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与胡适自由思想比较散论史学论文发表

 　　潘光旦与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对自由问题都作过许多意蕴深刻、引人深思的论述。在自由的意义、自由与容忍、自由与民主、自由是不是天赋人权等问题上，他们有着比较相似的看法，但在如何看待个人主义，如何争取个人自由，以及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关系等方面又有着不小的差异。深入比较研究潘光旦和胡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和而不同，并立相容”的自由思想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复杂性。

　　《史学集刊》创刊于1956年，是全国历史类核心期刊。创刊近半个世纪以来，本刊一直秉承“传播学术薪火，弘扬历史文化”的办刊宗旨，发表了大量学术精品，提携了大批优秀学人，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在全国历史、地理类期刊中，本刊发表论文的被转载量一直居于前列，许多教育科研单位都把《史学集刊》的论文列为核心期刊成果。

　　社会的发展中有着无尚的价值。潘光旦和胡适都属于自由知识分子①，他们都高度推崇自由的价值。潘光旦说：“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个人要自由，社会也要自由。”又说：“唯有自由的生命才能比较长久的保持它的活力，个人如此，社会也是如此。”②他阐释说，从个人的角度看，“人人有发展的欲望，才力比较优异的分子更有完成自我而为人群致用的要求。满足这种欲望与要求的场合当然不能由别人来规定安排，而必须由自己来规定安排，自己的要求，只有自己最明白，别人无论如何体贴，如何设身处地，总有几分隔靴搔痒，何况别人又未必能体贴，甚至于名为体贴我，而实际上则专为他自己或他所隶的小群谋权势地位的巩固与扩大呢?”③从社会的角度看，“一般的自由，包括很基本的信仰自由在内，确乎是文明进步的一大动力。”④他检讨美国强盛的原因，指出：“美国民族的伟大，是由于他们是移民。”“他们对于自由的爱好，可以说是身心天性中的不可须臾离的要求。‘不自由，无宁死’是端为这一类的人说的。”自由在美国的社会发展、进步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信仰的自由与自由的信仰是美国民族所由强大的一个缘由”。美国的发展起初是爱好自由的人“发挥了自由的信仰与创立了自由的制度”，然后是这种信仰与制度“转而维持与培植爱好自由的人”。这样，美国社会“自由的人文环境，其程度远在其它民族的人文环境之上”。⑨因此，可以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美利坚，就没有美国民族持续的兴盛与进步。

　　胡适也非常强调自由的意义。他说：“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⑥他认为专制制度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⑦一个社会限制了人的个性，也就从根本上妨碍了人“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⑥自由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因。“盖人类进化，全赖个人之自荩。思想之进化，则有独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进化，则维新革命者之功也。若人人为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独立自由，则人类万元进化之日矣。”⑨“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国家是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的。”④正是因为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社会自由具有统一性，所以胡适喊出了他那振聋发聩的口号：“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⑩

　　自由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如表达自由、信仰自由、身体自由、通讯自由、迁徙自由等等。在各种自由中，胡适特别强调信仰自由与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 如果没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天文物理化学生物进化的新理论当然都不会见天日，洛克、伏尔泰、卢骚、节浮生，以至马克斯、恩格尔的政治社会新思想也当然都不会流行传播，这是世界近代史的明显事实。”⑩

　　胡适在美国留学多年，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文化“神往之至”。和潘光旦一样，胡适非常看重民主自由对于美国革新与进步的重大意义，“五十年来的美国，是以社会的制裁，政治的制裁，和社会的立法，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以大量生产建立了工业化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制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无贫富之悬殊，作同等的享受，用不着革命(也不会有革命)而收到革新的效果。”⑩不仅如此，胡适还认为，以英美为发祥地而兴起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大方向”，“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的目标，一个最明A的方向。”⑩所以，“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①

　　西方启蒙思想家洛克等人曾根据自然法以及社会契约论的精神提出“天赋人权”的学说，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果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之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③“天赋人权”理念的提出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有效地满足了早期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斗争要求，而且还为此后广大人民要求实现和保护自己的自由、生命、财产、追求幸福的权利提供了重要依据。换言之，人权的实现程度成了民众判断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重要依据，而这又为推动政治理念的现代转型开创了重要条件。众所周知，在人类近代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都是基于“天赋人权”这一神圣理念而草创的。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天赋人权”理念提出的重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待和分析这一概念。毕竟“天赋人权”思想的提出是基于自然法以及社会契约论这些“虚构”、“假设”理念之上的，“严格地说，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都只是理论上的虚构，它们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严格的科学证明。”④潘光旦与胡适都很看重自由之于人类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都不相信有什么“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平等”之说。潘光旦说：“个人的自由不是天赋的，是人为的，不是现成的，是争取的。以前西方的政论家认为自由是天赋人权之一;究竟有没有所谓人权，此种人权是不是由于天赋，我们姑存而不论，我们只承认人既不同于普通的飞走之伦，便不会没有自由的企求。”他认为天赋人权说至多只是表明人类

　　·潘光旦与胡适自由思想比较散论·

　　有要求自由的潜能，“要潜能变成动能，而发生实际的效用，却终须人工的培养，人工的培养就是教育。”⑤胡适虽然终生服膺西方的自由主义，但他也对天赋人权说持否定态度。他说：“自由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⑥ “从前讲天赋人权;我们知道这个话不正确。人权并不是天赋的，是人造出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一个理想，不是天赋的。 在某种社会上，人如果没有力量保护自由，专制的人可以把你的自由夺去。我们过去经过很多年的专制社会，那时我们的自由权利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渐渐明白民主自由都不是天赋的人权，是人慢慢感觉到自己的尊严，人是有价值的，人格是宝贵的，慢慢的才自己感觉到某种权利与他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有了某种权利，才能使得他的教育完整，发展他的聪明才智人格道德。”⑦

　　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别，加上近代实证主义思维的影响，天赋人权说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市场，严复、章士钊、孙中山、胡适、罗隆基、潘光旦等都对天赋人权论持否定态度。1912年，章士钊直言：“天赋人权乃十八世纪不可通之旧说。”⑧1914年，严复曾专门撰写《民约平议》一文批驳卢梭的天赋人权说。⑨1924年，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说中指出：“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自由，“从教育的立场看，惟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治环境，始能孕育真正自由或通达的教育，而从政治的立场看，惟有真正的自由或通达的教育才可以造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二者实在是互为因果的。”③胡适主张通过制定法律、实行法治来保障人权，“民权的唯一保障是法治”④;“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⑧他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⑥

　　近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启蒙思想时，把自由、民主与天赋人权割裂开来”，导致了“近代生命理念的缺失”，“造成了近代启蒙思想的弱化和转向”⑦，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潘光旦：“我容忍人，人即自由。人容忍我，

　　性规约上，更体现在人我之间“内在自觉”的约束上。如果说法律规定的每个人的权利界线是外界的、刚性的约束，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信条就是内在的、柔性的约束。后一种约束是建立在个体道德修养和内在自觉上，其适用的范围不仅比前者要广，而且是前一种即法律所规定的刚性的约束得以推行的前提。没有每个个体自觉的自我约束，要完全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和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是因为成本大、代价高;二是因为法律再多、法网再密，也会有漏洞、死角;三是因为立法者和执法者都是人，他们被法律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如果他们缺乏道德，不能够自我约束，法律就会成为他们欺压人民、为非作歹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法网越密，人民身上的枷锁越多，权利被侵害得越多。

　　胡适不仅认同自由需要容忍，而且还更进一步提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论断。他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⑩“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的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会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情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自由，这便是容忍。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当然有他信神的自由。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一旦当权就要禁止一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残杀‘异端’一样的不容忍了。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

　　结语

　　胡适和潘光旦都曾留学美国，深受美国自由文化的熏陶，认同西方自由文化的基本内核及其进步性。这是两人在自由思想的主要方面或大原则上有较多共识的重要缘由。

　　胡适和潘光旦都接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两人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都很深厚，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学贯中西、博晓古今”的思想大家。但潘光旦与胡适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完全一致的。潘光旦的态度是欣赏，他力图以中释西，比如他以中庸释自由，强调自知与自胜是一个人实现自由的前提，等等。通观潘光旦的文章，可以发现，他引述中国的古语、古籍很多，西洋的东西不能说没有，相比较而言，所占的成分比较少。刘绪贻说：“潘先生读经太多太久，中了儒学的毒。”⑥这是一针见血的看法。潘光旦想打通中西，实现中国儒学的新生和创造性转化，这个目的是好的，但他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有许多根本性的缺陷，比如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等现代思想资源不足。他在其中浸润太久，渐渐走上以西学为儒学辩护的路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胡适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喜欢征引中国文献，以求中西文化能相互印证。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还提出过“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建设主张。但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持批判态度。他说自己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为了捉妖、打鬼。“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所谓整理国故，就是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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