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居类设计理论下的建筑实践探究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建筑施工论文
发布时间：2018-09-29浏览：50次

　　当今文化的时代主题是融合与发展, 现代建筑设计需要在应对全球化与国际化影响的同时保持建筑特有的个性。随着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 各区域的城市印象、建筑风格趋于相似, 城市建筑受到现代化建筑风格不同程度的冲击, 传统地域文化及民族文化因此承受着巨大的挑战。我国建筑学术界对于借鉴国外建筑设计经验过程中盲目模仿所造成的“方盒子建筑”泛滥现象进行了反思, 就此开始了将传统民居研究与当代建筑创作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民族化创作之路。与此同时, 国外建筑师相继提取我国独有的传统民居建筑范式, 并将设计灵感运用到其建筑作品之中, 获得了不菲的成果。

城市建筑

　　《城市建筑》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住建部指导的一本建筑行业核心杂志，本刊由中国建筑学会、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创办。国际刊号ISSN：1673-0232，国内刊号CN：23-1528/TU。邮发代号14-23。本刊为半月刊。在国内外建筑界影响深远。

　　1、类设计理论的产生及形式特征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传统民居研究发展的兴盛阶段。在探索过程中, 当代建筑设计对传统民居设计理念的借鉴从一开始的模仿和传统元素符号的单纯堆砌, 逐渐演变为注重传统民居建筑空间场所精神的营造, 是由“形式”到“神似”过程探索。类设计的产生以时代进步与社会需求为前提, 是当代建筑传统的延续和创新的设计方法, 也是一种设计模式 (图1) 。对于种类繁多的传统民居形式而言, 必须通过去粗取精, 批判地再生, 从而在建筑设计的创新中得以再现。类设计建筑的形式特征传承了传统建筑文化的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特质, 二是建筑特征。前者是传统建筑文化的共性, 具体反映了民族文化及时代性特征。后者是建筑的个性, 不同的传统建筑有着迥异的特征表现。两者紧密联系, 并共同依附在建筑这一载体上。

　　2、类设计理论下的建筑实践研究

　　类设计理论在传统民居建筑研究的基础上承运而生。类设计建筑的设计模式及与之相关的国内外学术研究, 如地域主义、建筑类型学、建筑符号学、场所精神等理论, 为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可以从更深层次来解读类设计范式。国外建筑界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建筑类型学对于类设计有着指导意义, 着名建筑理论学家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中阐述了建筑类型学这一观点。类型学的设计方法是首先通过简化、抽象与还原现实建筑形态, 得出建筑原型。其次通过对建筑原型的归纳分类, 将其图式化以发现变体, 进而寻找出原型与变体之间的共同要素。最后, 根据这些要素的内在结构进行变化和演绎, 延伸出多样而又统一的方案, 并且与历史文脉、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建立内在联系。传统民居建筑作为类设计建筑的原型, 继承了民居的特征以及经验。传统民居的特征主要来源于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 民居的经验则来自于地方的自然环境与气候地理条件。就类设计理论而言, 类设计模式正是出于对动态的传统文化更新与发展和富有地域特色以及场所精神的创造这些方面的思考, 提供了如何联系时空性与地域性的一种实际可操作的方法, 是一种有机延续的地域主义思想观。随着时代的发展, 许多当代优秀的建筑作品也充分体现出这种类设计模式的思想。

　　2.1、适应气候条件的类设计实践研究

　　福建泉州、龙岩等地, 分布着大量外形独特的土楼民居, 除土楼建筑所具有的防御功能外, 其形式的独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气候通过温度、湿度、光照和降水等方面对建筑进行影响而形成。《孟子·滕文公》亦载“下者为巢, 上者为营窟。”我国古代所记载的这两种原始建筑形式反映出建筑最本质的存在目的乃源于自然环境及气候条件。因此, 福建土楼建筑的形式、工艺以及材料与当地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传统土楼民居以内院为核心, 充满向心性与领域感, 空间结构为通廊式双环楼的内院与天井相结合, 采用木构架和夯土墙, 檐部深远呈双坡屋面状, 土楼民居共用内墙, 外墙开窗。“资源型生态圆土楼”是蔡济世先生对通廊式多环圆楼的一种空间模式改造。其类设计造型特征提取于永定“承启楼” (图2) 和漳州“锦江楼” (图3) 。资源型生态圆土楼延续了以内院为核心的格局, 在空间功能组织的处理上, 通过重组整合为现代居住单元 (图4) , 在建构技艺的传承上, 继承了传统土楼民居以夯土墙承重的做法。“资源型生态圆土楼”模式在空间组织与构筑上延续了土楼的地域性文化生态效果, 是“类土楼”建筑设计模式的探索, 尤其是对于实现民居生态化的许多途径值得借鉴与推广。但总体来说, 这种“资源型生态圆土楼”模式在缺乏商业运作下很难实现大规模集体住宅的建造, 应因地制宜有选择地采用。

　　2.2、结合地理环境的类设计实践研究

　　地理学家认为“文化产生于自然景观”。陈慧琳在《人文地理》中提到:“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 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是人类文化系统形成与发展的基底, 社会文化环境推动文化系统演进发展, 文化影响人们对地理环境产生的作用, 并使地理环境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里弄”是中国传统城市民居建筑形式, 同上海近现代生活方式共同历经一百多年, 是我国民居建筑中占地比例最高的历史建筑类型, 构成了城市特色肌理及风貌。里弄建筑可划分为花园里弄、公寓里弄、旧式里弄以及新式里弄四大类型, 其空间布局紧凑, 注重通风、日照环境因素, 符合上海具体地理条件。特别是连接里弄住宅与过街楼形成了“弄堂”半封闭的交往空间, 促进了邻里间的交流互动, 形成了上海独特的历史记忆, 满足了上海居民对于“归属感”的心理需求。

　　朱文一先生的“绿野·里弄构想——人与自然的对话”在上海住宅设计国际竞赛中脱颖而出 (图7) 。方案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本”, 充分考虑了上海地理环境及气候特征, 在空间的功能组织上延续了传统民居中的“里弄”跃层式空间结构, 采取“动静分区”布局。“绿野里弄”带来了最具“诗意的栖居”, 体现其具有传统里弄“类设计”特色的跨世纪居住小区的里程碑形象。

　　2.3、延续历史文脉的类设计实践研究

　　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建筑文化内涵可以追溯到以墨子“弥异所”为代表的传统空间观。《墨子·经上》说:“守, 弥异所也”, “宇东西家南北”, 在空间中, 墨子赋予“家”优越的地位。中国传统四合院与“弥异所”观念相呼应, “家”转变为实际理论社会中伦理意义上的“家”。从空间的组织构成上来看, 四合院是一种以墙为边界、富有领域感的空间, 封闭式的空间特征映射了传统居住文化中内向、平和的居住方式。

　　吴良镛先生主持设计的北京菊儿胡同改造工程是国内较早探索传统民居空间的范例, 是从空间的角度对地方民居与当代住宅群组设计相结合的类设计作品 (图8) 。菊儿胡同住宅组群是建立在“有机更新”的城市发展理论下的研究分支。在城市空间肌理上, 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通过对传统民居建筑显性的符号以及隐性的空间秩序的排列组合, 达到“新”与“老”的互文对话。在空间布局上, 菊儿胡同将北京传统民居“四合院”的居住形式与单元相结合, 组成了新的居住基本单位。此外, 在民居建筑形式上, 融合了江南传统民居的黑白色调, 给北方民居带来了水乡的婉约秀丽 (图9) 。“有机更新”理论的包容性, 一方面推动着以传统民居为原型的当代建筑设计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另一方面也探寻出了类设计建筑中传统的文脉延续的类设计方法, 实现了“京范儿”传承的绵延不绝。

　　3、传统民居类设计理论实践评析

　　类设计作为一种设计手法, 是当代住宅设计对传统民居形式的表征及内涵意义的“再现”。传统民居类设计理论的本质就是让我们在延续传统民居精髓将建筑由“旧”到“新”的演进过程中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建筑设计方法。上述类设计方案都是在传统民居类设计理论的基础上对当代建筑的类设计尝试, 都应该予以肯定。基于这些建筑创作背后的反思, 我们能够发现类设计建筑外部和自身内部的局限性。受地区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影响, 这种以传统民居为原型的类设计建筑的分布和发展并不能完全展现。类设计建筑创作本土语言的匮乏导致地区发展差异较大, “类”与创新的权衡以及新技术的缺乏是我们所要关注的, 在探索中还应该充分关注东西交流的新状态, 以及理性建设时代的应对。通过一系列当下类设计建筑师作品的分析和综合对比, 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认清这些建筑的初步探索, 虽然取得部分成绩, 但理论并没有形成体系, 仍需进一步研究。

　　结语

　　当代建筑中传统民居类设计建筑的发展与“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筑”的创作热情和现实需要紧密联系, 这种建筑现象出现的根本动因来源于20世纪初“饮水思源”的建筑师自身的成长和觉醒, 传统民居类设计理论所传达的历久弥新的“主旋律”精神广泛地蕴含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设计师中。类设计理论积极地引发我国建筑界对于传统民居建筑思想的再思考的鼓舞作用值得肯定, 但“类”与创新的权衡也值得我们深度地反思。正因为当下的百年建筑五年化现象的泛滥, 建筑师更应该着眼于理性建筑的创作。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尊重历史并产生新老对话, 进行比对的重构, 逐步使得当下社会建筑的发展更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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