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四个层次

　　摘 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现实的个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为逻辑前提，将对“人”的把握从德国思辨哲学的抽象性中拯救出来;以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人为现实起点，开始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把握人的现实性;以人的发展实现和确立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为实践路向，在生产实践中彰显人的本质力量;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旨归，把观念解放推进到现实解放，使人从异化中解脱出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现实的个人”;人的解放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0）07-0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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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曾一度被理解为“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决定论”。对此，有必要说明，人的解放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标追求，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正是“现实的个人”，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6。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理解，首先应该对“现实的个人”的内涵作出科学的阐释。《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完成了由“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个人”的重大转变，“现实的个人”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重要出发点。

　　一、逻辑前提：对“人”的把握从观念回到现实

　　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1]509。他们对于人的认识和把握往往只是停留于对“抽象的人”的崇拜，热衷于以词句批判词句，归根结底，这就是一种在进行纯粹历史规律演绎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弄清问题”，他通过对以往的一切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将人对自身的认识从天国拉回人间、从观念领域拉回现实领域，提出了“现实的个人”。

　　费尔巴哈哲学的贡献在于，他把黑格尔的无主体的理性拉回到人的层面上来，使哲学真正成为“人”的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并不将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和费希特的‘自我、谢林的绝对同一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抽象的、仅仅被思想的或被想象的本质当作自己的原则，而是将现实的或者毋宁说最最现实的本质，真正最实在的存在：人，即最积极的现实原则当作自己的原则”[2]。相较于唯心主义者来说，“他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1]527-528费尔巴哈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感性和现实，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499。费尔巴哈视域下的人是自然的人，而非社会的人，他所理解的“人”是一种“假定”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的抽象的“类”存在物。因此，费尔巴哈解释不了现实的矛盾和困境，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他把人与人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爱的宗教”，并从这种“爱”中引申出关于未来哲学和未来社会的构想。从本质上来说，费尔巴哈“类哲学”仍只停留于“字眼上的革命”，费尔巴哈“满足于玩弄实在这个字眼，但他从这字眼的具体含义中只看到他所要求实现的那种人的形象”[3]。

　　施蒂纳“唯一者”哲学的贡献在于，在批判“类”的基础上试图回到真实的个体，试图由“抽象的人”恢复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施蒂纳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对于理念、精神的过分崇拜，将关注点转向了个体的存在。但是，施蒂纳将独一无二的“自我”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将“唯一者”作为其哲学的前提，在他看来，“人”就是“一成不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就是自我，只有自我才是真正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施蒂纳将利己主义看作是人的本质，而看不到人的其他方面，对人的本质、人的意识等问题的考察又完全是观念的和思辨的，他“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1]546，“这位哲学家在这里转弯抹角地承认一定的意识也是有一定的人和一定的情况与之相符合的，但是同时他又认为：他向人们所提出的要他们改变自身意识的道德要求，会引起这种改变的自身意识，而在那些由于经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人们中（现在这种人所具备的当然是另一种意识了），他所看到的只是那改变了的[意识]，此外再没有别的。”[4]279这仍然是在观念内部自我打转，在“纯粹精神”的领域兜圈子，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由此看来，“唯一者”哲学并没有摆脱单纯的意识关系，其所谓的前提和出发点仍旧是“抽象的观念”。施蒂纳所主张的“自我”的现实性也仅仅是在思维领域具有现实性，而这对于实际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和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相对于以往的形而上学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二者殊途同归，都走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窠臼。正是在批判和反思“类哲学”和“唯一者”哲学等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从德国思辨哲学的抽象性中脱离出来，明确阐释了其新世界观的前提和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开始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把握人的现实性。

　　二、现实起点：“人”是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人

　　那么，何为“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将人理解为感性活动本身，而不是感性直观，“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525马克思认为，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的理解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人不是想象中的个人，不是观念中构想出来的人，而应当回归到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去理解和把握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516-517因此，“现实的个人”才是“人”的真实存在，就是指他们的实践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实质上也就是实践，而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519这种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物质生产活动就是劳动与实践，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是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且，人懂得如何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并能按照美的规律和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由此，马克思“現实的个人”的理论将对人的认识彻底拉回到物质生产领域，当我们谈论到“人”时，不再是旧唯物主义“抽象的人”、纯生物意义上的人，也不再是唯心主义纯粹思辨领域的人，而是真正“有血有肉”的劳动的人、实践的人。

　　马克思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以及思维意识等不同的生产维度阐述了“现实的个人”的真正内涵，展现了“现实的个人”的五种生产活动。第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531，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第二，“现实的个人”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也有着其它现实性的需要，因为在人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满足这一需要的活动以及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以及生活资料又会引起新的需要，因此，第二个生产便是这种新的需要的不断再生产。第三，“现实的个人”要得以延续下去，就必须进行“人”的生产，不仅包括对人自身的生产，也包括对他人的生产即生命的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即家庭。第四，“现实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1]525，而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也不是单个人的，它一开始就具有社会的性质。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但新的需要随着人口的增多不断得以产生，需要的增长又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生产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就体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五，马克思强调，在考察了以上四种生产后，我们发现，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由于分工的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意识得以产生，即意识的生产。“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533，也就是说，意识是从属于物质性因素的第二性的东西。当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就显现出来，才有了真正的意识生产活动。

　　正是在对以上五种生产活动的分析基础之上，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520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实践，并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01，人的本质是“社会的人”。正是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创造着人作为人的存在，而且创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创造着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正是这种生产实践，使得人成为人，成为现在的样子。

　　三、实践路向：人的发展实现和确立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整个人类历史完全可以理解为社会生产史，同时也是作为生产过程基本力量的人本身发展的历史。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并不了解历史的发展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的方面。唯心主义却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将能动的方面绝对化，忽视了客观现实的方面。马克思从生产实践出发，立足“现实的个人”，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统一起来，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去理解历史和人的发展。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主体性的存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首要前提。“人是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1]295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无数“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而无数“现实的个人”的集合体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生产着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吃、喝、住、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5]而且，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人民群众的范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是总的来说，无论在什么时期，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历史反复证明，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劳动的历史，在无数“现实的个人”的生产实践中，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向前推进。

　　在生产实践中，“现实的个人”作为生产的主体是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马克思认为，“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576虽然人类历史是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但所有的历史规律又是通过“现实的个人”的生产活动实现的，历史规律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历史发展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人而展开，“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95人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同时，人作为自己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本身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进行自我改造、自我确证和自我革新，人自身的发展实现和确立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632因此，对人的认识同时也就是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促进人的发展同时也就是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的发展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

　　“马克思一向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生产史、经济史;同时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是从动物界进到真正人的世界的历史。这个过程就其内涵来说，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但就其外延而言，也是人类不断扩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6]人与动物的真正区别在于人能劳动，人的劳动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类活动”，推动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不断变革，推动着历史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演进。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未来也将会实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而这同时也是进入到真正人的世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及人与社会和解的过程，是人自身不断走向真正“自由”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做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证，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4]330也就是说，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必然性发展时，当人能够驾驭这种必然性，并能够利用这種必然性，充分推动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以达到人本身的需求，只有到这个时候，共产主义才能实现。

　　四、目标旨归：“人”从异化走向解放

　　对于现实以“人”为中心的生产活动来说，“人”不仅是生产的出发点，“人”的发展和解放也应当成为生产发展的最终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条件下，“现实的个人”是异化的人。马克思对人的异化的批判经历了从宗教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进而转向经济领域的过程，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理论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宗教解放转向政治解放进而转向经济解放的历程。经济异化也就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之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了劳动者当前经济生活异化的几种规定性。首先，劳动者与他自身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因为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属于他自己，他创造的商品越多，自身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其次，劳动者与他的劳动过程相异化，因为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不幸，不是愉悦而是痛苦。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与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也是一种相异化的状态，因为这种异化劳动将人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最后，马克思指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劳动者与资本家是雇佣关系，与其他劳动者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亦是一种竞争关系，由此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敌对的异化关系。异化状态的“人”并不是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而仅仅是作为维持生存的工人而得以存在。对于人来说，劳动还远远没有成为 “人的第一需要”，而是一种“束缚”，是一种表面上自愿而实质上“不得以”的活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进一步分析异化的根源，指出：“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537这种“异己”的力量就是由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所自然形成的分工所带来的各种压迫，正是由于强制性的分工使得广大劳动者将劳动视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力量，将劳动视为谋生的手段，仅此而已。在劳动者那里，劳动已成为一种“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1]580。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不仅完全没有其他自由的时间来发展自身的兴趣和才能，而且这种异化关系不断地被生产出来。

　　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摆脱这种异化状态。那么，人的解放何以可能？虽然思辨哲学家们也谈论人的解放，但他们只是停留在抽象的观念领域来“谈论”人的解放，只是“谈论”对宗教领域或政治领域异化的扬弃，而这种解放只是一种虚假的、片面的、人本主义的解放，因为不深入观念产生的现实基础，就无法真正改变人的异化状态，反而为人的异化蒙上了一块“遮羞布”。马克思指明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就在于，首先必须从观念领域回到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因为人的解放不能指望以观念批判观念、以新的观念代替旧的观念，而只有彻底扬弃经济生活的异化，人才能获得根本上的解放和自由。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人的解放向前推进到了现实解放，即从前期的抽象的人本主义转移到了“现实的个人”。“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526-527因此，实现人的解放首先需要将“人”拉回到现实的物质生产领域。

　　人的解放作为一个丰富的历史范畴不仅包括人本身的劳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而且还包括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人的解放还必须建立在关注人的生产实践、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的精神生产基础之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为人的解放理论确立了三个最基本的原则。首先，消灭现代私有制。马克思指出，要从异化关系中摆脱出来，实现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实现作为“人”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1]573，就必须打破现代社会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对人的束缚，并消灭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观念和人的异化状态。其次，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马克思强调，在对象性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人是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对实现人的解放起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前提，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538。因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527。最后，真正彰显和實现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当“现实的个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只有当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条件置于人自身的控制之下，当一切对象成为确证和实现人的个性的对象时，人才能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展现自己的全部个性，整个发展过程才能称之为“人”的发展过程，人的彻底解放才能实现。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的现实性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指明了实现人的解放的最基本的思路和方法论原则，并逐步建立起完整而又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3-14.

　　[3]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34.

　　[6] 张奎良.马克思的哲学历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81.

《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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