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论文发表上市公司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水平及价值的影响研究

 　　摘要:以 2008—2016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税收规避和现金持有相关理论，探讨了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水平以及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 研究发现，税收规避程度较高的公司，其现金持有水平和超额现金水平较低;现金冗余和现金不足的公司，其税收规避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现金冗余的公司存在因税收规避程度提高带来的信息不透明和监管薄弱，从而诱发管理层机会主义问题，这也为企业利用税收规避寻租提供了证据;此外，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和我国税收制度的特殊背景，税收规避不会显著增加现金持有价值，同时股权结构在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从侧面证明了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关键词:税收规避; 委托代理理论; 现金持有水平; 现金持有价值; 股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5.1; F83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9)02-00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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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企业一方面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现金满足正常生产经营、对外投资的需要以及应对外部融资的约束，另一方面，现金较差的收益性决定持有过多现金会增加持有和机会成本。同时，由于控股股东和管理层代理问题的存在，现金作为最脆弱的资产极易被侵占、转移或耗费，代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现金的持有价值。 故对现金持有水平和价值的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税收支出被认为是企业的一种负担，会直接导致企业现金的流出，因此企业避税的动机普遍存在。 传统理论认为，税收规避最直接的后果是现金支出的减少，从而引起现金现，税收规避节省的现金不仅能够降低资本成本，减轻公司对外部融资的依赖，还可以加快公司对投资机会的反应速度，获得高额利润。 Graham etal [3] 认为 即使缺乏好的投资机会 税收规避所节省的现金也可直接分配给股东或增加公司的预防性现金。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存在，税收规避通常伴随着非公开的交易，加剧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激化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矛盾，避税所节约的现金可能被管理层或控股股东出于私利动机侵占、耗费，导致现金被快速且低效地消耗，现金持有水平下降，进而造成投资者给予企业现金较低的估值。 Desai & Dharmapala[4] 认为，避税会限制特定信息的披露，使得对管理层的审查重远大于股权分散型的公司，大股东既有动力和能力约束管理层行为，又有可能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即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间亦存在代理冲突。Johnson et al [16] 进而提出了 隧道行为 理论 认“ ” ，为控股股东可以利用其控制权侵占、转移和消耗企业的现金资产。 许文馨、刘心才[23] 以台湾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金字塔结构式的股权结构与税收规避的关联性，发现控制股东可以用较少的资本获得更大的控制权，而且结构层级越多，控股股东越容易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来进行避税活动。可见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作用存在两面性。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多具有股权集中的特征，相对管理层代理问题而言，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更为严重，由此提出子假设 H4a。

　　假设 H4a:股权集中程度在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的过程中发挥消极的调节作用。制衡理论认为同时存在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可以通过内部制衡，达到相互监督的状态。不仅有利于抑制管理层代理问题， 还有助于抑制“隧道行为”，限制单独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产生正面的治理效应，进而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由此提出子假设 H4b。假设 H4b:股权制衡在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定义

　　1.被解释变量

　　(1)现金持有水平( CASH)。 本文参考 Opler

　　et al [24] 等的研究 采用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现金持有水平。

　　(2)超额现金持有水平( EXC)。 对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衡量，主要有两类方法，一是通过回归方法得到目标现金持有水平，超额现金水平为实际现金持有水平相对目标现金持有水平的偏离部分，即模型回归后所得的残差;二是以外在环境中的指标为标杆，通过与行业均值或中位数进行对比，得到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由于第一种方法

　　受回归模型精度影响较大，且学术界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尚存争议， 故本文参考 Gao et al [25] 等学者的研究 按年度及行业进行分组 以组内现金持有水平中位数作为标准，将企业现金水平与年度行业现金水平中位数的差作为超额现。

　　2.核心解释变量

　　由于企业纳税申报的信息难以被外界获得，故本文采用基于财务报表信息的实际税率法和会税差异法两种方法来计量税收规避程度，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其中实际税率法下，以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差异(DR)作为税收规避的替代变量，计算公式:DR =名义税率 -当期所得税费用/当期税前利润指标;会税差异法主要是参考 Frank et al [27] 的做法 运用回归方法控制不可控项目对会税差异的影响，其残差与息税前利润的比值( FTAX) 为税收规避的替代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总体现金水平( CASH)均值为 0.185，大于中位数 0.138，样本公司现金水平为右偏分布; 超额现金持有水平EXC)平均值为 0.038，均值明显大于中位数，且级差较大，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超额现金的持有情况较为复杂，差异显著; 股票超额收益率( ARi，t )均值为 0.057，大于中位数，且标准差为 0.597，体现了我国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性。

　　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各模型的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 均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

　　(二)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表 3 为税收规避程度对现金持有水平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面板固定效应修正后回归结果如表中(1) (3) 所示，混合 OLS 模型进行分析(使用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差) 回归结果列示在表 3 的(2)(4)列中。不同方法下模型拟合程度均大于 0.28。 修正后 FTAX 与 DR 分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负相关。 综合两种方法下的结果可以认为税收规避程度较高的公司，其现金持有水平较低。该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司在税收规避的同时也导致了信息公开的受限，寻租行为不易受到监督和管控，易于管理层进行自利行为或管理防御，也为控股股东的“ 隧道行为” 提供机会，导致代理成本激增。 而现金资产作为流动性最强的资产更易受到侵占和转移，从而表现为现金持有水平的下降。

　　(二)启示与建议

　　第一，政府应结合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并加强对企业税收稽查力度和信息披露的监管。 一方面，企业在进行税收规避决策时除了考虑内部经营发展因素外，还受到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 自 2009 年以来，政府通过增值税转型、营改增等系列大刀阔斧地改革，减税降费初见成效。 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必须继续实施减税的积极政策和深化税制改革才能实现“ 稳中求进”的政策目标。 在改革时要充分考虑地区、行业等差异性，发挥税收政策对经济和企业行为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税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税收的稽查力度和信息披露监督，加速推动税收法制化进程，从法律层面为税收的征管提供依据。同时通过提高企业税收信息的披露质量，加强对企业非法避税的监管，从而降低控股股东和管理者的代理冲突，提高税收规避的净效应，进而提高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

　　第二，企业应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以保证避税行为的合法有效性。 首先，企业在进行税收规避时，应权衡其带来的收益与显性及隐形成本，再制定避税决策。 盲目追求避税效果反而可能加剧不同主体之间的代理冲突，导致现金的转移或滥用，反而降低资产的使用效率，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其次，企业应建立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现金管理体系。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水平和价值的消极作用根源在于代理问题。 而缓解代理冲突的方式之一就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制定有效的激励和监管机制，以提高管理层及控股股东的寻租成本，减少其损害公司整体利益的可能性。而严格的现金管理体系则能够从制度上减少现金资产被占用和转移的可能性，使公司资产良性运转并得到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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