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知识青年思想政治与纪律工作的研究

 　　延安时期抗大的学员主要是由红军和进步知识青年组成。从第二期开始有计划吸收到第四期的大量吸收进步知识青年，这些青年知识水平和理想信仰参差不齐，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根据这批青年特点，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以纪律教育为依托，培养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养了大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合格军政人才。

　　《思想政治课研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进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为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一、延安时期青年学员来源及思想政治水平

　　“抗大”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来自全国的抗日革命青年，汇集于黄河之滨、宝塔山下，来学习抗日救国民族复兴的真理。“抗大”对外招收的进步知识青年构成非常复杂。除去从军队固定直接招收的干部外，知识分子共计招生4655人，占到了第四期全员的83.7%。这部分知识分子有的是工人农民的子弟，有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儿女，也有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律师、医生、教员、军官、公务员。

　　“抗大”的学员大多是怀着极强的救国意愿，在思想上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但没有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思想进步，思维活跃，主要是在自身寻找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途径中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缺乏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系统理论的学习。所以，提高这部分进步思想青年学员的政治信仰和纪律意识是培养其成为合格的军政干部的主要因素。

　　二、“抗大”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抗大”对知识青年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党的教育，以起到“加强党的工作，保证共产党员在学校中的骨干的领导作用”。[1]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为了使这批知识进步青年学员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抗大”在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课程，如：马列主义理论概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中国革命问题、哲学、政治学等。在理论学习中，“抗大”把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培养革命信念放在首位来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同时邀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同志进行政治理论指导。毛泽东同志也亲自为“抗大”学员授课，通过讲授《辩证唯物论》引导知识青年学员通过辩证唯物主义来辨明政治方向。“抗大”还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文章作为教材使用，使广大学员认清了当时的主观主义，认识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明确了政治方向。毛泽东多次对“抗大”提出要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

　　第二是党的教育，党的教育是党员干部教育的核心。强化党的教育可以提高干部素质，是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保持战斗力生命力的根本要求和重要途径。大批的知识青年经过党性教育成为合格党员，在增长了抗日力量的同时，壮大发展了党员队伍。学校积极开展党员党性教育，“抗大”的党性教育在工作和学习中不断完善。1939年陈云给参训队员的报告中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2]在提高学员的理论思维潜力，增强学员的辨别理论是非、政治是非的潜力及工作中的原则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强化了党性教育，使学员思想政治上不断进步，有力保障了学员作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三、“抗大”对青年的纪律教育

　　铁的纪律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表现，它是党员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确定的依据，是党员在政治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1)政治纪律教育。政治纪律最根本也最重要的表现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对于中央或上级组织已经作出决定中的重大方针和政策如果有不同意见或建议的情况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必须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相关组织程序提出不同意见或建议，但是绝不允许自行其是。为强化政治纪律，健全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保证教育计划顺利实施，“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副主任胡耀邦于1937年12月26日签署训令，颁布政治工作暂行条例。[3]暂行条例包括8个方面的内容：“抗大”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总支委工作暂行条例、组织科工作暂行条例、宣传科工作暂行条例、俱乐部工作暂行条例、大队政治协理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救亡室的组织与工作。“抗大”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是“抗大”创办以来颁布的第一个系统、全面的政治工作方面的法规文件。

　　(2)组织纪律教育。组织纪律教育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党的战斗力的基本条件。“抗大”的组织纪律教育将学员活动方式和所处的环境在保证民主的前提下进行集中统一，党的组织纪律是“抗大”教员、学员保持同党在行动上高度一致，顺利实现历史转变的重要保证。1939年，延安发生了开除刘力功党籍事件。作为一名党员，刘力功无视组织的再三教育，拒绝执行党的决议，中央决定开除刘力功党籍。“抗大”全体教员认真组织学习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1940年3月，陈云在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对纪律问题提出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为了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也是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统一”[4]的要求。组织纪律是“抗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武器。

　　“抗大”要求教员、学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抗大”校内没有特殊人物、没有特殊组织，校内所有领导干部、机关必须遵守党纪，任何人员都不能为不遵守纪律找理由和借口。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四个服从”形成的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的服从，确认了“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3)生活纪律教育。严格的生活纪律是学员在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抗大”在生活纪律中有严格的要求，谁都没有特权。在延安时期违反生活纪律最具有典型性、最具有影响力的是黄克功案。黄克功革命经验丰富革命，政治立场坚定，任“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因个人逼婚未遂开枪杀人，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中央批准被判处死刑。后来，党内也对黄克功事件形成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有大批同志为黄克功求情。黄克功本人也写信给毛泽东，陈述其革命立过功，希望减轻判决，毛泽东回信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类似的还有刘振球贪污案。刘振球是老革命人员，为革命立过功，在与日寇对决的平型关战役中荣立战功。但后来因贪污公款，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律制裁。

　　抗日战争期间，延安“抗大”通过对进步知识青年的思想政治与纪律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的干部骨干人才，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进步知识青年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成为了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合格军政人才。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3]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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