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洪深电影理论及其生态维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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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深(1894-1955)，江苏常州(武进)人，中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尤其在戏剧理论和电影理论等领域，洪深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1]。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现代电影文学之所以能够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洪深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被誉为“杰出的戏剧家和电影艺术家”[3]。

　　《符号与传媒》是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目前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赵毅衡教授任责任主编，每年三月，九月分春秋两期出版。自创办以来，《符号与传媒》已刊载符号学-传媒学专业论文百余篇，与国内外符号学团队合作共推出数十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研究专题。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逐渐走向兴盛、“电影文化运动高涨”[4]之际，洪深以其深厚的剧作功底和扎实的文艺理论基础，很快成为戏剧影视界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一时期也是洪深本人电影理论建构的黄金时期。借助大量的创作实践，洪深的电影理论体系完整、实用性强，对中国影视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洪深电影理论体系的创构也主要集中20世纪30年代，以《电影戏剧表演术》(1934)和《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1935)两个长篇论著及《1933年的中国电影》(1934)等短文为代表。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思想观念层面，洪深的电影理论都是其戏剧理论的延伸。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电影和戏剧是紧密联系的，两者都反映了强烈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关注现实社会、反思社会问题以及推动社会革新是洪深电影理论的核心内容。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兼具社会活动家和文艺理论家双重品质的洪深，有意识地在自己的电影理论中注入深厚的社会生态理想，他试图通过戏剧理论这样一种高度精神性的拟态方式，构筑起坚实的社会政治观念，其理论话语呈现出鲜明的社会生态观念——建构一种完整、均衡、平等的理想社会生态体系。

　　一、社会生态系统的建构

　　19世纪30年代中叶，洪深逐渐在戏剧创作之余，也开始主动进行电影剧本的创作，这让他对电影的理解更加深刻，并逐渐对建构电影理论产生兴趣，他对电影的研究和探索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1933年，国产电影获得了一次大丰收，洪深深受鼓舞，于次年写下《1933年的中国电影》一文。从当代电影史的角度来看，该文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电影理论史，尤其是在电影创作匮乏、电影理论稀薄的时代，这篇文章预告了中国电影理论的兴盛。在这篇文章中，洪深较为完整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电影艺术的看法，一方面，他从电影主题的角度出发，对当时的中国电影进行分类评述;另一方面，他在述评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表达了明确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理念。

　　在前一个方面，洪深以1933年整年度国产电影作为例证，探讨中国电影的得失问题。按照主题，他将这些电影分为四类，概括而言即反帝、反封建、妇女解放等题裁作品以及其他“落后作品”。就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洪深对国产电影的分类反映了他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的愿望，是他所倡导的社会理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电影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的提升也是有帮助的。

　　在后一个方面，洪深特别关注中国电影的“新动向”，他用“初春”[5]来形容国产电影的未来。当然，前提是国产电影需要坚持“反抗”这一主线。他希望这些新作能够起到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能够为他构建新的社会秩序提供精神力量。与其说他看好中国电影的未来，不如说他希望国产电影都如他的戏剧一样时刻关注社会问题、推动社会革新。

　　结合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洪深的电影研究并非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探索，而是为社会观念服务的、是助其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他对国产电影的研究从属于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背后的一个更为宏大的话语系统，体现了特定的政治愿景和社会生态观。

　　因而，洪深的电影理论具有浓郁的“生态乌托邦”的色彩，这同他的戏剧理论如出一辙。就他的文艺思想而言，电影或许只是戏剧的某种“延伸”，新颖的光影形式并不能将电影同戏剧区别开来，戏剧中的“表演术”同样适用于电影艺术，戏剧的创作思想同电影创作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对他来说，电影的意义在于形式的创新，这一属性决定了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形式能够且有必要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服务。

　　如果站在电影艺术本应具有的丰富性角度来看，洪深的电影理论显得有些“极端”，他过于看重电影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因而消解了电影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这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如果从社会生态的层面进行分析，再联系他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状况，他寄托在电影理论中的、深厚的政治情怀是可以理解、甚至值得称道的。面对行将崩溃的社会，洪深对艺术作品提出政治要求的做法并不出格，相反，这也是电影艺术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其观念对于社会生态秩序的重构是有一定意义的。

　　总之，洪深的电影理论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观念。他像一个苛刻的园丁，借用理论这把“剪刀”，对电影艺术这棵“树”进行修剪，使其生长的每个阶段都符合特定的社会目的。与其说他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倒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战士，他用电影理论作为武器，用电影剧本作为弹药，对敌人“宣战”[6]。面对处于危机中的社会，洪深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完全沉浸于对社会问题思考中，这既是一个理论家的社会意识的自觉，更是深厚的社会生态理想的体现。

　　二、众生平等与社会均衡观

　　洪深倡导“戏剧是人生的解释、记录、反映”[7]。在影视剧本创作中，洪深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社会立场：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反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渴望建立均衡的社会生态。

　　洪深一向被誉为表演艺术大师，例如，田汉就称赞他的表演是在特定表演条件下的唯一方法[8]。但是，洪深卻用《电影戏剧表演术》证明自己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还是一名出色的文艺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表演反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其理论则是在生命体验基础上的深度思考。

　　洪深认为，电影也好、戏剧也罢，都是有其特定目的的，都是为了“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9]。洪深痛斥相互倾轧的社会，他的剧作毫不回避社会问题，相反大胆揭露这些问题，这一观点充分证明洪深电影理论中的社会生态思想，具体而言就是众生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均衡观，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使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社会地位。

　　在电影剧本中，洪深特别强调演员表演之外的社会功能。他认为，演员的表演应该而且必须是有目的性的。在演出时，演员是背负一定责任的，他们应当使观众在思想上受到影响而做出相应的改变，或形成某种主张、态度，最终达到“获得一个正确的估量与结论”[10]的目的。尤其那些表现社会不公与阴暗面的作品，强烈的寓言和深度的警示是其必备主题，它们能够让观众认识到社会的不公，并反思造成不公的原因，从而得到相应的教育和精神境界的提升。

　　寻求构建均衡社会之路正是洪深编剧的根本目的所在。在这一点上，他所创作的戏剧和电影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他之所以重视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同电影的繁榮及其社会影响力有关。或可以说，洪深看中的正是电影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辉煌的未来。在洪深的电影剧本中，无论善良却受欺压的底层、或是刻画阴损毒辣专好掠夺他人的恶棍、还是生活所迫不得不干出昧良心之事的破落户，都体现他探索社会平等的愿望。

　　丰富的舞台实践为洪深的理论提供了支持，长期的剧本创作和亲身演出，使他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清理出一条理论的进路，他能够深刻理解表演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当他设身处地思考表演者所饰演角色的人生时，便不自觉地把握住了这些表演所对应的真实的生命体验、社会经历以及表演本身的价值。他创作的人物和故事既来源于现实中真实的生活，更是对这种真实性的理想化投射。

　　尽管洪深的电影理论反映出特定社会意识对文艺创作进行规训的早期形态，还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色彩[11]，而且，过于关注社会和现实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艺术品的创作，甚至限制艺术家对自身情感的表达，但是他对贫弱者的同情和对社会问题的反省却是具有深度的生态伦理色彩的。在这一点上，洪深的电影理论是其戏剧影视剧本创作的重要延续，他用理论提升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使其作品和理论都具有了普遍性价值。

　　因而，理解洪深电影理论的意义应当尽可能地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否则，很可能对他的理论产生“误读”。他在理论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大量的非艺术性倾向是符合当时社会潮流和社会需要的，即便因此部分地损害了理论的艺术价值，其观念对于陷入民族危机和精神困境的社会所具有的意义也足以抵消这种损耗。与其说洪深是借电影剧本和电影理论来唤醒民众，不如说他是在用理论来绘制理想社会的蓝图。

　　总之，洪深电影理论中的社会生态观让他远远超越了理论学者的边界，使他更像一位训导者。在主题上，洪深的电影剧本是悲悯而沉重的，他“强加”给电影沉重的“负担”，却使这样一种原本为娱乐而生的、浮华的艺术形式变得厚重起来。他关注底层命运，并用舞台表演来反映社会现状，以期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他将社会均衡观和平等观同时置于电影剧本创作和电影理论研究的首位，赋予影视艺术以深度的社会使命感。

　　三、电影的精神价值与社会变革

　　“一切的艺术，在起头的时候，都是实际地于人类的生活有帮助的”[12]，这一观点概括了洪深对电影艺术及其相关理论研究的理解，从洪深电影理论的宏观体系来看，他所谓“人类的生活”应当特指人类的社会生活，电影是用来“反映社会、反映人生”[13]的。但是，如果仅仅将人类的生活理解为现实层面生活的话，就无法解释洪深社会生态思想的深层维度，甚至还会将他对电影艺术的理解视为“工具理性主义”。

　　在《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一书中，洪深极力阐明这样的观念：电影对于人的意义不仅在于现实世界和物质生活，还在于精神生活这个更为重要、更具社会价值的场域。他认为，越是在变革的时期，电影的社会意义就愈发重要。[14]从这一点来看，洪深对电影的精神价值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因为，作为艺术形式，精神指向直接决定了电影的社会价值的实现。

　　至于电影是如何发挥其精神作用的，即“电影为什么而作”[15]这个问题。洪深也有明确的回答：“戏剧永远是为了影响人类的行为而作的”[16]。电影也正是通过精神上的感召和共鸣，实现创作者改变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的目的。洪深显然要比一般的艺术家更具有行动力，对他而言，创作本身并不是目的，相反，电影作品(包括其他一切戏剧或电影类作品)的“效用”才是最为重要的。对于洪深这类剧作家而言，戏剧家和电影创作者的任务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了现实社会而创作，无论是反映社会问题、还是推动社会精神变革，都是戏剧家进行创作的最大动力。

　　同作品的艺术性相比，洪深更关心作品的内容能否实现他的创作目的。因此，他在理论中反复强调电影对于社会变革的价值。他认为，剧作家的作用就是帮助观众“解答目前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问题”[17]。他毫不掩饰这样一种看似“露骨”的、且略带“霸权”和实用主义色彩的艺术观。他可能会遭到一些艺术家的反对，他也毫不介意。在他眼中，电影绝不是一种“娱乐工具”，而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武器。

　　在电影剧本的创作论方面，洪深格外强调剧作家的精神能动性，他认为戏剧家应当是“正直的，不自私的，不计较个人祸福，而勇敢地肯为大众呼喊的”[18]，他们不应当对观众阿谀逢迎。相反，他们应当成为影响观众的精神领袖，通过舞台表演，生动形象地展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电影虽然是精神性的，却能通过影响人的行动对整个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结合以上洪深对剧本和创作者两方面的要求来看，社会生态问题和精神生态问题在他的电影理论中得到了同等的地位，他不仅重视理论的社会生态效应，还关心理论在精神层面的价值。从精神生态这个层面来看，电影和戏剧一样，都是用来重构社会精神生态系统的手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强调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极大地提升了洪深电影理论的历史价值，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到如何处理电影的精神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也是洪深电影理论的一个疏漏。如果系统地对他的理论进行查考，不难看出，洪深实际上并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创作动机并非完全为了电影艺术的发展，相反，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变革。从这点来看，洪深的文艺观具有“双刃剑”的性质，过度强调社会性价值可能会降低电影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换句话说，如何处理电影理论同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如何给予电影的艺术需求以适当的空间，这是基于特定时代下洪深电影理论研究之外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总之，洪深以其独特的电影理论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现实进行反思，进而推动电影剧本的创作。洪深将人生和艺术紧密联系起来的思想既符合社会生态的需要，亦是一种精神生态观念的体现。不可否认，他的电影理论具有某种“保守性”，对电影的要求超过了艺术本身的限度，将电影视为改变社会、实现某种社会理想的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电影的艺术性，但是，他对社会生态及其相应的精神问题的反思，却是电影艺术无法摈弃的要素，尤其在社会失衡和精神危机的今天，他的社会生态观是值得借鉴的。

　　余論

　　洪深将他对戏剧的理解直接应用于电影创作和电影研究上，使他的电影研究具备了戏剧文学和电影艺术的双重特性。因此，他的电影理论具有戏剧文学理论的显著特征，其电影理论同戏剧理论的区分度较低，既反映出特定时代电影和戏剧的密切联系——当时许多电影公司的创作班底和决策成员多是由剧作家担任的[19];也反映了洪深个人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理想——他对戏剧的偏爱、对戏剧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狂热追求。

　　由于洪深的电影研究和戏剧研究从属于相同的观念体系，因而两者被赋予了相同的社会责任。从文艺理论漫长的发展史来看，洪深的电影理论并不具有独创性，关注社会问题文艺理论家比比皆是。但是，对于电影这样一种新兴艺术形式而言，他的观念却是具有创新性的，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对于尚且处于蹒跚前行阶段的电影理论而言，更是十分宝贵的。从社会生态的角度来说，洪深为中国电影理论注入了强心剂，极大地丰富了特定时期的中国电影理论。

　　不可否认，过度追求电影对社会变革的作用，对电影理论和艺术实践的全面发展是具有一定负面作用的，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电影的艺术性表达。但是，将电影理论引向社会层面，对于洪深和他所处的时代、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是有利的，他的影片也呈现出“30年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气氛”[20]。具有社会导向性的电影理论和剧本创作，为洪深这样一群“先驱者”[21]和社会活动家们(如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阿英等[22])提供了宏大的创作空间和想象空间，他们在这个特殊的精神世界中自由自在、畅所欲言，他们可以将自己的社会理想建构成任何可能的形式，并用艺术的独特话语进行诠释。

　　总之，以洪深为代表的电影理论家对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的钩沉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当前的影视艺术而言，洪深的生态理论也并不过时，相反，他质朴深沉的理论观念和文艺理想为当今影视艺术的探索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典范。联系洪深的人生经历及其戏剧理论，他对社会生态问题的思考反映了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理想——构建新的社会生态体系及相应精神生态的渴求。

　　参考文献：

　　[1]周斌.论洪深对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贡献[ J ].电影艺术，1992(6).

　　[2]周斌.电影文学：现代文学史研究不能忽视的领域[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1).

　　[3]程季华.洪深与中国电影——纪念洪深先生诞辰100周年[ J ].当代电影，1995(2).

　　[4]李少白.兴起与高涨——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初期的成就[ J ].当代电影，1995(2).

　　[5]洪深.1933年的中国电影，洪深文集4[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521.

　　[6][8]田汉.《电影戏剧表演术》序，洪深文集3 [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76，176.

　　[7][9][10]洪深.电影戏剧表演术，洪深文集3[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79，179，252.

　　[11]艾青.中国早期电影人的“美国经验”与“中国梦”——洪深、孙瑜、张骏祥的跨文化电影创作实践论[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12][14][16][17][18]洪深.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洪深文集3[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65，266，267，268，268.

　　[13]马彦祥等.马彦祥、曹禺、葛一虹谈洪深[ J ].戏剧报，1984(12).

　　[15]谭春发.长期被误读被冷落的一页——早期的中国电影[ J ].当代电影，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