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民俗文化空间研究的方法与思路综述

 　　摘要：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界掀起了文化空间研究的一股热潮，学者众多，成果丰硕。相对而言，国外学界研究起步早，偏重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融通，其成果奠定了该领域的学理基础。国内學界起步晚，受西方理论界影响较大，但整体发展较为迅速。鉴于中国案例的特殊性，在研究偏向、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等方面，又与西方有所不同，比较重视对公共空间的阐释与民俗文化价值的发掘，其中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空间结合研究、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融合的“泛文化空间”研究两个方面表现最为突出。而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交叉性研究，无疑是未来文化空间领域研究的一大发展趋势。

　　关键词：民俗文化;文化空间;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K89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10-0010-03

　　《地域文化研究》办刊宗旨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办刊方向，刊载地域文化理论及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梳理和展示各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促进地域间文化交流，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致力于创办特色期刊、品牌期刊。

　　文化空间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来文化研究界的一个热点领域，学者众多，成果丰硕，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保护传承与创造性开发利用奠定了重要基础。何为文化空间?从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来看，大致可将其分为狭义与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文化空间是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条例中所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此类文化空间多具有特指性，可以被视为民族与传统文化的表现载体，兼具场所与时空特质。广义的文化空间概念则跳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语境的束缚，更为注重文化空间所具有的文化精神指向，可以将其概括性地理解为文化的生成空间，且广义文化空间概念的使用多与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相结合，从而具备更为抽象的内涵。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的文化空间研究，近二十年学界都有了很大推进。当然，国外学界研究起步较早，奠定了该领域的学理基础和学术积累;而国内学界起步晚，受西方理论界影响较大，但整体发展较为迅速。鉴于中国案例的特殊性，在研究偏向、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等方面，又与西方有所不同。

　　一、国外文化空间研究：偏重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融通

　　国外学者关于空间研究的理论体系成熟，成果丰硕。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和《空间与政治》、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诞生》和《希望的空间》《后现代的状况》、苏贾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等。

　　上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空间、都市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领域，融合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等多个视域进行空间批判，深入分析空间生产的形成及其与资本主义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此外，德波在《景观社会》[1]中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虚拟性的认知、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2]中关于物化与符号化消费体系的批判，以及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3]中所提出的时空分离机制等，都是与空间生产问题相结合的社会文化生产机制考察。布尔迪厄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4]将空间研究进一步落脚到文化领域，他通过场域、资本、惯习等核心概念解释文化生产场的形成及其运作。在其与华康德的对话录《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性导引》[5]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不仅指出了场域可以被设想为一个空间，还引入卡西尔等人的观点对场域的关系特性作出解释。

　　总的来看，国外学者对空间的研究基本以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生产为核心，偏重政治学、社会学考察，视角多元，理论丰富，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参考借鉴。

　　二、国内文化空间研究：重视对公共空间的阐释与民俗文化价值的发掘

　　相对西方学界而言，国内学界对文化空间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主要出现在最近二十年间。但是鉴于中国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文明体系，案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种特殊性也使得国内学界在研究偏向、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等方面，都与西方学者有所不同。总体而言，这些成果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结合西方学界空间研究相关理论，关注公共文化空间与消费文化研究;二是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空间的定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进行研究;三是引入西方空间理论，将文化空间的场所特质与时空特质结合起来，综合整个文化生态进行泛文化空间研究。这三类研究其实有着密切联系，但在理论引入与研究思路上仍有所不同，且都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都市公共文化空间与消费文化融合研究

　　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空间的认知及其成果，较为深刻地影响了国内学者对公共文化空间与消费文化的研究。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王文英、叶中强等的《城市语境与大众文化：上海都市文化空间分析》[6]，书中借鉴西方学者空间生产与大众文化研究相关理论方法，对上海都市空间的经济文化形态进行了分析。另有季松等所著的《空间的消费——消费文化视野下城市发展新图景》[7]，立足于消费文化语境进行城市空间研究。该书对马克思、齐美尔、鲍德里亚与德波等人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了梳理，并从社会结构、大众心理等多个角度进行动态的中国社会城市消费空间考察。这些成果在西方理论影响下，以中国文化空间案例为样本进行了系统地研究，既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参考，也积累了较为重要的学术研究经验。

　　国内学者对都市文化空间的研究还体现出鲜明的城乡结合视角，即在城镇化背景下对都市与乡村的综合空间状况作出考察。代表性成果有陈波的《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理论与模式构建》[8]，他引入公共空间相关理论对我国农村社会公共文化空间进行了分析;其后又在《公共文化空间与文化参与：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实证研究》[9]一文中，以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文化场景理论对城市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主体参与与文化表达情况进行了分析，颇有见地。另有胡惠林的《城市文化空间建构：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10]，结合西方空间研究理论，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空间构建进行了分析，也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空间分析，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色，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又与当前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为空间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参考。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空间相结合的研究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宣布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中将文化空间又称为“文化场所”，并将其定义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以及“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此后国内民族民俗文化空间相关研究多在此定义基础上展开，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也成为中国文化空间研究的一大特色领域。代表性成果有乌丙安的《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11]，认为当文化空间与非遗保护相结合时，应当具有较强的特指性。文中还列举了传统节庆、庙会、花儿会、歌圩、赶坳、集市等民族活动，作为非遗文化空间的典型性代表加以系统分析。张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12]中进一步强调了文化空间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并将其扩展为“对其存在、发展、传承以及表现空间的保护。”向云驹在《论“文化空间”》[13]中则明确指出“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遺产的类型”，并认为人类学意义上文化空间的主要内涵包括：物理空间，人创造的文化与人的在场。黄龙光在《少数民族传统歌场的文化空间性》[14]中引入了乌丙安关于文化空间的解释，并针对少数民族歌场这一文化空间，进行了物理、文化与社会三个层次的属性分析，研究了这一文化空间的构成，为其传承与保护提供了参考。李银兵在《文化遗产的传承空间》[15]中将文化遗产的传承空间划分为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并对两者作了综合分析，从而探究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真实意涵。此外，周毓华、赵曦的论文《羌族传统文化空间研究》[16]，罗平的硕士学位论文《花瑶“讨僚皈”节日文化空间的构建与传承》[17]，徐世霞的硕士学位论文《瞿昙寺花儿会文化空间研究》[18]等都结合具体案例，进行了非物质遗产文化空间的具体分析。总之，此类研究多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为目的，严格遵循非遗申报的文化空间相关概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范围与研究视角的窄化。

　　(三)将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融合的“泛文化空间”研究

　　泛文化空间研究是随着国内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研究的深入而产生的。虽然这一概念并不能完全用作非遗的申报，但从研究层面上来讲，它是对民族民俗文化空间研究的扩大与推进。

　　如向云驹在《再论“文化空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哲学问题之二》[19]一文中援引西方学者对空间概念的哲学性讨论，以更为开阔的视角对文化空间作出了进一步思考。他对过往人类学概念下(能指)的文化空间进行了简单提要(在向云驹2008年发表的《论“文化空间”》一文中对此做过详尽的分析，在本文中他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并探讨了人类学本体意义上(所指)的文化空间。同时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文化圈理论，二是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空间”，三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与互置。他的研究将“文化空间”从具象的非遗场景中解脱出来，使其具有了更为广阔的抽象化与理论化意义。在田全洪《民族村寨文化空间的保护与传承研究——以壮族H村寨为个案》[20]中，以社会学空间理论与文化空间理论相结合的思想，从时空视野出发，对文化空间的传承与保护进行了动态的分析。沙彦奋在其学位论文《空间生产与民族记忆》[21]中将文化空间视为空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以此进行文化重构与变迁相关考察。王云芳等在论文《公共文化空间下民族文化传承场域功能变迁的思考——以广西武鸣壮族为例》中挖掘了文化空间的公共性内涵，并以此对壮族歌圩文化传承场域进行了分析。孟令法在其论文《文化空间的概念与边界——以浙南畲族史诗<高皇歌>的演述场域为例》中从畲族史诗演述场域着手，对非遗视角下的文化空间概念边界进行了讨论，并强调“泛文化空间”的概念不应排除在文化空间的理解域之外。马志伟在《民俗文化空间的传承与变迁——贺州大平瑶族乡仁喜坪盘瑶打蘸仪式田野考察》一文中综合国内学者对文化空间研究的各类分析，总结出四大基本要素进行文化空间个案分析，并以此说明民俗文化空间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民族民俗文化空间的研究虽历时较长，著述颇多，但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由于大多数学者对“文化空间”的定义还未形成统一的看法，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会结合研究对象，对“文化空间”这一概念进行相应地窄化或泛化，从而使研究成果各有侧重，深度广度亦各不相同。其次，学界对民族民俗文化空间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其传承与保护之上，从而忽略了空间本身的特性与对其形成与运作机制的探讨。最后，个案或类型研究以田野资料为主，仍然缺乏对民族民俗文化空间的深入研究。因此，融合人类学、社会学、文化消费学、艺术学、民俗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拓展都市文化空间研究新领域，转换非遗与民俗研究的新视角，以及推进“泛文化空间”的综合性探讨等，将是未来文化空间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黄平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6]王文英，叶中强.城市语境与大众文化：上海都市文化空间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季松，段进.空间的消费：消费文化视野下的城市发展新图景[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8]陳波，李婷婷.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理论与模式构建[J].艺术百家，2015(6).

　　[9]陈波，侯雪言.公共文化空间与文化参与：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实证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7(2).

　　[10]胡惠林.城市文化空间建构：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J].思想战线，2018(4).

　　[11]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12]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J].青海社会科学，2007(1).

　　[13]向云驹.论“文化空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3).

　　[14]黄龙光.少数民族传统歌场的文化空间性[J].民族艺术研究，2010(6).

　　[15]李银兵.文化遗产的传承空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4(9).

　　[16]周毓华，赵曦.羌族传统文化空间研究[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4).

　　[17]罗平.花瑶“讨僚皈”节日文化空间的构建与传承[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18]徐世霞.瞿昙寺花儿会文化空间研究[D].青海：青海师范大学，2018.

　　[19]向云驹.再论“文化空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哲学问题之二[J].民间文化论坛，2009(5).

　　[20]田全洪.民族村寨文化空间的保护与传承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3.

　　[21]沙彦奋.空间生产与民族记忆[D].兰州：兰州大学，2015.

《近二十年来民俗文化空间研究的方法与思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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