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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农业经济科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9-08-27浏览：33次
摘要： 物质生活是构建美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 本文利用 2017 年 6—10 月在湖北、陕西、广东三地进行的“ 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 问卷调查数据，对留守老人物质生活的供需状况与群体差异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已从最紧迫的基本需要转为相对较高的需要。留守老人基本物质供给比较充分，较高层次的物质供给较为匮乏。 在物质生活的需要与供给上存在显著的地域、年龄和性别差异。不同生活质量水平的留守老人在物质生活的供需上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对农村老年人实施的救助政策初见成效，有必要针对留守老人的需求特点与供给现状，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农村留守老人;物质生活供需;农村老年救助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9)01-0061-09
《农业科研经济管理》(季刊)1993年创刊，是一本以农业科研单位、农业院校、农业政策、咨询部门的管理、科研、开发等人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综合性专业刊物。本刊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宣传、交流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农业科研经济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改革的理论、思路、措施、方法与经验为重点，着重刊登农业科研经济管理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报导农业科研经济管理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下，人口老龄化与空巢化不断加剧，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城乡倒置的特点，这一趋势将持续到本世纪中叶[1] 。 伴随着老龄化与城镇化出现的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巨大，成为中国老龄化和农村问题的重心。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的晚年生活，提升其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不仅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挑战，是“ 三农” 工作和精准扶贫的重点，而且还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目标的实现。
作为留守老人生活质量最核心的维度———物质生活已经成为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备受关注的
问题之一。 物质匮乏导致物质需要，并成为物质生活的动力源。 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人们的需要层次会随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发达国家，生理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比较大[2] 。本文界定的物质生活需要是指生理需要，即维持生存的物质需要。 本文所要研究与关注的问题是：农村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与供给现状如何，不同性别、年龄和地区的留守老人在物质生活需要与供给上存在怎样的差异，不同生活质量水平的留守老人在物质生活需要与供给上有何不同。以期揭示农村留守老人物质生活需要与供给的特征及供给充分与供需平衡的状况，为政府制定相关的养老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简要文献回顾与评述
目前，国内学术界从供需角度探讨农村留守老人物质生活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更不多见。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对留守老人
2.留守老人物质生活供给的地区差异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在物质生活供给上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收入、食品消费、住房和生活设施的供给上。 在收入的供给上，西部地区留守老人的满意度均值最高，东部地区的满意度均值最低。但是在食品消费、住房、生活设施的满意度上，中部地区留守老人的满意度均值最高，东部地区的满意度均值最低( 见表 6)。
多重比较结果发现：留守老人所感知的五项物质生活供给均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收入和食品消费的供给上，西部地区留守老人的回答均值显著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回答均值显著高于东部地区。 在医疗消费、住房、生活设施三项供给上，中部地区留守老年人的回答均值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回答均值显著高于东部地区。
3.留守老人物质生活供给的性别差异
上反映了农村留守老人所感知的物质生活供给在性别上没有差异。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解释，男女收入上的差异受到包括社会习惯、社会预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女性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分工主要是承担家庭内部事务，而非消费资源的获取者，由此导致女性对获取物质资源的预期较低。 这是女性与男性在物质供给满意度上没有差异的主要原因。
4.留守老人物质生活供给的年龄差异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的留守老年人在收入、医疗消费、住房和生活设施的供给上没有显著差异，仅在食品消费的供给上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主要表现为，高龄组( 80 岁以上) 留守老人的回答均值最高，其次是中龄组( 70 岁～ 79 岁) 的留守老人，低龄组(60 岁～ 69 岁) 留守老人的回答均值最低( 见表 8)。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从需要来看，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已从最紧迫的基本需要转为相对较高的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只有首先满足最为基本的需要，然后才去满足较为基本的需要[15] 。 调查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的恩格尔系数为53.14%，处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划定的温饱标准。也就是说，农村留守老人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当前的主要物质生活需要转为增加收入与医疗消费。 调查发现，医疗消费占农村留守老人家庭收入的比重平均为 78.88%。 这说明，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留守老人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健康，医疗消费增长快速。
从供给来看，农村留守老人在基本物质需要(住房、食品开支和生活设施)的供给上比较充分，但在相对较高物质需要(收入与医疗消费) 的供给上较为匮乏。 为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与医疗问题，中国于 2003 年和 2009 年先后实施了新农保政策和新农合政策。 调查发现，农村留守老人参加新农保和新农合的比重分别为 72.9%和 96.6%。
对新农保和新农合政策的满意度均值为 6. 44 和6.85。这表明，虽然农村留守老人普遍享有新农保和新农合政策，但满意度不高，新农保和新农合政策尚不能充分满足老年人增加收入与降低医疗负担的需要。现有研究发现，新农保在增进农村老人福利水平的同时，对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有着显著的“ 挤出效应” ，新农保的主要受益人是老人的子女， 主要政策绩效是减轻了子女的养老负担[16] 。 而新农合在改善参合者健康状况的同时，并未明显降低医疗负担[17] 。 研究提示，新农保和新农合的制度设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适度提高新农保的水平，增加对门诊与大病医疗的报销比例，以真正成为“ 实现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促进家庭和谐、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惠民政策” 。
农村留守老人在物质生活的需要与供给上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具体表现为，在三项物质需要( 收入、住房和生活设施) 上三地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地区的需要程度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低，并呈现出需要与供给完全一致的梯度层次，仅在食品消费与医疗消费这两项的供需上不平衡。表现为，食品消费需要从高到低依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食品消费供给却是西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低。 这与之前的某些研究结论一致。 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较大，中部地区和东部尤其是东南地区( 除浙江外) 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较小[18] 。 研究结论说明， 中国自 1999 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从“ 不均衡发展” 到“ 均衡发展” 的转变，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中部地区食品消费供需不平衡的状况需要加以重视。另外，在医疗消费的供需上也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与不平衡的特点。 中部地区的医疗消费需要最高，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 医疗消费供给从高到低依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在医疗消费上的供需不平衡值得关注。 研究表明，在新农保与新农合政策上应因地制宜，以满足地域性的需求为导向，突出政策的区域性与层次性。
《农村留守老人物质生活的供需状况与群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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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农村留守老人物质生活的供需状况与群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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