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与徐志摩诗学思想比较研究文学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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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雪莱不仅是英国优秀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家,他的文艺思想不仅在西方文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影响了 20 世纪初中国新诗坛的许多诗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杰出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不但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并且在许多作品中都阐发了对诗歌创作的认识与见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思想。而雪莱对其诗学思想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却鲜有论及。文章对雪莱与徐志摩的诗学思想进行全面比较研究,探讨了徐志摩对雪莱诗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力图揭示徐志摩全面接受雪莱诗学思想影响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诗学浪漫主义;雪莱;徐志摩〔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2-0073-07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

　　《雪莲》(双月刊)创刊于2000年，是由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学刊物。《雪莲》远离一切媚俗与低级趣味，崇尚高雅和真诚，关注社会人生，尤为关注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创造激情和人文精神。并由此在中国西部文坛独具风景，拥有广大的读者。

　　一、概述

　　“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91) 19 世纪英国积极浪漫主义代表诗人雪莱《西风颂》中的这一名句,中国读者可谓耳熟能详。在黑暗的年代里,许多革命者都是吟诵着这首诗,满怀着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期待走出困境的,充分体现出百余年来我国读者对雪莱的接受程度与热爱程度。雪莱性格中有一股永不妥协的劲头,他反教会,反暴政,鼓吹革命,向往着在人间建立美好的理想社会,一生充满了传奇与叛逆色彩。马克思把他称为“ 彻头彻尾的革命家” [2](261)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则称他为“ 天才的预言家” [3](258) 。坎坷多艰、饱经风霜的人生经历和不畏世俗、不屈不挠的个性成就了雪莱,并在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中表现出来。他的诗作与诗论不仅风靡整个欧洲大陆,而且传入中国,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诗坛掀起一股学习雪莱的热潮。他本人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我国的文艺青年集体崇拜的偶像,并深入而全面地影响了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创作与诗学思想,时至今日仍具有很高的美学研究价值及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雪莱与徐志摩的比较研究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几乎所有研究都将关注点放在对二者生平、诗歌内容或作品风格的比较研究上,对两位作家诗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迄今为止几乎还是空白。雪莱创作了专门的诗歌理论著作《诗之辩护》 ,而徐志摩诗学思想散见于他的一些散文作品、演讲稿或诗歌作品中,并未留下一部系统而严谨的诗学专著。徐志摩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文艺理论家,他更多的是他从自己诗歌创作实践出发来解读诗歌的韵味、解读诗歌的内涵,以相对感性的文字来表达自己对于诗歌的本质、诗歌的语言特点及社会作用等方面的理解与认知。但是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并不妨碍对二者的诗学思想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通过对雪莱与徐志摩诗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笔者探讨了徐志摩对雪莱对诗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进一步揭示出徐志摩全面接受雪莱诗学思想影响的内在的深层原因。本文对雪莱与徐志摩诗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丰富了对徐志摩诗学思想源流关系的认识,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二、雪莱的诗学思想

　　雪莱的诗学思想在他对诗歌的性质、功用、诗人的地位以及诗歌语言的内在韵律等方面的认识上都充分体现出来。《诗之辩护》是他的诗学思想的升华与结晶,此外,《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伊斯兰的起义》等诗作序言中对其诗学思想均有所涉及。叶芝对雪莱的《诗之辩护》赞赏有加,认为这一论著堪称英语语言体系对诗歌本身的最深刻的论述,后来的哈罗德·布罗姆也非常赞同这一说法[4] (40) 。

　　《诗之辩护》是雪莱为反驳托马斯·洛夫·皮可克《诗歌的四个时代》关于诗歌的观点而创作的。托马斯·皮可克是雪莱同时代的一位小说家,二人也是关系密切的朋友,时人将他与雪莱夫妇称为“ 马洛团体” [5] (215) ,说明他们的文学创作特征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但是二者对于诗歌价值的判断却大相径庭。皮可克在《诗歌的四个时代》中猛烈抨击现代诗人,认为诗歌是蛮荒时代的产物,时代已经发展变化,诗人却没有与时俱进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 今日的诗人,是文明社会中的半野蛮人。他生活在过往的岁月里” [6] (69) ,因此诗人已经被时代所抛弃,伴随着社会发展,诗歌已经彻底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在《诗之辩护》中,雪莱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反戈一击,把诗人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诗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这一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将文学看作“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极度贬低诗歌价值的社会现象,这一说法的出现恰逢其时,对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文学艺术的作用发挥了积极作用。郭沫若高度评价雪莱的诗学思想,“ 无怪乎热血的诗人雪莱,要愤激而成《诗之拥护论》 ① , 要主张诗的神圣,想象的尊崇,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了” [7](161) 。

　　第一,雪莱非常强调诗歌的道德教化作用。他认为,诗歌可以引导人们积极向善,提高人的道德素养。诗歌艺术的繁荣总是与时代道德或知识方面的成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诗歌的沉沦也常常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堕落息息相关。他在1817 年创作的《伊斯兰起义》的序言中明确指出:“ 我但求唤起读者的感情,使他能看到真德行之美,鼓励他去作一些探讨,以达到我的道德信仰和政治信仰,以及世界上最高尚的明达之士的信仰。” [ 8]( 77) 同时, 雪莱强调,必须辩证看待诗歌与社会道德的关系,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并不能真正打动人的心灵,崇高的道德必须与优秀的诗歌作品结合起来才能彰显出独特的魅力。荷马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史诗诗人,是因为他在诗歌作品中塑造了世人学习的典范,表现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得到净化自己的心灵,进而通过模仿向理想人格转变,充分发挥了诗歌的道德启迪作用。诗歌与美和善具有内在的关联,通过诗歌的美来表现善是诗人的使命,“ 做一位诗人,就是领会时间的真与美, 简言之,得领会善” [ 9]( 141) 。换而言之, 诗人存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积极传播正能量,激发人们探索新的世界的欲望,帮助人们把握生活的真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诗歌和科学同样发挥着推动着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的作用。这里,雪莱的文学功用观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文艺批评家,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特征。

　　第二,雪莱将诗歌定义为“ 想象的表现” [9](139) , 认为诗歌的本质就是想象。像其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一样试图从作家的主观层面寻找艺术发生的根源,《诗之辩护》开篇即探讨了想象与推理的区别。 “ 所谓推理与想象这两种心理活动,照一种看法,前者指心灵默察不论如何缠身的两个思想间的关系,后者指心灵对那些思想起作用,使它们都染上心灵本身的光辉,并且以他们为素材来创造新的思想,每一新思想都具有自身完善的能力。” [9](139) 如果把推理和想象做一个比较,“ 推理之于想象,犹如工具之于操作者,肉体之于精神,影之于物” [9](139) 。想象本身就是创造力,而推理只能发挥工具的作用, 二者之间优劣自现。

　　雪莱认为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绝对不是搜肠刮肚“ 做出来” 的,而是自然而然地“ 写出来” 的,这一认识颠覆了盛行的古典主义观念,为当时刻板守旧的文坛带来了新的气象。著名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指出:“ 创造性想象的强调,也能够帮助激发人类动机与能量,以对抗当时盛行的政治经济学所包含的种种预设。这一点也确是雪莱《诗辩》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10](52) 雪莱对想象的推崇,打破了 18 世纪末期古典主义因循守旧的局面,为当时沉寂的诗坛注入新的活力。

　　三、雪莱对徐志摩诗学思想的影响

　　作为雪莱的忠实读者与狂热的崇拜者,徐志摩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都明显受到雪莱的影响。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主讲英国诗歌,雪莱的《西风颂》等诗歌作品是其课堂讲授的重点内容,对雪莱的诗歌表现出个人独到的理解与感受。他不仅欣赏雪莱,阅读雪莱,并且一些充满灵性的小诗的创作也刻意模仿雪莱的作品,对雪莱倍加推崇,因此被他同时代的很多人称作“ 中国的雪莱” 。雪莱对徐志摩诗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 诗歌创作源泉:灵感说

　　雪莱认为,灵感是诗人最为宝贵的天赋,外在客观事物的刺激直接促使灵感迸发。对于诗人而言,灵感是必不可少的创作利器,这一思想逐步发展成为雪莱诗学思想的“ 灵感说” 。徐志摩对雪莱的“ 灵感说” 推崇有加,认为雪莱的诗歌作品就是他灵感闪现的产物,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他的诗歌发现宇宙的奥秘。 “ 诗人是接受灵感的祭司, 是世界的立法者。诗人是超越界与现实界交通的天使。这便是诗人的使命,我们读了他的诗,不能不感觉到雪莱实在是完成了他的使命,因为我们读了他的诗之后觉得亦些微的领悟到宇宙之神秘。” ① 徐志摩也把诗人看作世界的立法者,对诗人身份与地位的评价与雪莱完全一致。正是在雪莱灵感论与诗歌创作实践的影响下,徐志摩对灵感的认知逐步深化,形成了自己的诗学思想。

　　徐志摩对灵感推崇有加,他总结自己的诗歌创作经验,发现灵感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创作时灵感在心中狂乱地冲撞,情感不受理智的控制,这时诗人必须一吐为快。他坦陈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中大部分诗作都是凭借灵感的恣意迸发一气呵成的,可谓“ 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 [12] (158) 。那时他写诗并不刻意追求诗歌意境的高远或表达的技巧,只是把井喷般涌现的灵感忠实地记录下来。在这一时期徐志摩处于灵感爆发状态,思想活动,诗思喷涌而出,如万马奔腾,极其活跃。第二种情况是在感情经过沉淀后相对理性地

　　把握灵感,从容地进行写作。而读者也可以从诗作中感受到作者的创作状态是沉静的,诗作的意象和语言是经过反复锤炼的。徐志摩后期的创作大多属于第二种情况。他对创作过程的艰苦有详细的描写,认为诗歌从萌芽到成型到过程一定要经过唐僧西天取经的种种磨难,所有诗歌的诞生都是难产。他在《 < 猛虎集> 序》中更是慨叹诗歌写作的过程只

　　能用“ 惨” 字来形容, 可谓“ 吟安一个字, 捻断数根须” [ 13] ( 1303) 。经过对诗歌意象和语言的斟酌提炼,徐志摩后期创作的一些诗歌中就呈现出的是千锤百炼后意境与情景的水乳交融和诗歌语言的凝练传神。徐志摩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对诗歌创作而言,灵感与勤奋都是必不可少的。

　　徐志摩的灵感论无疑比雪莱更为成熟。雪莱将灵感与作家的主体意识完全割裂开来,认为灵感的产生从天而降,完全不受作者主观意识的支配,“ 诗是不受心灵的主动能力支配的,诗的诞生及重现与人的意识或意志也没有必然的关系” [ 9]( 175) ,完全否定了诗人后天的努力对灵感产生的推动作用。徐志摩认为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生活的乐趣唤起诗人的灵感。同时,灵感的产生也离不开诗人刻苦的钻研与反复的斟酌。就个人创作经验而言,徐志摩发现旅行最能激发自己创诗的灵感,他曾经“ 在旅行期中想起” [ 14] ( 156) 很多过去的美妙情景而诗兴大发,创作出美妙的诗篇。例如他在陪同泰戈尔访日期间即兴创作出《沙扬娜拉》 ,剑桥故地重游时即兴创作出《再别康桥》等,都是灵感被旅行激发出来的很好的例证。丰富的人生阅历、渊博的知识积淀与坚持不懈的写作,是一个诗人灵感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徐志摩将雪莱的灵感说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四、徐志摩接受雪莱诗学思想的深层原因

　　同时期出现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为数众多,徐志摩为什么唯独全面接受了雪莱诗学思想的影响? 这主要源于二者人生境遇的相似性与美学追求的同一性。

　　徐志摩与雪莱这两位诗人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却都热烈追求爱、美与自由,终生在爱、美与自由的炼狱中上下求索,涤荡生命的污浊,酿造艺术的琼浆,毕其一生不懈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诠释着对爱、美与自由的热爱与执着。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如一片烈火轻云,点亮了天际,照亮了人们心中的黑暗;而雪莱则用一生奋力飞翔去追逐一个诗人的梦想,留给读者一个至情至性的诗歌艺术世界。雪莱借诗剧《普罗米修斯的解放》发出了自由与正义的呼喊,通过普罗米修斯这个善良、正直、英勇、无私的体现人类最高贵品质的解放者形象来表现对暴政的反抗和对人类的悲悯。作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雪莱心中的自由与爱、美是同义词,正如叶芝所言,他所追求的自由并不是个体的精神解放,而是

　　“ 普遍的爱、平等的正义、未来的希望、过去的荣誉” [ 18] ( 15) 。他认为诗人是“ 真和美的导师” [ 18]( 17) , 其抒情诗则更多地表现诗人对爱和美的追求。雪莱在诗作中对“ 爱” 字的使用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人说雪莱是世界文学中使用“ 爱” 字最频繁的作家。徐志摩则始终坚守着自己对人类真善美的“ 单纯的信仰” ,在诗中不断地描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着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正如茅盾先生所说:“ 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它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人生的单纯信仰。” ② 在《我有一个恋爱》中,徐志摩把黯淡的人间与天上的明星进行对比, 虽然 “ 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 ③ ,心中却一直怀着美好未来的憧憬,绝不放弃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

　　雪莱与徐志摩都对致力于诗人与诗歌进行本源价值探索,推崇诗人探究人类精神自由的特殊价值,将诗人当作现代社会的立法者,肯定诗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诗人与诗歌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独特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受雪莱影响,徐志摩在诗歌本体、语言、韵律等方面都形成自己的诗学思想,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总而言之,徐志摩的诗学思想是对雪莱诗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雪莱的诗学思想对徐志摩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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