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角下满蒙服饰文化比较研究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社会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9-10-16浏览：35次

　　【摘要】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不可缺少的一员。服饰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预示着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创新。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看，满族尚蓝、尚白，蒙古族以蓝、黑、白为尊，满族与蒙古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贯通中，均保持了本民族固有的民族文化，又诞生了具有满蒙融合特色的特有文化。服饰文化发展与民族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各民族服饰文化在融合过程中既很好地保持民族自有特色，又能够与其他民族实现有效贯通。满蒙服饰文化识别了各民族的地域特征，识别了各民族的心理特征，象征着各民族的礼仪教化以及体现的身份等级，还预示着未来满族和蒙古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基调与变异、流行趋势。

　　【关键词】符号学满族蒙古族服饰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011

　　《春秋》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防灾科技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民族关系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民族文化是指按照民族精神与民族认同形成的约定俗成、不断演化、民间与集体需要共同遵守的风俗文化与生活习惯。服饰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预示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创新。笔者以东北及内蒙古地区的满族、蒙古族为研究群体，以满蒙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从满蒙民族的服饰文化着手，应用符号学理论，深入分析了满蒙服饰文化的变迁、传承，从而为民族文化的融合协同提供研究助力。

　　符号学理论

　　特伦斯·霍克斯认为独立存在的事物与其他事物相联系，且可被解释，其本质功能就是符号。[1]列别津和戈洛温认为符号既借助某种意义实现内在价值，又需要借助外在表现形式呈现这种价值，符号既具有精神外化物质载体的特质，又必须有可以感知的外在形式。[2]巴赫金则认为“符号具有物质性、历史性、社会性、意识性、可解码性、话语性和元语言性”。[3]皮尔斯强调符号包含形体、对象、阐述三个部分。符号形体表征可被外在感知的事物形式;符号对象表征可被感知的事物内容;符號阐述表征符号形体的思想意义，即符号的解释。[4]马大康将人类最初的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划分为“原生性符号”，将其他符号称为“次生性符号”，从物质性、规约性、意向性、解释性四个层面归纳了符号特性。[5]

　　艾柯从来源、产生方式、意义功能三个角度将符号划分为自然符号、人为符号、诗意符号。[6]索绪尔将符号广义地定义为“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认为语言属于人类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文字语言、口头语言，体现为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这两面。[7]皮尔斯根据符号属性将符号划分为性质符号、事实符号、通用符号;根据符号抽象程度将符号划分为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根据符号阐述将其划分为词类符号、命题符号、论辩符号。[8]苏珊·朗格从空间上将符号进行多角度延伸，认为符号主要是自然符号与人工符号。自然符号属于人类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符号，人工符号则是人类加工创造并积极推广的符号，主要包括理智符号、情感符号。[9]因此，符号是从事物中总结归纳的能够表征事物属性、体现事物价值并可被外在感知的一种语言。对符号的认知、发展、改进，将符号的意义从单纯的“形似”表现逐渐推向更高层次的艺术再现。卡西尔强调“人为主体-符号体现-文化创造”的三位一体理论，提出“符号就是人的本性提示”，人就是符号主体和符号功能。[10]作为“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代表人物，罗兰·巴尔特在其著作《流行体系》中将服饰划分为意象服饰、书写服饰以及真实服饰三类。

　　符号学视角下满族服饰文化研究

　　满族服饰的形成与特征。作为三大少数民族之一，满族主要聚居于我国北方省份。按照满族历史，满族服饰文化发展经历了满族先祖与清朝两大时期。

　　满族服饰在先祖时期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以肃慎人、挹娄人、勿吉人为主的“开蒙时期”，族人先以猪皮或者桦树皮做衣，以猪毛织布，服装以缠绕式为主，多以尺布遮羞。后在初步掌握了纺麻、纺毛技术后，他们开始喜好貂皮，面料选择趋于多元化，族中妇女开始着装布质衣裙。第二阶段为以靺鞨族为主体的“发展时期”，其纺织、服装均出现巨大进步，服饰延续了开蒙时代勿吉人的着装特色，族中妇女喜穿布衣，男子喜穿猪狗皮为原料的皮衣，服饰接近中原地区的样式，为长袍、圆领、腰束革带，足着麻鞋或者靴子。他们同时仿照唐朝构建百官朝服制度，在服饰、颜色、样版等方面借鉴唐朝，但又有别于唐朝。第三阶段为以女真人为主的“大金时期”，织物多以棉、麻、丝为主，男子发式仍沿用前剃后辫的先祖模式，辅以色丝带、宝石珍珠作为发饰。

　　满族建立清朝入主中原后，为了体现尊卑有别，形成了民间服饰与官定服饰。民间服饰遵循“南衫北袍”，服装以长袍、马褂、马甲、衬衣、套裤为主，配饰以鞋、帽、饰品为主。袍服是满族族人共着服装，旗人所穿袍服就是后世的“旗袍”，基本样式为：紧身窄袖，圆领偏襟，马蹄袖头，四开杈，扣襻固定。服饰面料坚持以冬皮、夏布，以丝、绸、棉、麻、素缎为主。

　　满族服饰的符号元语言。索绪尔构建了基于“能指”“所指”的二元符号学理论。皮尔斯构建了基于符号形体、符号对象、符号阐述的三元符号学理论。罗兰·巴尔特重在研究服饰的书写语言。基于这些符号学的理论，笔者选用技术性语言作为研究手段，重点研究真实服饰的技术性基本要素，即面料、款式、色彩、图案、工艺等。

　　从典型款式元语言看，顶戴花翎是满族朝服中最有特色的标志官阶品秩的款式。袍服均遵循紧身窄袖、圆领偏襟、马蹄袖头、下摆四开杈、扣襻固定的基本样式，后来演化出立领、左右开衩或者不开衩的样式。整体而言，窄身紧袖是满足袍服的标志性符号。马褂遵循左、右、后“三开衩”、圆领对襟、短袖袖长到肘部、扣襻固定的基本样式。在官定服饰中，马褂依据衣服长度、色彩纹饰作为职位高低的区别。领衣、披肩领为官定服饰中服袍上单独外加的硬领，连结硬领下的前后长片，春秋两季用料为湖色的缎，夏天为纱，秋冬为皮毛或者绒。马甲遵循立领对襟、长度齐腰、扣襻固定，供各部、各司官员穿着，以皮质为主，后期有棉、麻、丝等面料，辅以异色花纹镶滚装饰。套裤无腰无裆，独立分离的两个裤腿分护两腿，臀部外漏，扎带辅以流苏为装饰。

　　从典型色彩元语言看，满族崇尚蓝、白二色，象征黑土地的蓝天白云、茫茫林海。从典型面料元语言看，满族服饰面料最常用的是皮裘，满人往往头戴皮帽、身穿皮袄、外罩皮衣、下着皮裤、脚穿皮靴。从典型工艺元语言看，满族服饰多以绣、镶、嵌、滚、盘为主。绣即刺绣，满人刺绣各种图案在袍褂上，民间多托以吉祥祈福之意。镶，则是多以花边、对纹、织带等镶嵌在衣领、袖口、下摆、开衩等处，形成对比的装饰效果。嵌，指在面料之间的夹缝中嵌入布条或者是花边。滚，则指通过丝线包光服饰边缘。盘，主要指盘扣工艺。从典型图案元语言看，满族服饰图案主要分官定服饰图案、民间服饰图案两类。官定服饰图案多以龙、蟒纹饰为主。

　　符号学视角下蒙古族服饰文化研究

　　蒙古族服饰形成与特征。蒙古族服饰的形成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史前时期，其服饰与满族相似，以尺布遮羞。到了新石器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蒙古族人逐渐使用衣服、袖子、开衩袍等服饰。第二时期是战国时期，蒙古族服饰逐渐转向以皮质为主的衣物，如皮袄、皮帽、坎肩、长袍等，服饰特点是以短衣为主，大襟开向反面，并逐步实现与鲜卑、匈奴等族群的融合。第三时期是元朝时期，服饰由原来的等级森严的特色逐渐转变为极具感染力的时代“品牌”，在服装色彩、服装款式、服装面料以及服装配饰等方面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区分。第四时期是北元及明清时期，此时期蒙古族的服饰文化既最大可能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也逐渐与其他民族完成融合。

　　蒙古袍是蒙古族最具特色的民族符号。蒙古族人春秋着夹袍、夏季着单袍、冬季穿皮制长袍或者棉制长袍。蒙古袍色彩、面料因人而异，款式为长形、右衽，开衩或者是不开衩，领口、袖口、衣襟处配以不同色彩、不同纹饰的镶边，袖子分为马蹄袖、无马蹄袖，与满族服饰相近。此外，扣袢儿既固定蒙古袍，又与镶边、款式相匹配，起到装饰效果，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蒙古袍坎肩分长短、无领无袖，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有镶边，分对襟、开襟。其腰带长约3～4米，以丝绸为面料，以红、黄、绿为主色，层层缠绕腰间，配以适宜的镶边，与蒙古袍颜色相匹配，产生色彩鲜明的对比效果。蒙古族女子多缠绕三角状的短腰帶，材质、色彩、款式均与蒙古袍相对比，以达到对女子健美纤细的要求的审美效果。其腰带除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更注重保护人体内脏、防寒保暖。其靴子以皮革、布料、毡子三种材质为主：皮革一般选用牛皮，分涩面牛皮、光面牛皮;靴底分软底、硬底。布料一般选用大绒，配以金丝线绣的精美图案。

　　蒙古族服饰的元语言。笔者重点通过研究蒙古族服饰的图案、色彩、款式、材料、工艺等技术性基本要素来分析蒙古族服饰的元语言。从典型款式与典型色彩元语言看，阿拉善部落的蒙古袍季节性特征显著，夏有单袍，春秋有夹袍或者薄棉袍，冬有皮袍或厚棉袍;其为长形大襟，高圆角领，右侧扣袢儿，开衩处配以镶边绸缎;男子腰带间挂蒙古刀、褡裢;该部落蒙古族女子蒙古袍无开衩，马蹄袖，未婚妇女系腰带，已婚妇女外穿坎肩，对襟，两侧有衣兜。察哈尔部落的蒙古袍以羊皮为材质，开衩，衣领、衣襟、袖口配以深色镶边;已婚女子穿后开衩坎肩，坎肩前襟有衣兜;该部落的蒙古袍多以紫、黄、红、青为主，已婚女子的蒙古袍多以粉、绿、青为主。从典型的服饰材料元语言看，貂皮、狐皮、鼠皮、狸皮是蒙古族经常选用的服饰材料;猪皮、羊皮、牛皮、狼皮等是蒙古族人应用最为广泛的服饰材料。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中，来自于西亚的绣金锦缎也成为了蒙古族服饰融合后的重要特征。从典型图案元语言看，蒙古族崇尚自然，自认为是苍狼白鹿的后代，因此，图案选取多以花鸟虫兽、吉祥瑞物为主。

　　符号学视角下满蒙服饰文化比较研究

　　满族服饰尚蓝、尚白，蒙古族服饰以蓝、黑、白为尊，满蒙两族服饰文化在长期民族融合中，既保持了本民族固有的民族文化，又诞生了具满蒙融合特色的服饰文化。

　　满族服饰色彩明度较高，具有强烈的色彩对比度。满族皇亲国戚的服饰专属享有明黄色，象征其处于等级权力的巅峰;民间服饰则以青色居多。蒙古族服饰讲究色彩比例与色彩排列;蒙古族最早崇尚青、白、红，青色象征蓝蓝的天空，白色象征吉祥与圣洁，红色象征太阳，这三色在蒙古族女性饰品中应用最为广泛。后来，蒙古族服饰在清朝时期受满族服饰文化的影响，转而崇尚蓝、黑、白三色。

　　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后，满族人民服饰材质多以丝、绸、缎、纱为主，配以象征身份地位的顶戴花翎。满族平民百姓服饰多以廉价的纺织物为材质，帽子多以皮质为主，配饰多以金银为主。蒙古族人民的服饰材质则多以动物皮毛为主，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多以丝、绸、缎、布为主。在这点上，满族与蒙古族相类似。蒙古族帽子多以呢料为主，贵族的帽子配饰多以动物皮毛、银饰为主，平民百姓的帽子配饰则以骨雕手工艺品为主。

　　满族服饰图案多以萨满图腾为主，龙蟒纹样、花鸟虫兽、几何图案等是满族图案的首选。蒙古族服饰图案多以几何形状、花鸟虫兽、山川树木为主，辅以极具宗教气息的八宝、莲花、铜钱等图案，象征蒙古族人民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

　　无论服饰色彩还是服饰材质、服饰图案，满族与蒙古族均具有一定的相似度。这些相似之处不仅将满族与蒙古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还将两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融合痕迹予以保留。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看，满蒙服饰文化既识别了各民族的地域特征，也识别了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但象征各民族的礼仪教化以及体现本民族的身份等级，还预示未来满族服饰文化、蒙古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基调与变异、流行趋势。

　　结语

　　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笔者以符号学理论为基本指导，从服饰款式、服饰色彩、服饰面料、服饰工艺等方面，分别对满族服饰文化、蒙古族服饰文化进行了深入探析，并应用符号学理论对满族、蒙古族服饰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有效总结，指出了符号学理论对各民族服饰文化的识别与交流的意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北文化与东北绘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A760034)

　　注釋

　　[1][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霍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2]王铭玉：《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1～10、18页。

　　[3]李京育、吕明臣：《从语言到话语——论巴赫金对索绪尔语言观的批判与继承》，《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9期，第146～151页。

　　[4]彭佳、李跃平：《论规约符及其连续性——皮尔斯符号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中国外语》，2016年第2期，第34～40页。

　　[5]马大康：《符号、艺术及其解释》，《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第135～144页。

　　[6]宋伟：《艾柯反对艾柯：阐释的悖论与辩证的阐释》，《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第120～122页。

　　[7]潘洵：《论索绪尔语言学的任意性原则》，《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04～111页。

　　[8]赵星植：《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6期，第87～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