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美国大选助选演讲言据性及其言语效果分析

 　　〔 摘要〕 文章以 Ivanka Trump 和 ChelseaClinton 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党代表大会上的助选演讲为例，分析所使用的各种言据手段及其信度和态度介入程度特征，比较两位演讲者使用言据手段的偏好和倾向，进而基于言语行为理论，结合民意调查数据和权威媒体评论等，探讨言据手段选择可能带来的言语效果。

　　〔关键词〕 美国大选助选演讲;言据手段;信度;介入程度;言语效果

　　〔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1-0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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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美国第58届总统选举于2016 年11 月8 日举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J. Trump ( 以下简称“ Trump ”) 战胜民主党候选人、 前国务卿 HillaryClinton( 以下简称“ Clinton”) ，赢得总统选举，成为美国第45 任总统。 在正式选举之前，两位候选人都邀请了一众亲友为其发表助选演讲。 其间，两位候选人的女儿 Ivanka Trump( 以下简称“ Ivanka”) 和 ChelseaClinton( 以下简称“ Chelsea”) 间隔一周分别在四年一次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为其父/ 母拉票。 在同一竞选周期，两位候选人的女儿均站台引介候选人，在美国大选历史上实属首例。由于她们独特的女性身份及其与候选人的亲密关系，民众期待她们能够在演讲中从自身的角度如实评介两位候选人。

　　助选演讲作为一种交际方式，除了分享助选对象的相关信息外，演讲者更希望据此说服听众，获取支持，因此既是信息型演讲，也是说服性演讲① 。 实现说服意图的第一步，就是使演讲言之有据，让人信服。助选演讲者在陈述信息时往往会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进行评估，并通过不同的言据手段配置话语信息结构，传递信息证据和演讲者的推理过程，以此来影响听众的行为，带动支持率。 本文以 Ivanka 和Chelsea 在两党全国大会的助选演讲为例，考查助选演讲中的言据性资源及各种言据手段体现的信度和态度介入程度特征，并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对演讲者使用言据性资源所达成的言语行为及产生的言语效果进行分析，旨在帮助读者对助选演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并希望给具有类似说服目的的演讲者以启示，以便恰当使用言据手段，实现预期的言语效果。

　　一、 “ 言据性” 定义及研究概况

　　“ 言据性” ( evidentiality) 概念源于对美洲印第安语的研究。 1911 年美国人类学Franz Boas 首先发现美洲印第安语中有表示命题信息来源和肯定程度的

　　语法形式[3] 。 言据性跟信息来源有关，在语法层体现为“ 据素” ( evidentials / evidential markers)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4] (262) 。 狭义的观点认为言据性是用于表达信息来源的语言范畴[5] [6] [7] [8] 。 广义的观点认为言据性是指交际者基于信息来源的话语建构过程，它既涉及标识信息来源的语法特征，也包含交际者对命题的态度[4] [9] [10] [11] 。 在少数语言中，言据性属于语法范畴，而在其他语言中言据性属于语义范畴，可以由语法、词汇或意译实现[12] 。 言据性在英语中主要以词汇语法为表现形式，这些表示信息来源的据素也暗含了语言使用者的某种态度[13] 。 因此，英语助选演讲中言据性不是单纯信息来源的语法化，说话者在选择言据手段时，既传达了信息来源，也表达了其认知态度。

　　言据性研究从类型学视角[7] [8] 逐渐转向包括语义认知视角[9] [14] 、 语法化视角[15] [16] 、 语篇语用视角[17] [18] 等多视角研究。 其中，有关语篇、语用分析的学者从广义的言据性出发，对不同语类体裁语篇中的言据性进行了讨论，例如，Hobbs探讨了医师如何通过言据手段构建医学话语可信度和责任框架，认为医师的病程记录不仅提供诊疗信息， 也传达着其态度[17] ;冉永平、杨娜从言据性的主体性和语境特征出发，考察危机语境下言据性的认知立场、语言特征和语用原则[18] ;张云玲以评价理论中的介入理论为依据，分析言据性在商务英语交际中的人际功能[19] 。但是目前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分析新闻和学术论文这些语篇中的言据性资源分析，暂无人研究助选演讲中的言据性。语言使用者在交际中选择不同的言据性语言形式以期实现一定的交际目的[18] ，前人研究主要涉及了言据性的意义、语言及社会认知表征和功能等方面，对于预期的交际目的能否通过言据手段实现即言据性使用的言语效果暂无学者关注。

　　二、 Ivanka 和 Chelsea 助选演讲的

　　主要言据手段由于语言系统差异和研究目的不同，目前学界对言据性的分类尚无定论。 Chafe 以知识来源、认知方式、信度和与知识相匹配的因素四个维度构建了人类信息认知的转化框架[4] (263) 。 根据Chafe 的理论框架，言据性是建立在信息来源基础之上的认知方式与可信度的匹配。Mushin 指出Chafe 的分类方式忽视了言据性的主观和指示特征，在真实的语篇中信息来源和言据性表达有时是不匹配的[12] 。

　　( 一) 事实言据

　　事实言据是指说话人对信息来源做出零标记的语言形式[12] (74) ，通常是指交际双方共享的事实，说话者对命题持确定的态度。但有时说话者也通过时态标记言据，如过去式或过去完成时，表示所陈述的信息是已发生的事实。 少数情况下说话人也会使用显性词汇据素来标记事实言据，如“ as we all know”“ we know” 等[20] 。 在助选演讲中事实言据并不指示话语真实性，有时只是说话者从个人角度出发使用事实言据来编码信息，交际双方对于信息信度可能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助选演讲中事实言据分为两个子类:双方共享型事实言据和个人评价型事实言据。

　　( 二) 个人感知言据

　　个人感知是指个人亲身感知或经历，很多时候说话者是通往真实信息的唯一途径[12] (59) 。 我们将指示个人知觉的言据手段归为感官言据，将指示个人经历的言据手段归为记忆言据。感官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一手资料，是人类认识世界最主要的方式，常见感官据素包括感官及物动词，如“ see” “ hear” “ feel”“ smell” 等，还有一些模糊词，如“ seem” “ appear” 等。在本文的目标语料中两位演讲者都主要使用了“ see”这一感官言据。

　　( 三) 推理言据

　　推理言据是说话人基于相关证据而推导出信息来源的语言形式[12] (66) 。 该类言据主要表现为认知情态动词( 如“ must”“ might” 等) 和程度副词( 如“ pos-sibly” “ probably” 等) [9] 。 由于有些认知情态动词本身的意义十分丰富，如果在话语中这些情态动词意义不同， 那么它们所属的言据手段可能不同。例如“ will” 如果是在表达意愿时，说明信息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应属上文提到的信念言据。

　　三、 言据手段特征及使用情况分析

　　“ 认识的来源暗示着信息可靠性” [4] (266) 。 DeHaan 通过对 32 种语言中言据性现象的分析论证了据素可以根据信息直接性和说话人介入程度形成等级层次， 特定据素对应一定的信息可靠性 ( 即信度) [22] 。 信息来源反映出不同程度的信度，从“ 直接经验” 到“ 虚构” 形成信度渐变线[23] (10) 。 双方共享型事实言据指示信息具有最大的共享性和可靠性，这部分信息最容易被听众认可，因此通常具有高于直接经验的信度。感官言据和记忆言据指示演讲者的直接经验，推理言据经过一定的心理推导过程，属于间接经验，而个人评价型事实言据和信念言据虽然暗示了演讲者很高的确信程度，但不能反映信息可证性，处于信度等级的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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