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论文全球化进程中20世纪早期亚洲改革的成因与后果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土耳其、伊朗和印度都发生了以近代西方政治制度为范式的改革，亚洲历史可以说出现了“孙中山时刻”。革命者和改革者孙中山、凯末尔、礼萨汗和甘地等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国父”式人物。亚洲发生的这些影响到此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可以视为亚洲国家对西方影响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亚洲几大文化单元独特历史过程的暂时中断。

　　关键词 孙中山 凯末尔 甘地 礼萨汗

　　《国际观察》杂志(双月刊)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承办，是研究国际问题和国际政治理论的综合性刊物，创刊于1993年，并以“专稿”、“特稿”形式介绍。

　　一、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亚洲帝国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亚洲民族主义运动，或民族复兴政治与思想潮流中，孙中山的事业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整个世界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孙中山时刻”这个模糊的名词，来突显这个过程的整体性特征，这就是既学习或模仿西方的政治实践，又坚决主张西方力量从本民族的政治生活中永久退出。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M]. Itha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emil Aydin. 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 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M]. Itha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这个时刻或时代，大体以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开始，中间经历1923年的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1925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最后是1947年的印度独立。在世界历史中，这是一个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为标志的民族革命阶段，以区别于18世纪发生于西方的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阶段。除了印度以外，这个时代也是这些国家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立宪改革时代的继发时代。

　　19世纪中期，我们习惯上称为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亚洲大陆从西向东，存在着四个处于衰落状态中的帝国。这就是横跨三大洲、在名义的领土面积上仍然只有俄国、清朝可以与之相比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3年);

　　Erik J Zürcher. 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Atatürks Turkey[M].London and New York： I.B.Tauris & Co Ltd.， 2010.與之接壤的波斯卡扎尔帝国(1779-1921年)，这个帝国除了现代的波斯以外，也包括阿富汗和高加索的一部分;

　　Andrew J Newman. Safavid Iran： Rebirth of a Persian Empire [M].2008; Ervand Abrahamia. A History of Modern Ira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阿富汗以南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大部的莫卧儿帝国(1526-1857年);

　　Stephen Frederic Dale. The Muslim Empires of the Ottomans， Safavids， and Mughal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Muzaffar Alam. Crisis of Empire in Mughal North India[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Bhargava Meena， ed. Decline of the Mughal Empire [M].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以及我们现在幸运地继承其遗产的清帝国(1644-1911年)。历史学家称这些国家或文明单位为帝国，是与同时期的欧洲对比而言的。

　　Jason Sharman. Empires of the Weak： The Real 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M].Princeton， New Jer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除了与奥斯曼帝国相邻的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以外，欧洲这个时期处于民族国家阶段，而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或特征，是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即在理想状态下，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领土或治理范围以一个民族为限。而民族的最基本的定义，便是语言—历史共同体，以及这个民族内部的人们可以相互识别的共同经历和有限的生理特征。“可以识别”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涉及到后来社会理论家所说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2006.语言—历史的共同体也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民族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起源;“共同的起源”，就是共有一个“神话”或历史起源。

　　Steven Grosby.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in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M]. M Guibernau and J Hutchinso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97119.西方古代被称为民族划分标志的信仰和共同的崇拜仪式，则并不是划分现代民族的标准，因为欧洲呈爆炸状的那些民族国家，几乎都信仰基督教;在奥斯曼废墟中生出的、现在还在成长中的亚非民族国家，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土耳其等等，都信仰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中裂变出的欧洲巴尔干半岛诸国，则属于基督教信仰。当然，奥斯曼帝国裂变的第一波，正是将这个帝国内部的信仰基督教的民族独立出来，形成国家。事实上，这也是奥斯曼裂变的开始。

　　Stanford J Shaw，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man Empire and Modern World， Vol. II， Reform， Revolution and Republic： 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 1808-1975[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称这四个文明—政治单元，包括清朝在内，为帝国，最表面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或政治单位中包含了不同的文化—语言—信仰—历史共同体。按我们一般的说法，它们是多民族国家。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M].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M].Allen LanePenguin， 2007; Peter F Bang， and Dariusz Kolodziejczyk， eds. Universal Empi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Imperial Culture and Representation in Eurasian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2012; Jason Sharman. Empires of the Weak： The Real 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M].Princeton， New Jer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这四个政治单元中，清朝中国属于儒家—道教文化，但也包含信仰佛教和伊斯蘭教的民族，即除了汉民族外，还包括蒙、满、回、藏诸民族。奥斯曼帝国除了最先分离出去的巴尔干地区属于基督教外，它的其他地区和波斯的卡扎尔王朝一样，基本上属于伊斯兰文化。莫卧尔帝国北部，即后来的巴基斯坦部分，属于伊斯兰教，南部则属于印度教文化。

　　当代历史学家认为，通过民族自决(自治)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步;但是这种情况恰恰并不符合包括清朝中国在内的亚洲诸帝国的实际。相反，尽力保持原有的幅员或领土范围，保持多民族、多文化的特征，恰恰是这些地区政治与文化精英的挥之不去的理想。事实上，分裂为不同部分，既是它们衰弱的最明显的标志，也是它们衰落的重要原因：因为不是别的，正是尽力镇压各地的分离势力，包括19世纪中后期的清朝在内，使它们处于内战与内耗状态，从而加剧了它们的衰落;正是不同力量(既包括合法政府，也包括政府的反对力量，即在如何摆脱困境方面与政府有不同看法的那些人)都试图借助西方势力实现自己的自强方案，使得西方对它们的支配与控制加深了。这是这些古老帝国的悲剧。像欧洲那样裂变为众多的民族国家，是这些大的政治单元最无奈的选择;裂变以后各个国家间的冲突与矛盾，如印巴矛盾、土耳其与希腊矛盾，也是近半个多世纪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欧洲式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的确是给现代世界带来沉重灾难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继承了清朝版图、保持着多民族国家特征的我们，真是20-21世纪世界史的几乎唯一的例外与幸运;联想到1991年苏联解体(从历史的角度，苏联可以被称为欧洲的最后一个帝国)的事实，这种例外与幸运便更加强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这一辈登上历史舞台时，四个帝国共同的历史境遇便是，西方列强势力的持续与加剧的控制与支配，导致它们陷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甚至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奥斯曼帝国与欧洲接壤，所受冲击最大也最早。它的北部领土最重要的部分，黑海北岸特别是克里米亚，在19世纪50年代就成了俄国的领土;希腊在20年代中期就在西方的支持下独立;非洲部分先是脱离帝国控制，在19世纪末则分别被英国、法国、意大利占领或成为它们的保护国。因此奥斯曼帝国处于名副其实的分崩离析状态。波斯卡扎尔王朝北部的领土，也就是高加索地区，要么收入俄罗斯囊中，要么已经独立，其南部则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英俄已经从南北两部控制其大部，纵然是中间的一小部分，王室也只保持名义上的控制。这两个列强如果愿意，随时可以将其瓜分，甚至只是为了保持缓冲地带，这个王国还存在着。莫卧儿帝国自1858年起，已经划归英国直接统治，即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至于1910年代的清朝中国，除了19世纪中期俄国侵占东北和西北大片土地，日本霸占台湾等地以外，长江流域、山东、东北，也被划分为列强各自的势力范围。亡国的意识是典型的上个世纪末的中国意识。如何拯救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或政策来复兴文明，是这些古老文明民族精英们的中心关切，也是贯穿这些国家的现代思想的核心议题。

　　二、孙中山：政治制度中纳入西方因素的新阶段

　　西方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无疑是造成这些国家苦难的最重要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受伤感，便形成东方现代思想的底色。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他们或不如说“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分清敌我，因此也是这些地方现代政治思想的明显特征。这是与古代非常不同的。因为至少在古代中国，这种敌我区分，并不突出。另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技术，模仿西方的政治安排并根据本国的情况予以调整，奇怪的是，却是这些国家现代思想的第一主题。我们今天会说，寻找并发挥本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或道德观念，是这些国家现代思想的重要主题。但是，相对于第一主题，这一主题是次要的，甚至是晚出的。在一开始，学习或模仿给我们带来不幸和痛苦的侵略者做法，方可使民族走向复兴，却是几乎不被质疑的观念。向侵略者学习，向给我们带来耻辱的人学习，这是非常难堪的事情。面临西方的强权，如果我们坚守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道德，即发挥仁心的作用且侵略者最害怕的，便是人心与仁心;面临西方的霸权，最好的应对是保持人心与信仰的纯洁，把我们生活中的与西方相关的东西(例如世俗化、注重感官的享受、追求现世的幸福等等)清除出去做到自身强大;这些都可能是立场与选择。但是这些却恰恰不是孙中山、礼撒汗和被称为土耳其“阿塔图克”(国父)的凯末尔等人的立场。事实上，向西方学习，而且尽可能地向西方学习，与回到自己的理想，清除西方的影响，正是这四个社会中政治思想史的最持久的争论。前者被历史研究者称为西化派，后者被称为保守派，特别是文化保守派。除了亚洲国家外，我们知道，在19世纪的俄国，这种争论以西化派和斯拉夫派名称出现。也就是说，除了西欧以外，在旧大陆，19世纪以后思想界最大的，也是具有社会历史含义的争论，决不是施特劳斯学派所说的古今之争(那是欧洲的语境)，而是所谓的东西之争或中西之争。把握了这一点，我们也许就可以历史地理解孙中山这一代人的理想、追求及其局限性。

　　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争论中，孙中山属于西化派，而且属于第三代西化派。第一代西化派从魏源、林则徐直到李鸿章、左宗棠，他们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或思想的执行者和论证者，他们发展了中国首批军事工业，也开始了第一代中国的翻译事业。第二代西化派是被称为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包括像杨度、张謇、袁世凯甚至张之洞这些幕僚与地方大员。他们认为光是学习西方的技术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就像慈禧太后在1901年实行新政的《上谕》中所说，技术，只是西艺的皮毛，而政治，所谓代表制议会与宪法，才是西艺的精义。

　　仿行立宪上谕[M]//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 1979：4344.从1901年到1911年，清政府花了11年的时间，从事所谓“仿行立宪”的实验。主流思想认为实行西方意义上的立宪政体，可以打通官府与社会之间的交流，使好的建议集中于议会，也可以使清朝的统治永久持续。我们知道，尤其是1906-1910年，清政府的新政举措，继承甚至发挥了康有为等的构想。孙中山先生与康有为，与清末新政的差别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政府形式上的，实际上则是关于根本的社会政治秩序上的。表面上看，康有为坚持的是君主立宪制，虽然没有明言，清政府“新政”的目标也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或日本、德国的君主制：随着代表制度与政党制度的完善，随着宪法的实施，君主迟早将会作为国家的秩序象征而处于统而不治(“虚君”)状态，而真正起主权作用的，是议会;从表面上看，孙中山先生要求的，只是在政治安排中去掉君主一项而已，去掉君主立宪中的君主，政治制度，按照孙中山等人的理解，便是共和制。从严格的政治理论的角度，我们知道，关于共和制，存在着法国人的理解與英国人的理解，或卢梭的理解与柏克的理解。中国的共和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接受的是卢梭式的共和主义。在实践上，不管在哪里，这种共和主义都是革命或叛乱的理论。接受孙中山先生们的理论，不仅意味着清朝皇帝的废除，也意味着整个皇帝制度的废除，而这就意味着暴力革命。

　　孙中山.孙文学说：第六章[M]//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5567;孙中山.中国之革命[M]//孙文选集：下册.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214226.

　　用暴力方式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法国式的共和制度，是孙中山先生第三代西化派的根本主张。这种根本主张，或这种政治理想的根本体现，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1912-1915年在实践中完全变样的也是完全失败了的民国政治制度。在中国近代，所谓的保守主义思想，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李鸿章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大学士倭仁，在康梁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徐桐、廖平这些经学家。孙中山先生显然与他们根本对立。用激进的方式，实现一种被理解为最先进与最合理的制度安排，并且认为这样才具备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条件，这就是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在孙中山看来，政治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或前提性的，有了这种变化，后面的变化才会出现;随政治制度变化或社会建设而来的，才是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这里有个无法改变的时间顺序。

　　孙中山.建国方略[M]//孙文选集：上册.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396.如果说20世纪新儒家，公认的方化保守主义者的那些代表人物也首先支持建立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拥抱西方的科学，那么我们也许会惊叹，在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的分量实在是太轻了。相反，在广大的伊斯兰世界，从18世纪起，以伊斯兰现代主义为标识的方化思想运动，则一浪高过一浪。

　　Antony Black. The History of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Prophet to the Present[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Abdelillah Belkeziz.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Islamic Thought：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Major Muslim Political Thinkers of the Modern Era[M].London and New York： I.B.Tauris and Co Ltd.， 2009.

　　在上個世纪之交的那些以和平或暴力方式实现以西方为蓝本，并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的，被后世称为国父、圣雄、阿塔图克的那一代伟大人物中，孙中山先生最为年长。他几乎是惟一一个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人物，而甘地、礼撒汗、凯末尔，都生于后一个十年或更晚。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达到人生盛年年代的亚洲，即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亚洲称为“孙中山的时代”。坦率地说，在这几个伟大人物中，孙中山先生几乎是最缺少个人魅力的，至少在世的时候是这样的。他甚至是他们当中惟一一个“伟大的失败者”(套用胡适对张謇的评论)——他的“大总统”职位是“临时的”，也就是说是暂时的，在另外一位也是临时的大总统(在国会没有召开和选举前，所有的总统都是临时的;只不过孙中山先生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到南京即位前的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的临时大总统)到来之前暂时代理的，一旦后一位临时大总统到来甚至答应担任此职，他便随时“让位”。因此至少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孙先生并不是民国的缔造者。就此而言，他与凯末尔、礼萨汗似乎无法相比。但是，这毫不影响他与他们一道，是那个时代自己那个民族的伟大人物，也是那个时代人类的伟大人物。因此他们被冠以各种最响亮最伟大的名号与荣誉。孙中山先生被国民党称为国父，被共产党称为先行者，凯末尔被称为现代土耳其国父，礼撒汗(1925年以后称礼萨沙，“沙”即“国王”)开创了以他的家族为名称的伊朗的新的王朝(巴列维王朝，而这个姓氏连同这位哥萨克旅长自己，却是非常平民化的)的创始人。因此，他们全是“国父”(在中国古代，这也就是“太祖”)式的人物。然而，他们却是不同的社会中把向西方学习，采用西方的制度实现社会变革的过程的一个阶段，甚至是最后一个阶段，最高阶段。因为很显然，在采用了西方的企业制度、社会制度(产权、家庭、教育)和政治制度以后，我们可以说，在所有可见的、有形的方面，这个社会，甚至可以说西方化了。所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化加上地方特色而已。既然是最后阶段，那么，以后的阶段，似乎只能体现为让这种西方化再带上本民族的特色。而这正是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现象。

　　三、甘地、凯末尔和礼萨汗：亚洲“国父们”的西化实验

　　这个时代的第二个伟大人物，是印度人甘地(Mohandas Gandhi，1869-1948)。当然，就思想与手段的激烈程度而言，孙中山先生更像甘地的年长的国大党同事提拉克，而不是甘地。提拉克和孙中山一样，主张用革命的方法把英国人赶出印度，由印度人建立一个与英国基本相同的政治制度。

　　Sanjay Seth. The critique of renunciation： Bal Gangadhar Tilaks Hindu nationalism [J].Postcolonial Studies， 2006， 9(2)： 137150.虽然甘地对西方社会的商业化和道德沦丧不满而醉心于印度教的纯洁理想，但他与提拉克一样，认为除了英国人已经在印度逐渐实践的代议制政府外，国大党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Louis Fischer. 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M]. London： Harper Colins， 1997; Gandhi： His Life and Messge for the World[M].London： Penguin， 2010.西方社会的成功，甚至已经限制了西方社会以外的精英的政治想象力。国大党1885年建立的时候，只是为了在英属印度的机构中扩大印度人的代表权而已。它本身就是英国人休谟建立的。这个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的英国政党，印度本地人自然会越来越多。他们的要求便自然偏向于印度人。这样，自主的意识就会逐漸产生，就像18世纪新大陆的殖民地相较于母国逐渐产生分离意识一样。成立约20年以后，印度自主、发展本地工业与发展民族教育便成为这个党的目标。但这只是自主的要求，而不是独立的要求。

　　Ramachandra Guha. Gandhi： The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1914-1948)[M]. Delhi New

　　[出版地]：Penguin Random House India， 2018.1914年，甘地回到印度，加入国大党，迅速成为其核心人物。与孙中山先生通过中国传统的策论进入决策机构的努力遭遇失败而诉诸暴力推翻清廷不同，甘地发明了作为他自己标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无疑也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甘地认为真理与正义自动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多次发起超大规模的群体静坐、游行与罢工、罢市、罢课行动，因为非暴力与示威游行并不冲突。

　　Dennis Dalton. Mahatma Gandhi： Nonviolent Power in Action[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D Hardiman. Gandhi in His Time and Ours： The Global Legacy of His Ideas[M].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1924年，甘地任国大党主席。1929年，国大党将党章中的自治改为“完全独立”，提出印度独立的要求。不合作与独立只有一步之遥。所谓不合作，就是呼吁印度人拒绝加入英印政府和其他公用部门;所谓独立，则是拒绝英国公民在政府中任职，变殖民地政府为印度人的政府而已。1930年，甘地的国大党再次提出如下条款：印度有权脱离英国;建立向印度人负责的责任政府;司法独立。可想而知，暴力事件随之频发。1931年的欧文-甘地协议只是和谈与和平协议，即恢复社会秩序的协议而已。在同年的国大党卡拉奇会议中，甘地重申，追求印度完全独立的目标没有改变，如果通过协商可以达成，则印度与英国还可以是友邦。至此，英国作为宗主国已经意识到，印度追求自治的进程已经无法逆转，在印度的英国政府能够做的，是对民众进行教育，培育印度人的政治能力。1937年，英国决定在印度实现省级自治选举。这仍然是殖民框架内的自治。在1942年的孟买会议上，甘地提出要求英国政府退出印度的动议。他虽然因此再次入狱，但印度独立已经不可阻挡。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在印度建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1948年1月，甘地遇刺。若从1929年算起的话，印度的独立运动亦经过近20年的时间。作为18世纪庞大的莫卧儿帝国后继者，英属印度(1857-1948)先是一分为二(印巴分治，伊斯兰集中区和印度教集中区分治)，后是二分为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分治)。

　　Bipin Chandra. Indian National Movement—The LongTerm Dynamics[M].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93.

　　第三个便是被土耳其人称为“阿塔图克”(国父)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他是这一代伟人中年纪最轻的。

　　Andrew Mango. Ataturk： The Biography of the Founder of Modern Turkey[M]. NY： Harry N. Abrams， 2002.这是一个终结了奥斯曼帝国(1299-1923年)、缔造了现代土耳其的人物。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与瓦解，是一个几乎伴随着现代世界整个过程的世界性现象。16-17世纪，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从海洋方面在阿拉伯、印度、东南亚、中国(澳门)、日本建立贸易据点(这些贸易据点在18世纪就变成军事据点)，在南美洲建立庞大帝国的同时，奥斯曼帝国却开始从

　　安纳托利西高原

　　向西扩张的过程。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在西方是个划时代的事件。虽然1571年勒班托战役暂时阻止奥斯曼征服意大利的势头，但挥师北上的奥斯曼人还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埃及到摩洛哥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在西方民族国家背景下发展出来的世界帝国。

　　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1699年起，奥斯曼帝国最终停止在欧洲的扩张并转为守势。但从19世纪20年代巴尔干的民族独立运动开始，奥斯曼帝国就经历一个持续的瓦解过程。它的欧洲部分重新分裂成若干国家，这种分裂的过程一直持续到奥斯曼帝国早已不存在的20世纪90年代;它的非洲行省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殖民高潮中分别为英国、法国、意大利占有;它的沿俄国部分，则受到沙俄半个多世纪的蚕食，现在人们很难记得，现在的乌克兰、白俄罗斯，17世纪乃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它的东方部分，即现在的伊拉克，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加入德意同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是极度衰弱的奥斯曼帝国的错误选择，但也是无奈的选择：它希望借助德国和意大利的力量制衡英法俄。

　　Eugene Rogan. The Fall of the Ott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20年代初它面临被肢解的命运自然就很好理解。按照协定，俄国将分得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伊斯坦布尔，希腊将占有安卡拉以西的小亚部分。奥斯曼帝国面临真正被肢解的命运。一个在协约国的战斗中晋升的年轻军官，几乎独自担当起领导抗击联军的任务;他的军队以安卡拉为据点，频频取得胜利，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复伊斯坦布尔、小亚细亚。这就是创造了奇迹的凯末尔。地跨三洲的奥斯曼帝国终于只剩下现在的土耳其。凯末尔不仅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他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两个多世纪的西化改革并将其推向顶点。在1919年的议会选举中，他领导的政党获得多数;1923年，当苏丹不完全赞成他的计划时，不是苏丹本人，而是苏丹这个职位也被废除了。这曾经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巨大的争议甚至恐慌。甚至在伊斯兰现代主义者那里，也产生了恐慌。在他们看来，整个伊斯兰世界失去了象征和中心。这样，凯末尔就在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背景下，建立了共和国。西方式议会制已经实践了很长时间;总统由议会选举，那么只有多数党领袖才能当选，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土耳其实践的其实是一党制：人民党就像孙中山先生的构想的国民党一样，在土耳其的宪政民主没有巩固前行使训政职能。社会改革则更加彻底：清真寺被关闭;西式的也就是现代的教育取代了宗教教育;宪法、民法和刑法全部是欧洲国家(主要是法国)的挪用;土耳其是一个世俗的、民主的国家，甚至军队被赋予在必要时捍卫世俗性的特权(所谓世俗化，就是将宗教与政治断然分开);妇女被赋予选举权;为了显示其欧洲特性，语言改用拉丁化字母。这是那个时代最激进的西化方案。

　　Erik J Zürcher. 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Atatürks Turkey[M].London and New York： I.B.Tauris， 2014.

　　1979年霍梅尼革命建立的伊斯蘭伊玛目指导的国家体制(伊斯兰伊朗共和国)对伊朗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乃至国际关系形成如此巨大的改变(可以作为对比的，便是1978年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乃至人们已经很少想起1925年到1978年伊朗的世俗化年代。

　　Farhang Rajaee. Islamism and Modernism， Changing Discourses in Iran[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0.在世界的许多自由派人士眼中，那是20世纪伊朗的黄金时代。国王被保留，但西方的代议制也被确立，伊朗是世俗化的君主立宪国家;除了保留国王和波斯文以外，伊朗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同时代的土耳其没有更大差别。礼萨沙的伊朗一直以凯末尔的土耳其为榜样，就像20世纪前十年中国太多的知名人士以日本为楷模一样。当时伊朗发生的一切，都与一个哥萨克军官礼萨汗(Resa Khan，1878-1942)有关。

　　Cyrus Ghani. Iran and the Rise of the Reza Shah： From Qajar Collapse to Pahlavi Power[M]. London and New York： I.B.Tauris，1998.

　　伊朗的卡札尔王朝是18世纪末才建立的，这个伊斯兰王国不久就在古代波斯帝国和中世纪的萨珊王朝的历史辉煌中寻找自己的认同。它同时是一个什叶派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熟悉圣典与圣训的高级教士伊玛目，其合法性被认为是高于世俗的统治者的。整个19世纪，它处于俄国和英国夹击状态。如果不是为了保存战略缓冲，英俄在19世纪中也的确是可以将它瓜分的。和亚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学习西方，也是伊朗一部分社会精英的努力。在1892年的烟草抗议中，西化派、伊玛目派和商人都表达对政府“卖国行径”(把烟草专卖权给予一个英国公司)的抗议;国王虽然取消了特许状，但仍然遭到刺杀。政府的让步引起了新的抗议与要求。而且就像这个时代大多数国家一样，以西方为蓝本的改革方案，居于优势地位。1904年，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发动革命的同时，伊朗也出现了以秘密结社为特征的革命团体，他们要求实现人民权利，铲除暴政，并在许多城市煽动抗议示威。两年的混乱以后，国王在压力下颁布了宪法：伊朗实行伊玛目指导下的代议制。伊朗的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主权乃是人民委托给国王的统治权，内阁对议会负责;但同时有五名神学家组成委员会，保证议会的所有法律、政府的所有行为不得与伊斯兰的神法相抵触。从1907到1914年，在政治抗议、部落分离，英俄干涉等混乱状态下，议会竟然也召开过三次。

　　Nikki Ceddie. Iran under the Later Qajars， 1848-1922[M]//Peter Avery， Gavin Hambly， Charles Melvill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137212.1925年，通过一次小小的政变，礼撒汗便废黜了当时的国王。他开始的时代，也许可以视为这个社会处于表层的西化派力量的偶然的胜出。与其他三个国家完全的独立、坚决把外国势力赶出的情况不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力量或影响力在巴列维王朝的持续存在，是伊朗社会接下去半个世纪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处于历史层级底层的伊玛目力量的抗议与复辟，就很好理解了。这便是1979年以后伊朗的故事。

　　四、进入世界体系还是返回传统

　　站在21世纪20年代思考世界历史乃至国际政治，展望一个大的文化单元的历史走势，与20世纪20年代、18世纪20年代相比，人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估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在1700年左右，正像我们在一开始看到的，在北半球被称作高度文明的文化单元中，除了欧美的基督教文化外，就是中国文化、伊朗-奥斯曼文化、印度莫卧儿文化。这四个文化，仍然构成了当代世界文化地理的最主要部分。人们习惯上称中国为儒学文化圈，伊朗(萨法维王朝)-奥斯曼虽然民族构成不同(前者属于波斯人，18世纪末取代就像清朝征服明朝那样征服波斯的卡扎尔王朝是突厥人的一支)，属于伊斯兰文化圈，莫卧儿帝国则主要由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和信仰印度教印度人构成。如果说当代世界国际政治主要由四个文化中的主要国家的相互作用构成，那只是对历史现象的简单描述。只要把国家间的政治分析(以国家为单位)提升一层或简化一点，就是四大文化或文明的交互作用，或冲突。

　　Arna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Fernand Braude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M]. London[出版地]：Penguin， 1993. 历史学家更多地看到交互作用，政治学家较多看到冲突。

　　S·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把1700以后的主要历史现象视为主要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也应该或可以在这种作用中进行考察。在当代民族国家的视野中，似乎没有比疆界更坚实的东西，它就像铁幕一样，把疆界两边的人民隔離起来;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人类共同生活中最脆弱的东西之一，正是疆界。只要简单看一下近500年世界各国疆界的变化，就会对这种脆弱性产生深刻印象。但是文明则非常不同。1700年，所有四个文明都经过千年以上的变化，具有稳定性。文化理想或信仰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生活组织方式，也具有稳定性。

　　在18世纪20年代，中国处于又一个大的历史单元中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持续130年的所谓康乾盛世刚刚拉开大幕;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与结盟，与1500年并无不同，只是伊比利亚和北欧霸权被英法的霸权取代;虽然科学革命、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依序都在进行中，但欧洲处于混乱状态;莫卧儿帝国处于衰势，皇室受到南部印度教各邦分离势力和来自北方萨法维王朝的挑战;奥斯曼帝国完成对巴尔干的征服，结束了漫长的向西征服过程并作为欧洲的大国之一介入欧洲事务。各个文化按自己的方向甚至模式发展，世界虽然逐渐形成整体，但世界秩序以及对这种秩序的理解，是多元的。的确，在此以后，欧洲在形成整体的世界秩序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南北美洲成了欧洲殖民地;荷兰、英国、法国的势力占据霍尔木兹、孟买、马德拉斯、爪哇、马尼拉、长崎等商业-军事据点，开始从海洋方向向亚洲内部渗透。但是纵使到了19世纪20年代，西方化的进程仍然没有开始，四个帝国中最早进行西化改革的奥斯曼帝国的“坦齐玛特”(Tanzimat)，要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拉开大幕。从1500年开始的整体的世界史中，在三分之二的时间内，西方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站在20世纪20年的时间节点上，也就是孙中山的时刻中，事情好像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中国虽然进入军阀割据时代，但是辛亥革命及以后若干年内，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仿效欧美的。议会、政党、总统、私立(教会)大学、民间的媒体等等，这些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土耳其、伊朗、印度。因此，人们很容易把1912到1948年间发生的种种巨变，视为前此近400年特别是1750年以后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果。殖民主义者必须离开，但殖民主义者的政治实践特别是制度安排，必须留下或被移植。这种情况既适合于像中国、伊朗、土耳其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也适合于像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样的殖民地地区。我们可把孙中山时刻视为走向统一和普遍的世界史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

　　然而，21世纪20年代，似乎又出现不同的意义。所谓不同的意义，就是不同的理解而已。在四个国家中，按照西方的标准，也按照孙中山那个时代的理解，似乎只有印度保持了原来的状况，也就是说，把英国遗留下来的政治装置，即议会民主和竞争性的多党政治，原原本本地保存下来了。西化最激进的土耳其，先是实行类似于孙中山式的训政，由人民党实行一党统治。然而，在土耳其20世纪60年代开放党禁以后，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得到完善，相反，反西方或非西方的伊斯兰力量借助选票民主得到了成长。政教分离和政权的世俗性，是凯末尔主义的精义。但是，强调伊斯兰教在政治生活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所谓伊斯兰政党，包括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内，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大选中逐渐取得多数。西方式民主与伊斯兰特性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Sena Karasipahi. Muslims in Modern Turkey Kemalism， Modernism and the Revolt of the Islamic Intellectuals[M]. London and New York： I.B.Tauris， 2009.在伊朗，虽然整个巴列维王朝社会生活的西方化特征越来越强，但是礼萨·沙和继任者穆罕默德·沙把政治生活引向个人独裁的方向，政治生活重复着19世纪后半叶的模式，伊朗社会的独立自主要求和宗教情感都受到压制。结果就出现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

　　Ray Takeyh. Guardians of the Revolution， Iran and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the Ayatollah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在中国，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导致了社会的极端无序。1949以后，中国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也可以说，除了印度外，其他三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离开了孙中山那一辈的政治设计，不同程度地走向了与自己的传统和解的道路。这种向文化传统复归的过程也许才开始。站在21世纪初，如果把孙中山先生以后百年复兴的进程，放在1500-2000年整个世界史进程中考察，我们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也许会把孙中山时刻，视为这些文明进程的短暂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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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论文全球化进程中20世纪早期亚洲改革的成因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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