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的全球解决方案与国家利益社会学论文发表

 　　老龄化通过影响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尽管老龄化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但由于各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起点和发展程度不同，从而为在开放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在比较优势理论驱使下加速跨国流动提供了现实基础，此举可称为老龄化的全球解决方案。

　　《人口与发展》1994年创刊，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兼有的综合性人口学刊物。本刊物被列为首届中国中文核心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还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4)选用为来源期刊。论文百事通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需要，扩大学术交流渠道。

　　该方案给各主权国家带来的利益和冲击却是非中性的，主要体现在：国际劳动力流动改善流入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而使移出国的老龄化加剧;国际资本流动提高流出国资本收益而可能加大资本流入国的金融风险;大规模移民减少了移出国的战争可动员人数从而威胁国家安全，并且移民与移入国居民之间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可能上升为国家之间的冲突。

　　两种生产的理论，即“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物、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两种生产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提供物质条件，而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又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由此可见，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影响生产而影响经济增长，也在于通过消费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分析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同时关注这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从生产和消费两个层面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索洛(solow)模型[2]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典模型，认为产出决定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水平，总量生产函数采用Y=F(K，AL)的形式，其中，Y、K、L、A 分别代表产出、资本存量、劳动力和技术水平，A 也常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假设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分别为n 和g，储蓄率和折旧率分别为s 和 δ ，则有效人均资本积累方程为：k(t)=sf(k (t))-(n+g+ δ )k(t)。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总资本与总产出均以固定速率(n+g)增长，而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均以技术进步率g 增长。其他条件不变下，储蓄率s 增加将导致稳态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增加，而人口增长率n 增加则导致相反的结果。

　　结合马克思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和索洛模型，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供给侧的考察包括对所有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水平这三种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而对需求侧的影响则主要反映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之中。具体表现在：

　　老龄化对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以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设经济中的总人口数、老年人口数和劳动力数量分别为N、LR、L，则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α =LR/N 称为老龄化率①，有L=(1- α )N，由此可求得劳动投入对老龄化率的弹性为- α (/1-α )，因老龄化率 α 必为小于1 的正数，则劳动投入对老龄化率的弹性一定为负数，意即劳动投入随着老龄化率的上升而下降，老龄化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劳动投入数量降低 α (/1- α)个百分点。所以，在经济增长中考虑老龄化因素后，在人口总量一定的经济中，老龄化率上升在生产层面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首要的冲击就是降低劳动投入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劳动投入增长。

　　老龄化降低资本投入。从索洛模型的资本积累方程 k(t)=sf(k(t))-(n+ g+ δ)k(t)中，可考察到人口老龄化对资本积累的影响。给定初始资本投入量和折旧率，并为简化起见暂时忽略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则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数量取决于储蓄率 s 和可用于投资的产出的大小。

　　对于储蓄率而言，由于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消费行为不同，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口的储蓄率不同于劳动力的储蓄率，即，储蓄率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可能出现异质性，从而储蓄率s 可能出现不同的情况;对于产出而言，忽略未成年人口时，经济中的总产出Y(t)全部分配给老年人和劳动力，分别表示为YR(t)和 Y(Lt)，引入老龄化率 α 和养老水平系数θ ②，则总产出为：Y(t)=Y(Lt)+ αθ Y(t)[3]，考虑到老年人的消费行为不同于年轻人，则可用于投资的产出也不一定等于经济中的所有产出。因而储蓄率和可用于投资的产出这两方面都有可能发生改变，从而改变资本积累。具体来讲：

　　若假定老年人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而不再进行储蓄，则可用于投资的产出部分仅是Y(Lt)，设

　　劳动力的储蓄率为SL，则此时的资本积累方程为：

　　K· =S 1- αθ Y -

　　(t) (L )(t) δK(t)，则老龄化起到降低投资增长的作用。

　　但是，若考虑代际转移(遗赠动机)以及人无法预知自己寿命的长短，而且通常的行为是对自己的寿命有乐观的预期，从而并非将自己年老时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而是将相当部分用于预防动机的储蓄，同时考虑到老年人群的消费进入下降轨道从而对年轻时的储蓄可能动用较少[4]，则就不能简单地剧烈动荡，加剧宏观经济波动风险，不利于经济增 长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但其所带来的对具体国家长。而且，由于存在巨大的就业调整成本，不完全 利益的影响却是非中性的。主要体现在：国际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比在与完全竞争的劳动 动力流动改善流入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而使移出国力市场下规模更大的国际资本流动，[8]从而给资本 的老龄化加剧，更多地是增进流入国的福利而损输入国带来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害流出国的福利;国际资本流动提高流出国资本

　　(三)大规模移民①可能威胁移出国的国家安全 收益而可能加大资本流入国的金融风险;大规模移并导致与移入国之间的冲突。 民减少了移出国战争可动员人数从而威胁国家安对于国家安全来讲，老龄化带来的首要问题就 全，并且由于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冲突的存在，可能是战争可动员人员的减少。尽管伴随着高科技的 引起移民与移入国居民之间的冲突并上升为国家发展，当代战争出现了兵员动员量、直接参战人数 之间的冲突。和死亡人数相对下降的趋势，但与战争动员相关的其他类型人员的数量实际上在上升。

《老龄化的全球解决方案与国家利益社会学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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