝重、沉郁苍凉为总体特色的主导风格，其形成既和俄罗斯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相联系，又是俄罗斯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行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必然显现。正如作家屠格涅夫所感受到的，他所置身于其中的是 “长期忍苦的故国———俄罗斯人民的国土”。但是，俄罗斯民族没有在这种苦难面前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而是培养了一种对互为表里，彼此交融，造就了俄罗斯人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文学与艺术正是这种精神心理特点的形象表达。正如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文学不是产生于令人愉悦的创造力的丰盈，而是产生于个人和人民的痛苦和多灾多难的命运，产生于对拯救全人类的探索。而这就意味着，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的。”瑥瑏宗教、形而上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作家们没有停留于文学领域，而是超越了文学的界限，将艺术创作的热情转化为创造完善生活的热情。关于生活的意义、关于从罪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一直占据优势地位。别尔嘉耶夫无疑是准确地把握到了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

　　家国不幸诗人幸，民族的苦难与摆脱这种苦难的追求，积淀为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独特的忧患意识，由其所孕育的俄罗斯文学便具有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为人生”的主导意向和强烈的使命意识。俄罗斯作家的怀疑精神、叛逆性格和批判眼光，使他们往往难以避免被捕、监禁、流放和苦役的命运。正如赫尔岑所说：我们的全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殉道者的史册，放逐者的列传。这是以沉郁和苍凉为底色的俄罗斯文学与艺术的精神文化内涵之一。

　　俄罗斯文学与艺术所呈现的沉郁苍凉的底色表征出的另一重要的精神文化内涵，是这个民族的乡土情结，也即俄罗斯人对故乡、土地、生活和生命的珍惜与依恋。俄罗斯人对流浪的迷恋，但流浪却不是他们的归宿。流浪生活既使他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体验苦难，又使他们得以从远处回望家园，其乡土情结在回望与比照中得到升华。处于流亡状态的俄罗斯人，在回首往昔、怀念故土时，特别能够体验到俄罗斯文学所蕴涵的那种和整个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灵魂血肉相关的

　　东西。1930年代后半期，流亡诗人、哲学家和批评家伊万·伊里因曾在柏林、里加和苏黎世等地做过题为《俄罗斯诗歌中的俄罗斯》的演讲。伊里因指出：俄罗斯诗歌史表明，对祖国的眷恋、牵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忧郁，是俄罗斯诗歌的基本主题。它不是表现为对俄罗斯大自然与日常生活的渴望，而是表现为对她的一种斩不断的精神联系。“俄罗斯诗歌像是祈祷，像是歌唱”，它歌唱的是自己的心曲。世界上未必有哪一个民族的诗人，能够像俄罗斯诗人一样，同时又是

　　“民族的先知和智者，民族的歌手和乐师”瑦瑏。俄罗斯诗歌融入俄罗斯大自然和俄罗斯人的灵魂中，参与了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诗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感受着俄罗斯，叙说着俄罗斯，体验着她的历史和命运，她的全部痛苦与欢乐，爱与恨，悲伤与热情。俄罗斯诗歌即是俄罗斯心灵的产物，俄罗斯心事的流露，全体俄罗斯人民的心声。伊里因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于俄罗斯诗歌的理解和热爱，同时把净化心灵和树立对上帝之信仰的希望寄托于诗歌。

　　20世纪 60至 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苏联社会日益城市化，千百万农民离乡进城，传统的 “农民的俄罗斯”渐渐走向消亡。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散文”的创作出现了繁荣，舒克申、拉斯普京等，是这一领域最有成就的作家。瓦·舒克申 (1929—1974)在他的中篇小说《红莓》(1973)中关于俄罗斯土地和乡村的描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乡土的热爱之情，而且构成善良的俄罗斯母亲和淳朴的俄罗斯道德风尚的象征性意象;对待俄罗斯土地和乡村的态度，成为检验主人公心灵与道德水准的标尺。“农村散文”创作领域的另一位代表作家瓦·格·拉斯普京 (1937—2015)，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描写了西伯利亚人的伦理关系和道德面貌，由此而严峻审视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特点及其在当代的演变，同时发出了保持民族文化心理传统中那些美好的东西的呼吁。在中篇小说《为玛丽娅借钱》(1967)、《最后的期限》(1970)和 《告别马焦拉》(1976)中，作家在谴责那种忘恩负义、忘本忘根、对故土家园没有感情的道德蜕化现象的同时，又表现了对于那些保留着民族传统美德的老一代农民的深深敬意，表达了对于故乡一草一木的无限眷恋之情。俄罗斯文学与艺术映射出千百万民众面对时代变动的复杂情怀，对故土的眷恋、牵挂和无尽的忧虑，既表征出对当下处境的愁绪，也涵纳着对历史的反省和对未来的瞩望，以及回归生命原点和重建精神家园的渴求。

　　由此可见，由于近代俄罗斯历史步履的艰难与沉重，由于俄罗斯民族和人民多舛的命运，由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以及他们自身的困厄与痛苦，俄罗斯文学艺术的主色调决不是明快与乐观的，其底色是冷峻凝重、沉郁苍凉的。一代代俄罗斯作家、艺术家们所吟唱的，大都是一种忧郁而悲壮的旋律。俄罗斯文学和艺术沉郁苍凉、冷峻凝重的总体特色，不仅使它拥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特有的厚重感，而且由于这种特色而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审美价值层次，甚至构成了俄罗斯灵魂、俄罗斯精神生活的鲜明特点，成为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别具一格的精神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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