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物质性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联结作用

 　　【摘要】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独特阐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具有独特价值，其中，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特征是对唯物主义进路的深刻阐释。意识形态不仅是由社会物质存在决定的观念和思想体系，它更是物质性的存在和实践本身。我们可以从两条路径来思考这一物质性特征：认识论与社会历史方向。同时，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也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主体建构、语言符号这内外两部分统一起来，成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的关键点。

　　【关键词】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 物质性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9.016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月刊)创刊于1936年。由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现任主编为暨南大学法学院刘颖教授“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被迫停刊，前后共出版了3卷6期。1979年下半年《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重新刊出。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产业方兴未艾，意识形态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中西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

　　顺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解析，而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在这一问题上有自己的洞见，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位。他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结构上对主体的传唤和社会的架构，同时又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独特物质性在社会历史与语言符号内外两部分的联结作用。这使得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理解当下的意识形态具有非常鲜明的实践意义和参考价值，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意识形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多种面向，并以此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最早是1776年由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提出的。他将心灵哲学命名为“意识形态”即观念的科学(science of idea)，试图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以此来矫正人们头脑中的错误观念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后欧陆哲学家在拿破仑称帝时对拿破仑大加抨击，他就用“意识形态家”嘲讽他们在实际政治实践中的软弱无力，“意识形态”在此等同于“虚假观念”和形而上学。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意识形态问题也多用的是贬义，但马克思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真正洞见是对意识形态本身从诞生伊始就无从摆脱的物质现实性的发现和肯定，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人类自身以及社会的生产、再生产都有独到的分析，这与他对社会阶级和结构的把握是分不开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一开始就与物质世界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存在都离不开现实存在的物质实体，而在这基础上所产生的物质实践和社会生产关系必然也摆脱不了物质性的本质，而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来是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如果说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那么意识形态就不仅仅是虚假意识，或者说它不是完全虚假的意识。它之所以是虚假的，恰恰是因为它是现实的，而这对现实而言才是难以察觉和分辨的“虚假意识”。意识形态是在具有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物质的条件上产生并进行生产的。这正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之处，他从认识论和社会历史两个层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特征，并以此为理论的奠基石之一，建构了他的“理论实践”“历史科学”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两条路径：认识论角度与外部现实

　　在阿尔都塞的论述中，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主要可以从认识论方向和社会历史层面两个角度分析。在认识论方向，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与现实的真假问题做了一个巧妙的迂回，他避开了对不可触及的“真实”的纠缠，转向由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出来的“想象性”“欺骗性”统治工具和领导权问题上。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如其所是地反映现实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幻想”，他所追寻的是“划清界限”、选择一个“立场”，开辟出一个意识形态“战场”。

　　由此，他将“意识形态”从个人的意识转向社会结构，从观念思想转向实践话语，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理论建构。在这一独具创新的转折之中，“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特征起到了关键的联结作用。

　　认识论角度的意识形态。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一种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认识世界时必然会出现的一种“虚假性”，或者说“错位”“移置”，这一个社会人的“精神领域”指代物有时是贬义的，有时是中性的。在康德的“物自体”基础上理解，人类的认识永远无法触及物质客体，而意识形态，就是在人与物的劳动、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之间复杂作用的“语境”“环境”，因而具有“物质性”。

　　人从一开始就必然会受到“身体”的局限，在生理上就产生各种限制和差异，之后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教化，必然会有一定的偏向和选择。而进一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它因为在认识论上的物质现实性而更具有一种欺骗性，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们体验人与自己生存条件、生存环境的关系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经过了人类的体验和想象的真实存在。

　　沿袭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抽象阐释，阿尔都塞在1968年《论布莱希特和马克思》一文中，论述了戏剧“认出自己”的快感：“恰恰是人们‘游戏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没有冒任何风险……虚构的凯旋，也就是虚构的风险。”[2]在观看戏剧时，观众通过剧中角色的“越界”和“冒险”来“发现”“游戏”看似“虚假”的“现实”和规则，然后在其中“认出自己”，最终在结尾时被重新“纳入”到这个仿佛“对立”又得到“解决”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中，那些被规训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传唤-自认”在观众中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循环，这正是意识形态的现实作用。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意识形态正是因为它的物质性、现实性，才使得其虚假性得以实现，也正是因为它必然的现实虚假性，我们才需要从社会历史的现实矛盾中实践地探索和挖掘具体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制。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将意识形态与很多概念连接在一起。根植在他理论基础上的是认识论断裂和总问题的认识观，而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立刻得到了唯物辩证法的有力支撑。矛盾的观点、多元决定论以及结构因果律，在意识形态物质性特征的桥梁作用下，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奠定了基础。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主体建构。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是一个“地形学”的空间结构隐喻，但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一对应、亦步亦趋的，而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基础只是“归根结底”的决定性因素，“大厦这个隐喻的目的首先是要表达经济基础‘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这个空间隐喻的作用就是赋予基础一种有效性指数”。[3]更多具体的现实情境是在多元决定论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同时其动因不能以简单粗暴的还原论来归因，必须要从复杂的、现实的、具体的结构关系中去做历史性的探索。

　　通过对社会中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思考，阿尔都塞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的结构和发展过程中发现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作用机制：宏观层面上，就是通过镇压性(军队、监狱等)和非镇压性(家庭、教会、学校等)的国家机器不断地进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巩固统治阶级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详细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利用这些机器对前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中教会——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展开的政治、阶级斗争被“教育”体系所替代。物质性特征在教育系统中具有更加强大也更加潜移默化的作用。学校承担着从各个阶段、方面来塑造人的过程：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在这一集体性的空间内被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包裹，而意识形态一方面表现为间接的“技能”或“本领”，如语言文字、数学计算、科学与自然、文学与历史等，或者是直接的意识形态如公民教育、法律、伦理、哲学等等。但是必须要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加以区分，他使用意识形态时同样趋向于贬义和批判，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阿尔都塞看来则是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和虚假性，成为一种能够经受自我检验的科学。

　　阿尔都塞从社会性的宏观机器出发，认为整体的、抽象概念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历史，因为如果用辩证而具体地眼光来看，各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物质条件，所以抽象上的意识形态一般就不会有历史。而这一没有历史的“意识形态一般”如何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就要从微观的角度来思考意识形态与个体的关系。阿尔都塞借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阐述了意识形态对个体的“传唤”和塑造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对人和现实之间关系的物质性作用。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每一个人想象性地表达他们与实在的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下，把个人传唤为主体，因为这一过程实际上就发生在意识形态的内部，或者说纯粹地作为个体的人就不曾存在，于社会中诞生的人从一开始就落入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物质性之中，执意区分意识形态的内外空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物质性就决定了广义上的意识形态没有相对的外部世界，而狭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构成了科学和现实的外部空间。另一方面，就单个的主体而言，作为“想象性关系”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物质性的，“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4]

　　内在物质性

　　正如前文所言，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是植根于特定时代具体的历史现实和物质条件之中的，同时占主流的意识形态借由国家机器发挥主导作用，在对个体的“传唤”中进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一过程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社会劳动实践共同作用并生成的。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在它的存在形态即语言中也是物质的、现实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是无法分割的、不能简单用形式和内容区隔开的统一体，语言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所呈现出来的最直接也最隐蔽的物质条件。在将物质性概念扩展到抽象的语言层面时，实际上人们以前所试图区分的“形式与内容”“媒介与信息”在今时今日看来也同样可以被视作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載体从而摧毁这一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观，树立起更加辩证性、结构性与物质性的意识形态理论。

　　阿尔都塞的学生皮埃尔·马舍雷和埃迪安·巴里巴尔在合著的《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一文中，着重讨论了法国教育制度中文学所担任的意识形态职能。而这种职能是通过学校中教授的语言的层级性发挥出来的。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对于各种意识形态形式(宗教、哲学、道德、政治或法律等等)来说，语言就是它们的物质载体或者说媒介，因为每一个意识形态产品及其中一切“合乎理想的有意义的东西”，都不是存在于与环境隔绝的思想和心理世界中，而是存在于客观的、现实的每一个语言符号、每一个词语发音、每一个手势摆动的质量、线条、色彩的组合之中。

　　结语

　　阿尔都塞利用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特征，将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学”社会历史结构和拉康关于主体建构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以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和马丁的“总问题”观点为理论背景，重新阅读并区分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并提出了“理论反人道主义”和“新的理论实践”的宣言。

　　在这一整套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问题领域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形而上思考以及个人视角向唯物主义、辩证思考和社会历史的转变，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核心的物质性视为马克思在1845年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开始形成的、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颠倒”、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最初告别。而这也意味着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成为阶级斗争“战场”的存在本身和“有力武器”得以实现的根本依据，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在精神领域内解读阶级统治的机制的一个重要关键，同时也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积极作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2][法]阿尔都塞：《论布莱希特与马克思》，陈越、王立秋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6期，第49页。

　　[3][4]陈越编：《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8、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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