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机制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提 要]文化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但其体制性障碍与结构性矛盾性使得文化产业正外部性难以反哺文化产业。文章从潜在收益、综合价值、公共属性三个角度分析了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的必要性，通过借鉴美国“去中心化管理”、英国三级管理体制、法国法规与税收反哺以及印度集群化发展等国家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反哺机制，结合我国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特性，提出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完善政策法规与监管、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等可能做法，以期满足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诉求和需要。

　　[关键词]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机制;经验借鉴

　　《国际传播》遵循媒体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国际传播》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期刊，突出强调“一国一策”传播策略研究、受众研究、合作传播机制研究等，努力推动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建设和实践创新，促进中国国际传播实现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目标。

　　自21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实现增加值30254亿元，增长67.4%，产业占GPD比重增加0.6个百分点，传统增长模式与发展形态在不断升级，但其体制性障碍与结构性矛盾也缓慢显现出来，并引发了新的问题：文化产业正外部性价值丰富，却难以反哺文化产业自身。由此可见，如何平衡文化产业与正外部性的矛盾，使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价值能够反哺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1]。

　　当前对我国文化产业的研究多是产业政策、产业规模与地域文化。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截至2019年底，以“文化产业”为关键词的相关期刊论文有6.2万篇，如张建中(2010)[2]总结我国文化产业是零散、小规模的，没有足够的投入与开发深度。郭淑芬(2015)等[3]分析文化产业能推动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亦是转变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的着手点。叶文辉(2016)[4]认为我国文化产业的管理、市场以及组织构建方面仍不容乐观。陈宇翔(2016)等[5]通过对我国文化产业相关政策的审视，针对性提出了政策相关完善方案。陈金丹(2017)[6]通过地理空间格局，对我国文化产业进行研究，发现我国的文化产业当前态势“东强西弱、南高北低”。陈笑玮(2018)[7]通过梳理相关文化产业政策发现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贺达(2019)等[8]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应伴随着经济同步发展，從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陈波(2020)等[9]讨论了数字文化产业相关的虚实对接平台发展模式。

　　基于以上文献发现，当前文化产业的投入依旧不足，管理与组织方面政策有待完善，地理空间致使各地发展不均衡，需要新的创新视角与方式帮助文化产业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增长。以“文化产业正外部性”作为关键词的相关期刊论文仅有3篇，说明联系文化产业正外部性所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基于此，本文从文化产业的正外部性出发，追寻文化产业正外部性产生的主要因素，并借鉴外国正外部性的反哺机制，提出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反哺机制，有利于我国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

　　一、相关概念阐述

　　(一)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作为新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初，是特殊的经济和文化共同存在的形态，凝聚文化结晶并传递文化核心观念的文化产品和服务[10]。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文化产业进行相关的研究，研究起步时间较晚，文化产业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谢传仓(2015)[11]认为文化产业是通过精神与物质结合的生产、交易的产业。黄清喜(2017)[12]认为文化产业是将娱乐、教育与文化等因素以服务的形式，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Erdem Ucar(2018)[13]认为文化产业是当地创意文化的结晶。侯景娟(2016)[14]认为文化产业是将文化属性赋予实体物品，并依据文化价值给予物品价值。

　　综上所述，各位专家学者对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偏向文化或产业，不能完全将文化的含义与产业的含义相结合。而各国也因其文化产业分类的不同，导致对文化产业的定义不尽相同，如表1所示。在我国，有关文化产业最为广泛的定义则是统计局在《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分类(2012)》中给予的定义：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集文化产品和相关产品与服务等生产活动的集合。

　　(二)文化产业的正外部性

　　综上所述，有效利用文化产业正外部性能促进国家、社会与产业自身的发展。然而，我国文化产业未能有效利用文化产业正外部性，不仅未能促进发展，甚至会导致市场失灵。文化产业与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矛盾若不加以平衡，长期以往文化产业必将衰退，正外部性的效用将大幅减弱。

　　(三)反哺理论

　　“反哺”一词来源《鸟赋》，意指通过别人的行为使己方受益，己方以行为反馈对方利益。我国繁荣的文化内涵给文化产业庞大的精神支撑，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又反哺文化，使其内容、形式上更加丰富。反哺理论在文化与产业方面有较多的应用研究，而将文化产业与其正外部性联系的相关研究，目前是较为稀少的。我国文化产业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对国家、社会与地区具有正外部性，但由于缺乏政策的引导、法规的帮助，使得文化产业没受到相应的反哺，长此以往，将使得文化产业人才流失，文化产业链稳定性减弱。

　　二、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的必要性

　　从1992年文化产业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四大，到十九大的推动文化产业大力发展，如表2所示，可见我国对文化产业建设十分重视。但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相比发达国家有所不足，尚缺乏反哺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相关理念与政策，对文化产业的相关管理还有所缺乏，没有专门的机构，且管理体制较为落后，使得文化产业正外部性中的潜在收益、综合价值、公共属性三方面的价值无法对文化产业进行有效的反哺。这一情况可能导致文化产业数量越来越少，使得文化产业愈发萧条，进而引发一系列恶性循环。因此，将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效益价值反哺文化产业自身具有必要性。国外对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反哺具有较为完善的研究，从中借鉴国外相应反哺经验，针对我国文化产业正外部性中的潜在收益、综合价值、公共属性三方面反哺不当的乱象进行拨乱反正，使文化产业能受到反哺。

　　(一)潜在收益反哺的必要性

　　从潜在收益角度，文化产业正外部性散发的观念造成思维的影响，形成相近的价值观，进而增进对国家的责任与归属感，有利于我国社会体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帮助回忆民族文化、理解民族精神、坚定民族信仰，系紧与文化密切相关的精神纽带;提高人文精神与居民整体素质，带动经济产业的发展，凝练城区的“精气神”，优化城区总体功能。由此可见，文化产业正外部性能够通过传递相应价值观念与取向的方式给予国家社会潜在收益，国家再令受益群体以资金补助等方式将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文化产业。从目前文化市场的管制情况来看，67%的文化产业政策实行落实是通过行政手段，运用经济与法律手段的仅占27%与6%，说明我国缺乏有关文化产业完善的政策，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各监管机构权力交叉，形成多部门管理单个行业但职能不清的现象。各部门分工过细，导致程序繁杂，既降低工作效率又导致资源浪费;对文化产业中出现的问题互相推诿，导致文化产业价值难以发挥、综合价值缺乏衡量标准。同时多方的监管使得文化产业政企难分，难以进行经济调控，抑制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以上要素致使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未来潜在价值流失严重，因而从未来潜在价值入手帮助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对文化产业进行反哺具有必要性。

　　(二)综合价值反哺的必要性

　　从综合价值角度，文化产业从多方面帮助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具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文化产业创造了多种收益却仅能收获其中的经济效益，其原因在于其他价值如社会价值与潜在价值难以量化。文化产业的综合价值难以量化，无法通过统计学的数量统计对文化产业价值进行衡量，无法估计文化产业正外部性为社会带来多少收益，国家也无法给出相应政策将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文化产业。而且我国市场管理方面相对落后、城乡发展亦不协调;严重地区保护性阻碍文化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与地区文化发展;文化市场难以整合，文化产业与服务多以破碎化的现象呈现，导致艺术活动较难安排，信息时效性差。以上要素致使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综合价值流失严重，因而通过文化市场帮助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综合价值对文化产业进行反哺具有必要性。

　　(三)公共属性反哺的必要性

　　從公共属性的角度，众多的文化产品都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公共产品的属性。由于文化产品的消费方式更多是感受而非使用，产品本身并不会消失，使得多名消费者只付出一份文化产品的钱享受同一份文化产品的价值。同时也因文化产业公共属性使得消费者能够轻松地免费获得文化产品与再次传播，使得更多消费者“搭便车”，出现恶性循环，损害了文化产业的利益。而集群化发展将会使得我国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公共属性消化在文化产业自身，将公共属性中的效益反哺文化产业自身。然而，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缺乏集群化发展，使得生产成本较高，产业结构不合理，没有成型的经营规模，缺乏技术含量，产品质量不高，产业发展支撑力不强，导致文化产业公共属性极少反哺自身产业。同时，因相应政策法规的缺乏，导致消费者“搭便车”获益现象严重。基于此，从公共属性入手将文化产业正外部性产生的价值对文化产业进行反哺具有必要性。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有关文化产业的三类产生要素不协调，导致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影响的文化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如图1所示，因此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国外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优化[21]，可帮助文化资源配置达到或接近最优水平。

　　三、国外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经验

　　由于我国文化产品正外部性影响文化产业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平衡发展，因而需要结合国家、社会及市场做出相应调控对文化产业进行反哺，使得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供给量达到社会需求最适量、资源配置最优化、社会与个人收益最大化。美国、英国、法国作为经济发达国家，具有成熟的市场制度与完善的市场体系;印度与我国相邻，同是文化古国，具有相似的文化底蕴。本文将借鉴美国、英国、法国、印度等国的经验，通过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对自身进行反哺，以供我国文化产业参考。

　　(一)美国的“去中心化”管理

　　美国政府并不设立专门管理文化产业的部门，而是通过“去中心化”对文化产业进行间接管理，进行商业化运作、多元化投资，完善《版权期间延长法案》《数字千年版权法》《联邦税收法》《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等，打击因文化产业公共属性而进行盗版、搭便车的行为，营造健康的文化发展环境，通过减小文化公共属性所带来影响的方式对文化产业进行反哺[22]。从公私合营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反哺，以政府产业共同承担风险的方式保障文化产业利益，并对文化产业人才进行重点培养，将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综合价值反哺文化产业。文化企业集群化发展，如“洛杉矶集群”“迪士尼”等集群化企业，同时带动媒体、印刷、美术、摄影、软件、特效、旅游业的共同兴起，令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综合价值消化在文化产业自身，进行文化产业自身反哺。美国政府用以上方式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文化公共属性对文化产业造成的损失，并结合了潜在收益，使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自身。

　　(二)英国的三级管理体制

　　英国进行宏观与微观的调控，给予非政府文化机构权利，与其共同协商，协调发展，帮助文化产业具有综合价值的最大控制力，将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综合价值反哺文化产业[23]。英国政府借助具有英国特色的大文化管理系统，设计并完善了三级管理体制，如表3所示。三级管理体制使政府、社会以资助方式反哺文化产业，平衡文化产业正外部性中的综合价值与公共属性，帮助文化产业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较大程度将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综合价值反哺文化产业。

　　(三)法国的法规与税收反哺

　　法国政府倡导与遵循“文化民主化”，将文化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使文化产业不受垄断支配，给予文化产业良好的发展空间，使文化产业不过多地被公共因素所影响[24];将文化产业的不同领域细分，并制定了相应的税收法规，如图2所示，完善庞大的税收体系，给予文化产业政策的优惠，以法规与税收帮扶文化产业的方式将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自身，引导文化产业发展;对文化产业直接拨款支持的方式反哺了文化产业，如《费加罗报》《世界报》每年获政府补贴高达2000万欧元，大幅度抵消了文化产业在综合价值方面的亏损。

　　(四)印度的文化产业集群发展

　　印度以市场为主导，根据市场规律，兴办与发展文化产业，主导文化产业正外部性中综合价值的走向，令其能更多反哺文化产业自身，做到健康的循环发展[25]。印度注重集群化发展，如“宝莱坞”电影文化产业，但与美国集群化发展不同，美国的集群化如“洛杉矶集群”“迪士尼”等是高科技、高质量的产业聚集，而“宝莱坞”结合了印度国情，由大小不一的数百家影视文化产业结合组成，借助中小企业的优势将产业链延伸，令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公共属性价值反哺文化产业。

　　(五)其他国家经验总结

　　韩国提出“文化立国”战略，以集约化发展，节约文化产业资源的同时扩大影响力，将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公共属性价值反哺自身。日本以技术优势将电子产业与文化产业结合，形成独特的数字文化产业。

　　电子产业充分利用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公共属性价值，并产出综合价值反哺文化产业。意大利文化产业以门票收益的方式，将文化遗产的综合价值反哺文化产业。德国以创意为核心，对文化产业相关的荒地与废弃厂房进行综合治理，改造为文化活动中心，重新发挥价值，将文化产业正外部性遗留的潜在价值反哺文化产业自身。

　　四、国外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机制启示

　　(一)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

　　美国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扶持文化产业发展，英国、法国则通过直接拨款的方式，印度以市场为主导，将文化产业的正外部性收益反哺自身。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但多是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部分亏损和微盈利的文化企业未得到亟需的资金援助。目前，我国的文化企业以国有体制为主，相应管理制度较为健全，與国外的公私合营情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可借鉴美国的“去中心化”管理经验，采纳公私合营的方法，以文化高科技企业的正外部性收益反哺文化产业，补偿产业链上游收益低的企业，能够从根本上缓解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压力，维持其健康发展。同时，可借鉴英国的三级管理体制，利用社会组织对文化产业进行资助。印度则是以产业链延伸的方式，发挥影视企业等超额收益的作用，对亏损和微盈利的文化企业进行资金帮扶。以上多种方式同时进行，可最大程度利用文化产业的正外部性收益，平衡其公共属性发展的资金需求。

　　(二)完善法律法规及政策监管

　　美国“去中心化”管理、英国“三级管理制度”以及法国“文化民主化”管理都具有清晰的监管体系。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业监管体系还不够灵活，建议把短期的行政指令调控为主，转变为以长期的经济政策与法规调控为主，更大程度发挥市场的作用。宏观方面，可借鉴英国“三级管理制度”，通过分层管理文化市场，稳定市场秩序，还可以借鉴美国“去中心化”管理，实行政策法规引导，使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形成的资金收益反哺文化产业收益低的企业;微观方面，针对我国多监管部门职能不清、权力交叉的现象，应该借鉴法国“文化民主化”管理，从“蛛网式”管理转变为“树状式”管理，在执行《文化产业振兴法》的基础上，厘清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脉络，并发布相应的税收政策，使每个领域和方向都有法可依，健康发展。

　　(三)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

　　美国、印度的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规模效应明显，集群化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世界闻名，如“洛杉矶集群”“迪士尼”“宝莱坞”等。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效应不明显，在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不断提升，这也反映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上。因此，亟需整合现有文化企业，实施集群化发展，寻找更佳的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模式，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而言，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科技最为发达的区域，应借鉴美国文化产业的集群化模式，充分发挥大数据、区块链、二次元和VR等高端技术优势，带动摄影摄像和旅游业等关联产业发展;中西部地区以中小型文化企业为主，通过借鉴印度文化产业的集群化经验，依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产业优势，加强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的创新，整合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另外，东西部之间还应加强交流与合作，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关联性，东部地区主要负责引进技术，西部地区负责承接与协作，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集群，实现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公共属性自身消化，利用正外部性的综合价值反哺文化产业自身。通过集群化发展，加强我国文化发展的软实力，更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6]。

　　五、结束语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的不均等问题依然存在，如何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不断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整体实现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互联互通?文章根据文化产业正外部性的潜在收益、综合价值、公共属性三方面反哺的必要性，通过梳理国外文化产业正外部性反哺的经验，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国情，从综合价值与公共属性方面出发，提出符合地方特色文化发展需要的正外部性反哺机制优化方案，以提升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和凝聚力。后续研究还可以围绕文化产业正外部性中的潜在收益方面展开，对其与反哺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文化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将会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魅力和塑造国家形象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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