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三大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解读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三大论争会使我们对论争的意义有一全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社会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无政府主义之争则明确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任务。三大论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程的逻辑链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展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铺垫。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季刊)于2015年创刊，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学术组织工作，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刊CN 10—1349/A，ISSN2096—1170，中文，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近代中国，封建主义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凶恶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也催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和马克思主义从俄国的传入，让处于黑暗旧世界中的中国思想界看到了一丝亮光。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必由之路，而这条路的启程，伴随着20世纪初思想界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这三大论争。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

　　“問题与主义”之争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之间展开。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拉开了该争论的序幕。除蓝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对胡适观点的商榷文章之外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汉译者蓝公武，是最早与胡适展开就“问题与主义”展开争论的人。他在1919年7月北京《国民公报》上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又见《每周评论》第33号，1919年8月3号)，认为“问题与主义”并非相反而不能并立，“问题”实行的方法，需要一种一贯的精神，就是主义，因此“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胡适完全抹杀“主义”的效果，有因噎废食的毛病。，李大钊也给胡适致信阐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信函由胡适添加《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其后，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李大钊也以《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回应。

　　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情”，“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为危险的”。中国的思想界热衷于谈论“主义”，而中国的政客们也乐得利用某种主义来欺人。但这种对“主义”的谈论是无用且有害的，正确的态度应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胡适看来，如果痴迷于对“主义”的高谈阔论，人们就容易心满意足，以为寻得了根本的解决，而不去切实地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中国当时面临的危局，恰恰要求去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

　　李大钊虽承认胡适强调研究具体问题的主张对自己颇有启悟，但对胡适以“问题”来否定“主义”的做法表达了不满。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交相不悖，既要研究问题，也要谈论“主义”;空谈“主义”是不对的，但不谈“主义”同样是不对的，只有“主义”明确才能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因“主义”盛行，就完全否定“主义”，相反，我们必须要认定“主义”。作为一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提出，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阶级斗争才是改造社会，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

　　“问题与主义”之争，不只是一种学理之争，实际也是政治之争。在“问题与主义”关系辨析的学理争论背后，蕴含着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中国政治变革乃至整个社会变革如何进行的深入思考与争论，其中也透显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以及基本要义的思考和确定。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十月革命的炮响，使中国的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主义”纷纷亮相于中国舞台。究竟何种“主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思想界疑虑重重。“问题与主义”之争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思想背景下萌生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概略地看，至少牵涉到以下几个层面：其一，“问题”与“主义”两者是彼此对立的吗?其二，“问题”与“主义”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处置?其三，哪种主义能适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首先，争论双方都认同一个基本观点：“问题”与“主义”并非绝对对立。胡适本人明确表白说：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他所反对的只是热衷于对“主义”的谈论而懒于对实际问题探究的思想倾向。而李大钊(包括蓝公武)，更是强调“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关联和统一，反对胡适对谈论“主义”的贬斥，强调“主义”的重要性。

　　其次，争论双方对“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置存在歧见。尽管胡适承认“问题”与“主义”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但胡适的思想深处，更注重“问题”研究。在他看来，“主义”可以先不去谈论，搁置一边，头等大事乃是去研究当下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比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淫问题和卖官卖国问题等等。研究“问题”比谈论“主义”重要，这是胡适的核心观点。而李大钊却认为，“主义”不谈论清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決”，因此，不应该回避更不应该否定对“主义”的讨论。

　　最后，争论双方对哪种主义适应中国并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几乎针锋相对。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实是认同杜威式的实用主义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对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仅无益且有害，因为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会形成劳动者和资本家间的仇视心，“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能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1]971。他更倾向于实用主义所主张的社会改良主义，即通过对社会的点滴改良而完善社会。而李大钊看法与胡适大相径庭。早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就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十月革命开辟新时代的意义，而在与胡适的争论中，他更是阐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信心。他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学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因此“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都可以解决”[2]233。他明确声明自己喜欢谈论可以“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2]232。他看到，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演变为一种社会现实的典范。

　　那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有人认为，“如果追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起源，不管是从‘旁观者清’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歪打正着的层面搜索，都非胡适莫属。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却点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机，虽非他本人所愿” [3]，更有学者认为“胡适与李大钊共同开创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4]。这种评论，合理地看到了胡适与李大钊等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程的重要意义，但把“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史”的帽子按在胡适头上，却未必妥当。不管怎么说，胡适挑起与推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真实目的，乃是要为实用主义张目，为改良主义开道，是要反对和阻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设想与努力的。我们对“问题与主义”之争所涉及的若干问题的逻辑分析中，已经澄明了这点。

　　当然，不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目的何在，有一点确定无疑的，即通过这场争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为自觉地去反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如果不过分拘泥于语词而重在把握精神实质，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问题与主义”之争促使李大钊等人更为自觉地去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李大钊为布尔什维主义大唱赞歌、振臂高呼的同时，也在反思自身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上的不足。他意识到，“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谈兵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2]230他甚至坦然承认，是读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之后而发生的“觉悟”。争论中，他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2]230所以，李大钊明确提出，空谈马克思主义是无益于现实改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2]234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大钊的上述观点引导和影响下，一大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形式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落实到中国现实中，指导“实境”问题的解决。比如，毛泽东在1919年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就列出现实71个问题，包括教育、国语 (白话文)、劳动等在内，并提出解决问题需要实地调查的观点;陈独秀也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有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5]177-178

　　因此，与其说胡适“点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机”，或者说“胡适与李大钊共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不如说“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启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反思，并由此使得他们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二、社会主义之争：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拉开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觉反思的序幕，那么，社会主义之争则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的认识。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加快了中国知识界吸纳西方文化的进程。不仅欧洲近代哲学家思想热播，而且现代西方哲学家也纷纷来华讲学。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后，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也接踵而至。罗素的讲演论题非常丰富，不仅包括逻辑原子主义理论和数理逻辑思想，更涉及到“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用”、“未开发国之工业”、“中国的自由之路”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等内容。作为基尔特社会主义(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支持者，罗素在其讲演过程中对“开发实业”、“兴办教育”和“走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道路”之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尤为强调。

　　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在《民国日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文章，附和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困”[6]616。一石激起千层浪，由罗素的相关讲演而引发的诸多思考，都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契机而阐发出来。李达、陈望道、梁启超、陈独秀、何孟雄、蔡和森等纷纷在《民国日报》、《新青年》等报刊杂志发文，对“中国社会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发表见解，形成社会主义论争。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之争表面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争，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之争。因为罗素所宣扬并为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所赞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

　　张东荪、梁启超在罗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扬中受启迪，自认为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救国方案。他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极不发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工业的支撑，没有足够的劳动者提供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阶级基础，因此，他们倾向于先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实业”，因为中国不像欧美关注“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而是“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7]9。中国劳动者缺失是“政治混乱使然”，但主要是受“外国资力之剥削压迫”，批判本国资本主义反倒有助外国资本家。发展实业救中国，“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8]25。即便苏联革命成功，但仍然面对着经济贫困问题，发展实业还是绕不过去的选择，“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此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很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8]27。

　　陈独秀、李达、李大钊、陈望道、蔡和森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状况，但却对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持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以发展实业的方式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危机，而且带来了世界危机。在此情况下，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仍去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则“未免太无谋”。陈独秀就指出：“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理由来单独保存他。”[5]91-92在他们看来，中国并非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中国的游民遭受悲惨，革命性会更强，通过革命的社会主义武装头脑，可以自觉担负起历史任务。落后的中国唯有走社会主义，才能追赶上世界潮流。“向资本主义路上走下去，是逆而必败之道;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下去，是顺而必胜之道” [9]。学习苏俄，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了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

　　社会主义之争直接聚焦于中国的救亡图存该走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这表明经过“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当时的知识界已意识到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的指导。但究竟资本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更适合当时的中国?人们仍然各执己见。张东荪、梁启超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陈独秀、李达、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争论中，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的认识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深化。一方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同时，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进一步从唯物史观拓展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主张暴力革命的道路。客观地说，这种主张更多是基于十月革命鼓舞下迸发的思想热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信仰，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上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在革命的方向性与阶段性的把握上还不到位，但不可否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之争中的争辩，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另一方面，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强调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科学社会主义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合理的选择应是发展实业的过程中注意协调以避免两极分化，前者旨在发展资本主义以造就更为充足的劳动者阶级，而后者则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概其要者，就是要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道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继承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改良主义策略，但却更有针对性，它紧紧抓住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发育不良的社会现实，开出了以发展实业来滋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药方。

《20世纪初的三大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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