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的逻辑依据

 　　摘 要：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科学论断，有着深刻的逻辑依据。从理论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从历史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持续探索社会主义的结果。从现实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3.002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3-0005-04

　　《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自1983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和方针，不断提高刊物的质量，先后入选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并荣获四川省优秀期刊称号。此次又荣获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称号，成为四川省入选本届国家期刊奖的唯一社科类学术期刊。

　　党的十九大在科学把握我国历史方位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这一论断的提出，既不是来自逻辑推演，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着深刻的逻辑依据。从理论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从历史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持续探索社会主义的结果。从现实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的逻辑依据，对于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性、必然性，对于增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的理论逻辑，即依据什么理论作出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的理论基础。目前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和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依据。但理论基础是多元的，除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发展观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也是新时代论断的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是由不同的历史阶段组成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类社会分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所有制”几个发展阶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又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

　　马克思不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分阶段的，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分阶段演进的。他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明确提出“这个阶段”和“更高级的社会形式”，这表明共产主义社会分不同的发展阶段。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在各方面都带着这一社会的痕迹，但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无法避免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生产力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那时将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但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否分阶段，马克思并没有作进一步论述。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命名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从俄国实际出发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在《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初稿、《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论合作制》等文章中，列宁使用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彻底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达到完备的形式的社会主义”等概念，这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由低到高、从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列宁还强调决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成不变、僵化凝固的东西，而应看作是一个多极的发展过程，并将其比喻为由许多环节组成的链条。但由于当时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列宁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列宁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为指导，开始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尚未完成。1957年他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未完全建成和巩固。1959年冬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不发达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方面“左”的倾向不断发展，党中断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问题，并作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论断。1979年，葉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提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根据这一论述，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都重申这一论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反复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这个基本国情、立足这个最大实际。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成是一成不变的，而应看作是经常变化的，要更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带领人民推进新实践，实现新发展，迈向新台阶。正是在全面、深刻把握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论断。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论的当代中国表述”[2]，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二、历史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持续探索社会主义的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的历史逻辑，指的是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从何而来。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由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探索社会主义的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

　　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义革命。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迅速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随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重点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等;同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探索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号召，开启了社会主义探索的新征程。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为新时期探索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二大之后，党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时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依据和发展方向。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深入阐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了人们思想，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系列探索，不仅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而且还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奋斗与艰辛探索后作出的历史性抉择。因此，我们必须发展好社会主义。只要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就会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增添光彩。同时，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胡锦涛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倡导和谐世界建设，大力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些人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植根中国大地、适应中国和时咨询服务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为此，他要求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续写下去，不断交出合格答卷。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4]同时，他还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方向、发展动力、战略步骤、政治保证、外部条件等基本问题，进一步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篇章。

　　由上可见，我们党正是在不断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

　　三、现实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断的现实逻辑，即基于什么样的现实作出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这需要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过去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成就主要有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这些历史性变革如价值取向由注重以物为本转向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生产关系由注重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注重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由行政主导转向更加注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5]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它表明我国的发展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体系中居主要地位、起支配作用的矛盾，决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表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党的八大首次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一步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后，这一论断一直沿用至党的十九大召开。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不例外。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上升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也已经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三，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社会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又从质变到新的量变的循环渐进过程，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发展也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使党的十八大以来与党的十八大之前有明显不同，因此标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正是在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这一政治论断，准确反映了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2] 夏春雨，吴铁柱.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论中国表述的新时代意义[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2)：48-51.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2.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5] 韩庆祥，黄相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哲学理解[J].哲学研究，2017(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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