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小说创作元素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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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讨了苏童小说中创作元素同时并存的现象,例证先锋、新写实和新历史元素在其创作中的混合交叉出现,尤其是先锋主义小说与新历史小说在苏童小说中的融合现象。结合时代背景,进而分析苏童小说创作元素融合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苏童小说;思潮;创作元素;融合

　　文章编号:(2019)01 - 0026 - 05

　　中图分类号:I207. 42文献标识码:A

　　《翠苑》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防灾科技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苏童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使他成为先锋领军人物之一,《罂粟之家》是其先锋实验创作的顶峰,《妇女生活》和《刺青时代》表明他一直进行先锋的探索。 2009 年出版长篇小说《河岸》后,一度隐匿了先锋性质。到 2013 年出版《黄雀记》 ,他不但再次回归先锋阵营,还再一次对先锋进行突围。值得注意的是,苏童先锋小说的创作在时间长度与跨度上具有特殊性。从时间上看,作家从先锋转型到新写实、新历史思潮,后来又回归先锋小说的写作,这表明作者一直在做先锋的探索。正因如此,苏童的众多小说即使被学者归为新写实或是新历史思潮的小说,但仍显露出先锋小说的痕迹。这便是苏童小说中多种思潮的融合现象。

　　1 文学思潮与苏童小说创作转变

　　“ 先锋” 一词,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刘恪先生在《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一书中解释了“ 中国先锋” 的具体内涵,“ 第一,先锋作为一个社会时代的前行为,是前提性地存在,它必须针对前社会而发出反抗和破坏意识,作为未来可能存在现象的一个先驱,那么这个先锋必定是破坏中重建……第二,先锋并不是一种完美的价值规范的确定,它提供的是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一次冒险的实验。” [1] 这就决定了实施先锋行为时,它的边界是含混、模糊、不稳定的,在先锋行为过程中会产生多种可能,在论述时人们也常把先锋、前卫、试验、新潮视为同义词,实验性便成了先锋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1989 年《钟山》杂志第 3 期的卷首语最早对新写实小说这一概念做出解释: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注重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直面现实和人生。褪去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直露表达和政治色彩,作者情感极为冷静而自信、零度介入,读者直接参与文本创作。

　　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的界限具有模糊性和不稳定性,尤其是转型时期创作的作品,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 , 格非的《人面桃花》《敌人》《欲望》等,将这些作品视为做了技术上调整的先锋小说,还是把这些小说归为新写实小说的范畴?学术界里众说纷纭。

　　这部小说描绘现代都市生活,在生动叙述现实场景时,刻画了城市小人物无可奈何的命运,已经很难把它归为新写实主义小说还是新历史小说了。《碧奴》同样在解构中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叙事,叙述中国神话传说“ 孟姜女哭长城” 的故事,既融合了作者的个性风格,又赋予一定的现代色彩。

　　由此可见,苏童的众多小说是多种元素的融合,不能单一地把它归为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一种,大都是既有先锋的特点,又属于新历史主义或是新写实。

　　2 创作元素融合的具体呈现

　　首先表现在叙事方式上,先锋作家在叙述时间上具有实验性。考察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式,不难发现,大多源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 许多年以前”“ 许多年以后” 这两个重要母题句式支撑着叙述活动的发展。在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便能看到这两个句式的运用,开篇就开始讲述“ 去年冬天”, 然后时间直接穿梭到 1934 年的故事现场,时间叙事上便直接改为“ 这个晚上” “ 第二天清晨”“ 出世第二天” 。这种时间叙述的转变,也表明作者的叙述口吻切换成故事中主人公的口吻,走进历史现场,这种叙述方式增强了小说的现场感和真实性。

　　其次还有随处可见的先锋小说技法。比如这句话:“ 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诉你们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不叫苏童。” [4] 虽然“ 我” 是作家苏童,但是此刻的“ 我” 不是苏童,而是小说里的主人公。这种代入感叙述,也是先锋小说前卫性的表现。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部小说中还可以找到早期苏童对新历史主义的运用,具体表现为小说讲述的历史带有个人印迹的情节,作为全文的主线;不去表现历史的全貌,而是通过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来表现历史的发展,这种对历史的个人化阐释的技巧,便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在小说中,主人公陈宝年在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家乡的竹器在城市的发展。作者通过书写陈宝年这个小人物的命运来表现历史的发展。

　　被认为是先锋之作的《罂粟之家》异曲同工地表现了新历史主义的特征。陈茂原本是刘老侠家里的一个长工,解放时,由于在革命中表现出色,他摇身一变当上了枫杨树村的农会主席,而刘老侠作为地主却成了被批斗的对象。陈茂当上主席后,他以前被压抑万的方欲数望据便释放出来,化身恶魔强奸了刘素子。结果,阴差阳错,死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刘沉草手下。虽然小说表面上写的是底层阶级人物陈茂的起伏命运,实则是揭示了解放前后的这段历史,处处透露着苏童对于故事中的人物的怜悯之情。

　　《刺青时代》一直被认为是先锋派的奇思异想,也运用了类似的手法,借小人物小拐的命运来表现“ 刺青时代” 的命运。小说开头讲述到,“ 男孩小拐出生于一月之夜,恰逢大学初歇日子,北风吹响了屋檐下的冰凌,香椿树街的石板路上泥泞难行,与街道平行的那条护城河则结满了厚厚的冰层。小拐母亲不知道她的漫长的孕期即将结束。” [5] 小说开端冰冷的叙述语调,不仅暗示着人性的阴暗面,还暗示主人公的成长之路,即他最后变成“ 孬种” 的结局,苏童对此持着轻视的态度。这些青年把生活中的琐事放大,尤其以小拐为代表,甚至变成自己的人生追求,非常不可理喻,苏童把这些小人物的小事放大,直至扭曲,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小说的题目“ 刺青时代”,还有手臂上的刺青,这些无意义的行为,以及最后小拐落得孤独而孤立的结局,苏童是给予嘲笑的,不仅嘲笑这个人物,还嘲笑这个人物代表的时代。

　　不仅如此,《红粉》是中国当代“ 新历史小说” 中杰出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苏童“ 先锋小说” 后期的代表作,作品以历史作为叙事背景,刻画了两位风尘女子的生存状况和悲剧命运。《红粉》的历史必然性便是,风尘女子始终无法突破传统文化的禁锢以及自身的不事劳作、贪图享受的缺点,所以,这两位女性的命运终将如此。

　　再者,一直被众多评论家定义为新历史主义的作品,其表现出来的先锋性也是极具艺术审美性的。《妻妾成群》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小说大胆地解构并且重塑历史,形成具有特异的历史价值评判标准的历史形态,在描写边缘人物时跳出历史的个人化的叙事,但是在语言上、叙事方式上,也是处处可见其先锋性的痕迹。如“ 在一阵晕眩中她看见井水倏地翻腾喧响,一个模糊的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切入耳膜:颂莲,你下来。颂莲,你下来。” [6] 这里的语

　　言使用不拘一格,井水被拟人化了,“ 翻腾喧响” 极其形象生动。而来自远方的声音正是颂莲潜意识的声音,表明被现实折磨得甚至有纵身跳进井水的念头。这种“ 井水声” 和“ 远方的声音” 的复调写作,既能表现颂莲的内心活动,又渲染了陈家府略带恐怖和阴郁的氛围。

　　《我的帝王生涯》被学界认为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小说虽采用历史视角进行叙事,但作者仍然运用了先锋的写作手法。比如:“ 八年以后我和我的异母兄弟在宫墙上再次相遇……” [7] ,这个在故事时间上的跳跃是典型的先锋手法,这种写法消解了历史题材小说的崇高感和庄重感。由此说来,先锋技巧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运用,给新历史主义小说增添了更多的艺术审美的生动性。随着 1990 年文学潮流的变动,《我的帝王生涯》之后苏童在创作上也逐渐从“ 历史叙事” 回归到现实中来。这一转变,不是说明“ 历史叙事” 的难以为继,而是弱化了“ 历史叙事” 在特定时代场景的特征。新历史小说是在新写实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思潮,而新写实主义是在先锋文学后对传统写实的探索 [8 - 10] 。新历史小说持续发展的条件是需要和先锋作品融合,继而发展,已不是在新历史作品中表现先锋性,而演变成先锋作品的历史叙事。

　　3 创作元素融合的原因

　　一部作品可能具备某种思潮的特征而被学者归纳为某个思潮的代表作,但是由于处于时代的转型期和作者自身的特殊性,一部作品可能会同时具备多种文学思潮的特征。因此,苏童的小说创作出现了多种元素融合,既和苏童自身的探索有关,也离不开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

　　3. 1 作者的自我探索

　　先锋小说创作内容的弊端日益显现。常把作品内容搁浅一旁而专注形式方面的实验,不如前期先锋作品那样对意识流、荒诞、魔幻做高度明确的单一性模拟,而是全盘摄取构成宽泛的融合[11 - 14] 。苏童的形式实验执着而彻底,但是也正因为对形式过度的迷恋使他渐渐沦为形式的俘囚。当他频繁地操作这些纯技术性手段,诸如《一九三四的逃亡》之类的语言圈套,“ 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诉你们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不叫苏童。” [2] 这些

　　先锋技巧实验的意义是在内容上吸取前期先锋的部分教训,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旧有文学的故事框架。但是,苏童实验作品中意义过多空白与意义过分膨胀,构成先锋文本的内在对立,构成文本价值的自我分裂。就是说有一些文本中的形象道具有着无法索解的蕴涵。一位优秀的作家必须应该具备能解释自己作品的能力,如果作家不能解读自己的文本,那么这部作品的某些存在可能是不具备意义的。例如:《一九三四的逃亡》中的一垛草,《北方的向日葵》的一只银项圈,《青石与河流》的一百条裤头等,这些形象道具只是干瘪的存在,并没有更加深刻的文本意义。

　　苏童在前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克服,故而在他先锋思潮逐步褪去中,实验创作了《罂粟之家》 ,我们首次看见苏童对一个家族兴衰过程和个人性格发展的轨迹的较少空白的具体描述,从而首次体现了苏童实验文本意义与形式接近平衡。但是苏童仍未放弃那种游离于文本意义之外的形式追求,只不过从《罂粟之家》中,苏童的创作若隐若现地表现出一种文学创作尝试的可能性。直到《妻妾成群》的出现,苏童在访谈中曾说,“ 我写《妻妾成群》主要是想变变花样,向传统退一步,关注故事、人物,看看有什么效果,而过去则是有意向之进行消解。” [3]

　　作者对于创作的自我探索,要想保持自己在文坛中的鲜活力,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于是苏童从先锋向新写实转型,尽管他的许多作品被划归新写实,但是难免会带有前一个思潮的痕迹。 “‘ 四太太颂莲被抬进陈家花园的时候是十九岁……’,

　　当我最后确定用这个长句时,我的这篇小说的风格也基本确定下来了。对于我来说,这样普通的白描式的语言竟然成为一次挑战,真的是挑战,真的是挑战,因为我从来未想过小说的开头会是这种古老平板的语言。” [3] 此段出自苏童的访谈《我为什么写 < 妻妾成群 > 》 ,十分有力地表明作者在创作中不断挑战、探索的心态。

　　3. 2 社会文化背景

　　其一是市场的影响。苏童说:“ 书商就看什么书好卖。《米》的写法其实和流行通俗毫不沾边,就是它里面有关于‘ 性’ 的描写,他们感兴趣,就成了书商欢迎的东西,慢慢地书商就觉得好卖,你的书他就都要,书的发行量就上去了,你就成为了一个通俗作家了,谁去管你本来的意思。” [3] 苏童这一段话直接点出了现实中作家的困境,现实生活中作家与书商不可调节的矛盾。作家想要出版书,就要向书商妥协,写书商认为有可能畅销的书,而不是写自己想写的书。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当时的特征是随着改革的步伐加快,计划经济浓重色彩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剔除。人的物质利益,在市场化原则的驱动下,被提升到一个新的维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社会开始出现粗俗的价值观———趋利奔钱。知识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临文化造成的焦虑现象。由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先锋小说不得不转型[15 - 16] 。 90 年代以后一些文学期刊相继停刊,比如《昆仑》《漓江》《小说》等,这些都是发表先锋小说的大本营。如果小说无处发表,那先锋怎么能够在文坛站得住脚。为了生活,只能迎合大众口味,追求时髦、文本风格的新颖和时髦,要创新,留住读者,因此,这些条件为新写实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其二是电子化和网络化的盛行。孙甘露曾经说过:“ 是什么窒碍了写作者的表达冲动? 我不知道别人遇到了什么问题。对于我自己来说,最初是生存方面的。为了生活,我有一段时期在写电视脚本,这是一种文学生命的浪费,但我为了生活只能这么做。” [5] 纸质文化一直作为写作的媒介,极为讲求作品精神内容的超验性与形式的特别性。然而时代变了,网络的那种“ 速食式浏览” 让先锋小说面临危机,使得文学创作开始向内容探索。而电子化和网络化的盛行,影响了先锋小说的写作。

　　苏童曾说:“ 《武则天》这个长篇写得很真,但是我不愿意提及它。我的小说从根本上排斥了一种历史文化的写法,而《武则天》恰恰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可以想象它和我的创作有多么的不一样,可以想象它跟我希望的那种创作状态多么的不一样,而且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想,不能虚构,武则天这样的人物不好去虚构她的,结果吃力不太好,命题作文不能作,作不好。” [3] 《武则天》是部“ 命题而做” 的作品,在创作由市场驱使而产生的作品中,作者的想象力是受到限制的。因为考虑到各种市场规则,作者并不能在作品中酣畅淋漓地表现自己的才能,于是败笔便这么而来了。不仅是过去, 现今作家在“ 市场与文学” 之间的如何权衡也是决定作品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苏童的众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学这种跨媒介的发展趋势,也使苏童在创作上做出探索。从小说《妻妾成群》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可以看到苏童小说的另外一种较为成功的表现。苏童的创作随着时间的发展益加成熟,并且不管社会主流如何变化,苏童总能找到他的位置。

　　4 结论

　　综上所述,苏童从先锋到新写实、乃至后期的新历史主义思潮的转型,既有作者自我探索的内在因素,又受外部环境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转型,必然会带来创作元素融合的结果,前期经过实践的优秀的艺术技巧,聪明的作家一般都不会全然抛弃,甚至会运用得愈加纯熟精练。

　　王均江先生曾这样评价苏童的《黄雀记》 ,“ 如果说《河岸》是‘ 最后的先锋文学’,那么《黄雀记》意味着苏万童方终数于据成功地走出了先锋写作的阴影,开始长途跋涉去寻找独属于自己的冠冕。” [17] ,这部作品使苏童在 2015 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而短篇小说《玛多娜生意》则获第九届“ 茅台杯”,这部小说正如苏童自己所言,“ 无论追求真实也好,翻转真实也好,短篇小说的使命还是要去揭露现实。” [18] 从苏童的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出,苏童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位创作极活跃的作家,他从注重先锋的技法,到新写实,再到新历史的叙事,从注重小说形式到小说内容的转型,直到如今回归现实内容的写作,都表明苏童一直在探索他的小说创作道路。

　　参考文献:

　　[ 1 ]刘恪. 先锋小说技巧讲堂[ M]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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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卢絮. 新历史主义批评与实践[ M] . 北京:中国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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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高方,苏童. 偏见、误解与相遇的缘分———作家苏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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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苏童. 罂粟之家[M]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51 - 54,129 - 174.

　　[ 5 ]孙甘露,杨扬. 文学探索:比缓慢更缓慢的工作[ J] .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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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苏童. 苏童作品精华本[ M]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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