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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金融论文 发布时间：2021-04-01浏览：25次
摘 要：2020年，中国迎难而上，果断抗疫，精准复产复工，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出口在全球贸易萎缩的背景下实现正增长，消费由于疫情导致的就业尤其是服务业就业减少、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等因素出现了明显放缓。展望中长期发展，应积极培育需求，打造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具体而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通过推动经济地理再布局，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在产业有序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保经济安全底线，重点关注产业链、能源和金融三个领域的安全问题;优化互联网平台监管。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经济地理再布局;经济安全;互联网平台监管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1-0001-17
《经济问题探索》(月刊)1980年创刊，是由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期刊。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2020年，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中国迎难而上，果断抗疫，精准复产复工，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投资和进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内消费由于疫情导致的就业尤其是服务业就业减少、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等因素出现了明显放缓。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迈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起步之年。展望中长期发展，应加快国内经济大循环，开拓国际经济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分析与判断
2020年，中国GDP增速预计达到2.1%。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实际GDP增速骤降至-6.8%，此后随着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两个战场的有序推进，实际GDP同比增速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别反弹至3.2%和4.9%，预计2020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2.1%。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实属不易。
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支撑了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020年中国出口超预期恢复，消费和制造业投资仍较为乏力。从三大需求来看，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的较快恢复以及出口的超预期增长(见图1，下页)。截至2020年11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2.6%，其中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达到6.8%，基建投资(含电力)累计同比增速达到3.3%。制造业投资较为疲弱，截至2020年11月累計同比增长-3.5%，尚未转正。出口贸易在疫情之后实现了超预期回暖，截至2020年11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累计同比增速达到2.5%，已经超出2019年的出口增速。消费受疫情冲击较大，恢复缓慢，成为拖累20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截至2020年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仅为-4.8%。展望2021年，基准情形下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速大概率出现在8.0%～9.0%区间;但是，若春季疫情发生较大规模反弹，全年经济增速可能降至5%左右。
(一)投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支撑2020年经济增长，2021年制造业将成为稳投资主力
2020年国内投资增速呈现明显的“V型”反弹趋势，总体投资需求恢复较好。2018—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一直维持在5.2%～6.3%的区间。2020年初投资受到疫情的负向冲击出现了大幅下滑，2020年2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水平骤降至-24.5%的历史性低点，对经济增速形成了明显的拖累效应。随后，在疫情防控得到有效控制和稳投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出现了较快的反弹并于2020年9月转正，2020年11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达到2.6%，尽管还未恢复至前两年的增速水平，但反弹幅度已经很强劲。从投资的主要构成来看，2020年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是总体投资复苏的主要动力，而制造业投资增速与疫情发生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见图2)。
第一，基建投资表现出强劲反弹。基建投资累计完成额(含电力)累计增速已从2020年2月的-26.9%反弹至11月的3.3%，已完全达到2019年的增速水平。考虑到2020年1—6月的负增长，2020年下半年的基建投资增速要明显好于2019年下半年的增长情况。为应对疫情，2020年的国家财政支出已明显增加赤字率且有较大幅度提升，增加发行了地方政府债券1.6万亿元，基建投资的资金得到保障并在稳需求方面表现得较为抢眼。在固定资产投资中，除去电力投资后的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累计同比增长1.0%，电力等方面的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复苏形成强大支撑。2020年1—11月的电力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达到了16.8%，相较于2019年同期的-1.6%，大幅相对提升了18.4个百分点。可见，以5G基站、充电桩和特高压电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投资带来了电力燃气业等行业投资的快速增长，在2020年的稳投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房地产投资疫后表现超预期。房地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从2020年2月的-18.1%逐月好转，并在2020年6月转正至0.6%，且在11月达到了6.8%，尽管与2019年9.1%～11.5%的增速还有差距，但若考虑到对2020年上半年的弥补作用，2020年下半年的复苏强度更大。其主要原因包括：疫后房地产商对前期的赶工交付带来房地产投资增速上升;为了应对疫情，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较为充足的流动性和较低的利率，在资金层面利好居民购房;居民疫情期间住家隔离所面临的住房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其购房意愿。上述三大因素带动了2020年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的上升，并对房地产投资增速起到拉动作用。
第三，制造业投资逐步回暖修复。制造业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已经从2020年2月的-31.5%恢复至11月的-3.5%，但尚未转正，低于2019年2.5%～5.9%的累计增速水平。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恢复有两大原因：一是防疫物资和医疗设备的外需增加以及竞争性外贸订单向国内转移所带来的出口需求上升，形成了对制造业投资的拉动效应;其二，国内基建复苏和房地产投资需求上升所导致的上游原材料生产需求的增加，对这些产品制造业投资起到了拉动作用。
第四，民间投资表现出较强的恢复态势，但慢于总体投资增速。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民间投资累计增速从2020年2月的-26.4%逐渐恢复，并于11月转正至0.2%。但是，民间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还是明显低于2019年11月4.5%的水平。一方面，民间投资对于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恢复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民间投资对制造业投资有着关键影响，制造业投资中民间投资约占87%。2020年民间投资增速快于制造业投资增速，说明减税降负、降低融资成本与优化营商环境对民间投资起到了较强的促进作用，民间投资带动了制造业投资的复苏。另一方面，疫情前的民间投资完成额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相近，而当前两者存在较明显的缺口，说明民间投资还有待进一步恢复。
总体而言，我们对2021年投资持积极态度，认为投资增速可维持在中高水平。具体分析与预测情况如下：
第一，2021年基建投资可能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其一，随着疫情控制和国内经济形势好转，基建稳发力稳需求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债务压力之下2021年的债务支出和赤字率将大概率下降，专项债增速也将下降。因此，财政较大力度支持基建投资的可能性也会下降。在基建融资中政府显性负债占比为主的背景下，基建受到的财政预算约束更大。其二，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因此基建投资增速也不可能有较大幅度下滑。我们预计，2021年基建投资增长强度可能会达到疫情前的水平，考虑到基数效应，预计2021年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在4%左右。
第二，制造业投资预计延续持续向好回升的态势。一是制造业PMI持续4个月位于枯荣线以上，且第三季度的制造业企业家信心预期指数继续上升，说明制造业下游的需求预期增加，企业看好未来经济形势。二是当前规模以上企业的营收和利润在持续改善，有利于改善未来制造业投资收益预期。三是当前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带来了未来投资增产的需求。因此，未来制造业投资增速会延续反弹的态势，预计2021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将达到10%。
第三，房地产投资强度可能有轻微回落。在房地产待售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较高的积极性可能还会持续。但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地产融资“三条红线”新规等政策会对2021年的房地产投资形成较大的约束，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在4%左右。综上，我们预测，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达到6%左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在内需方面的重要支撑之一。
(二)消费：2020年消费恢复缓慢，2021年将成为拉动经济第一动力
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大幅下降后温和复苏(见图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从2020年2月-20.5%的历史性低谷反弹恢复至11月的-4.8%。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来看，已经从2020年3月谷底的-15.8%反弹并于8月转正，在11月达到5%，但依旧低于2019年同期8%的增速水平。由于2020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總额较大幅度萎缩，而下半年居民消费恢复反弹强度又不够，因而2020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低于2019年，并未出现大家之前预计的所谓“报复性”反弹，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拖累效应。
疫情冲击下的居民收入降低以及消费信心不足是居民消费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从2020年第一季度的-3.9%开始反弹并在第三季度转正(0.6%)，低于2019年同期的6.1%(见图4，下页);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累计同比增速第一季度为-12.5%，仅恢复至第三季度的-6.6%，远未恢复至2019年的5.7%。这意味着：一方面，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的趋势下降和恢复走势同步，说明疫情冲击下的居民收入下降是消费支出下降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复苏程度明显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说明疫情冲击增加了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造成消费信心不足和储蓄型动机增强。在后续隔离要求结束后，居民也并未进行补偿性、报复性的消费。
疫情冲击对中低收入人群影响更大。从疫情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来看，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受到的影响较大，而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一，受疫情防控的影响，小型商铺、店面的关门停业对私营业主的经营性收入造成了较大影响，尽管可支配经营净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已从2020年第一季度的-7.4%逐步恢复至第三季度的-2%，但仍明显低于2019年同期增速。其二，居民工资收入受到疫情影响的程度较大。居民工资性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在2020年第三季度已经恢复至3.6%，但还是明显低于2019年同期的8.6%。工资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57%左右，而对于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往往没有或很少有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较高。因此，疫情冲击下的工资性收入下降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影响程度会更大。其三，在疫情冲击下，国家增发了特别抗疫国债，发放了消费券，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的支持力度，这使得2020年1—11月的居民人均可支配转移净收入累计同比增速达到了8.9%，高于2019年同期的7.2%。但是，由于转移支付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较小，其增速上升对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作用有限。
从居民消费支出的内部结构来看，服务和交通出行消费支出下降比较明显，而食、住方面的消费支出受影响较小。其一，疫情下的封闭管理、娱乐服务设施的停业以及谨慎性开放，使得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与服务两类消费受到的冲击最大，餐饮、旅游、宾馆、电影、休闲、娱乐等消费受到很大影响。其二，衣着和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增速明显下降。疫情下的居民出行频率下降，明显减少了在该方面的消费支出;而商场、商店开放条件限制以及收入增速放缓两大因素导致居民对衣着的支出下降，且衣着穿戴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网购也并未对衣着消费支出形成有效补偿。其三，食品烟酒和居住类的必备性、生存性消费支出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小。可见，疫情冲击下的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造成了负面影响。
另外，2020年疫情冲击下的就业情况变坏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总体消费的增长。一方面，2020年1—11月新增就业人员数达1099万，相对于2019年同期的1279万人，减少了180万人。另一方面，2020年城镇调查失业率逐步降低，但是仍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失业率上升和新增就业人员数减少，对于居民收入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
2021年，居民消费将实现较高速增长，成为拉动需求第一大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并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作为最终需求，消费是加快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消费在“十四五”期间以及未来很长时间都是国家建立强大内需市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我们预计，2021年的消费增速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原因如下：其一，经济形势好转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上升，将对消费增长提供内在动力。其二，2020年消费支出增速慢于收入增速所蕴含的消费潜力有望在2021年释放，带来消费增长的利好。其三，国家会加大消费政策的实施力度，促进居民消费。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通过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式从根本上扩大居民消费，并要求取消一些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此外，政府可能还会加快推进消费环境改善、促进汽车消费。同时，我们预计2021年消费的复苏将呈现结构性改变，消费增长将再次回到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上来。具体来讲，食品和居住类等生存性消费支出增速将不会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而教育娱乐、餐饮旅游等服务类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增速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综合来看，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我们预计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14%左右。
(三)进出口：2020年出口超预期增长，2021年有望实现平稳增长
2020年的中国出口表现亮眼，实现了超预期的增长(见图5)。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和国外疫情的蔓延，中国厂商的生产供给能力逐渐恢复，而国外生产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对中国出口形成了利好。其一，国外疫情暴发对防疫医疗等物资的巨大需求，带来了中国相关产品出口激增;其二，对其他贸易竞争性国家生产形成替代并带来订单的转移，使中国相关产品出口增速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从数据上来看，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额累计同比增速从2020年2月-17.2%的最低点恢复反弹至2020年11月的2.5%，对国内生产和经济发展形成了较大的拉动作用。具体来看：其一，以口罩、防护服、医疗器械为代表的防疫防护物资出口增速加快，明显高于出口额总体增速。如图6(下页)所示，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额累计同比增速从2020年2月的-6.8%上升至7月的47.3%，大幅高于总体出口增速;医用敷料出口额累计同比增速从2020年2月的最低点-12.8%上升至8月的15.8%，明显高于总体出口增速。其二，疫情下国外居民对电脑设备的需求带来了相关产品出口的激增。在出口商品分类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主要是计算机及其零件)出口表现抢眼，其累计增速从2020年2月的低点上升至10月的14.4%，对出口形成了强劲的拉动力。而进口方面，2020年5月以来，中国的进口额持续增加，以美元标价的进口额累计增速从5月的-8.2%恢复至11月的-1.6%，高于2019年同期的-4.3%。
2021年出口增速将有望继续平稳增长。其一，随着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生产和临床试验成功，根据相关计划，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国家居民将进行疫苗接种。这将有利于2021年下半年的全球疫情好转和经济复苏，并带来中国出口需求的增加。其二，在2021年上半年的全球疫情防控模式延续下，医疗防疫物资出口较好、产品订单向国内转移的态势可能会持续。即使主要国家的疫情在下半年基本得以控制，但是其生产链重启可能有一定的时滞，第三季度之前可能仍对中国有较大的需求。因此，考虑到2020年低基数效应，2021年的出口增速也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2021年的出口增速有望达到6%。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出口增速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疫苗接种的有效性、范围以及病毒变异可能增加疫情的不确定性，这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复苏和商品出口的好转;二是人民币汇率持续波动升值可能会对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价格：警惕煤油矿价格上涨推升经济运行成本
2020年11月，CPI指数同比增速由年初5.4%的高点降至-0.5%。CPI指数涨幅放缓并由正转负的主要原因是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020年年初猪肉价格同比增速曾一度达到135%的高点，此后持续回落，至11月降至-12.5%，带动CPI下降0.6个百分点。扣除能源和食品之后，“核心CPI”指数的涨幅持续稳定在0.5%的较低水平。其中，服务项目价格指数表现更为疲弱，11月同比仅增长0.3%。PPI指数在2019年下半年之后持续处于负区间，不过自2020年6月之后降幅开始收窄，11月PPI指数同比增长-1.5%。核心CPI和PPI的疲弱，进一步印证了上文关于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产出缺口为负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5月以来，以煤炭、石油、铁矿石、螺纹钢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出现了一轮较为普遍的价格上涨行情。截至2020年11月下旬，普通混煤价格由4月的420元/吨上涨至500元/吨，上涨了19.0%;螺纹钢价格由4月的3500元/吨上涨至4050元/吨，上涨了15.7%;铝锭价格由4月的約12 000元/吨上涨至16 700元/吨，上涨了39.2%;电解铜价格由4月的约42 000元/吨上涨至55 000元/吨，上涨了31.0%。与此同时，国际石油价格亦经历了明显上涨，布伦特油价和WTI油价已由2020年4月的不足20美元/桶分别上涨至2020年12月中旬的51美元/桶和48美元/桶，涨幅均超过100%。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对PPI带来上行压力，并沿着产业链向一般消费品价格传导。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CPI和PPI均将转负为正，全年CPI上涨约1.5%，PPI上涨约1.9%。
(五)金融市场：信用债还款高峰期将至，但风险整体可控
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一些企业出现了财务问题和现金流危机。2020年2月和11月分别出现了两次信用债违约高峰，发生逾期的债券本息规模分别达459.2亿元和353.3亿元。细究这些违约事件，可以发现违约公司的数量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几家企业，且这些公司的违约规模都非常巨大。如果剔除这些大公司的违约，2020年的信用债违约规模并不大。
2021年，随着企业盈利性的好转，市场的整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我们还需提防不断累积的到期信用债给企业现金流造成的负担。据估测，当前市场流通的信用债中有9.5万亿元会在2021年到期，6.5万亿元将在2022年到期。在假设未来的债券发行量和期限结构与2020年相似的情况下，未来两年信用债市场会经历偿债高峰，融资成本和旧债偿还将成为企业未来两年的重要财务负担。
在不同行业中，我们尤其需要关注房地产企业的偿债压力问题。据统计，在房地产融资结构中，定金、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合计占资金来源的50%左右，这部分资金十分依赖于销售回款。此外，国内贷款占地产资金来源的15%，自筹资金占地产融资总额的32.6%，自筹资金包括信用债、信托、私募基金、民间借贷等，这其中大部分是信用债，因此与国内贷款合计占总融资额的50%左右。不同地产公司的融资结构存在差异，比如保利地产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融资，而远洋集团则主要依赖债券融资。2020年，中央政府发布了相关政策性文件，给房地产企业划出了“三道红线”，要求严格控制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净负债率和现金短债比，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地产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举债融资进行扩张，对占据近50%的贷款和自筹融资形成了较大约束，使得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不得不更多依赖于销售回款，因而一些杠杆率高、资金周转能力弱、销售回款能力不强的企业较易出现现金流断裂风险，而资金将更多涌向具有高效周转能力的品牌房企。
除收紧的政策外，2021年将进入地产企业的偿债高峰，这使得未来房地产企业将承受更大的现金流压力。房地产信用债在2015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处于井喷期，共发行信用债1.43万亿元，这是由于这段时间房企融资政策比较宽松，另外2015年1月实施的《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方法》扩大了发行主体范围，简化了发行审核流程，使得更多企业得以在信用债市场发债。2016年10月，房企发债政策收紧后信用债发行规模大幅回落。由于地产债的发行期限以2—5年为主，因而2015—2016年发行的信用债在2021年将达到一个偿债高峰，房企的投融资现金流将进一步承压，偿债压力尤其显著，需警惕由此带来的信用违约风险。
二、中长期分析：积极培育需求，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迈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起步之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仅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需求可以被释放[1]。培育和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应重点关注四个方面。
(一)经济地理再布局：中国经济新的中长期增长点
从历史长维度来看，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随着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古代人口的地理分布呈现从“北重南轻”向“南重北轻”演化。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这一历史进程从未停止。相较于过去古代生产力发展和人口地理分布变迁的缓慢进程，改革开放40多年的“增长奇迹”对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影响更为剧烈，具体原因有二：第一，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增长成就，相当于古代中国1500年的增长，因而经济地理布局的变化更快。根据牛津—清华—北大的历史GDP数据库，按照绝对值计算(1840年=100)，980—1840年中国GDP年均增速约为0.24%，860年之间经济总量增长7.93倍。改革开放之后的40多年间，按照WDI数据库计算，中国经济增长了39.29倍[2]。第二，从人口地理分布格局的变化范围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突破了古代交通、语言、信息、文化、法律等的限制，人口流动具有更大的地理空间和动能。事实上，今天中国经济的幅员，比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大得多。改革開放以来，随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深化，中国对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限制逐步消除，劳动力地理分布格局变化的障碍更少。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双循环战略实施的元年，也是中国迈向高收入发达国家目标的新起点。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基本思路是，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科技战略支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及时重振中国经济。从建立建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角度，在全国范围内重新配置具有稀缺性或约束性的关键要素和资源。要基于各地区在经济、资源和制度等方面的禀赋，充分发挥经济发展潜力，以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通过“大开大合”推动中国经济地理再布局，有望显著提升内需，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为什么经济地理再布局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新增长点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如下：第一，经济地理再布局是人口和劳动力的再布局。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地区流向高劳动生产率的地区，会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实现劳动力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高宏观层面生产效率。第二，经济地理再布局以人口流动为驱动力，可带动一批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建设，从而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创造出新需求。第三，通过经济地理再布局，可充分发挥城市群发展的“马太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带动中国经济增长。
那么，经济地理再布局的动力来自哪里呢?经济地理再布局的动力首先来自人口的自发流动。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有意愿转移到工资水平更高的地区工作、生活。这种劳动力的转移会带动他们的家庭随之转移到这些收入较高的地区。此外，对于中高收入人群来说，为了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会进行生活地的重新选择，例如养老性移民。目前，我国年轻劳动力的转移尚不充分，其家庭转移和中高收入人群的生活地选择还受到一些限制。除了人口流动外，资本具有向资本回报率最高的地区流动的内在趋势，而这些地区往往是人口密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这就形成了经济地理再布局的第二种动力。在人口和资本流动的过程中，政府应在充分顺应上述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确保人口流出地区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尽量避免人口流出地区的经济总量下滑。
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潛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经济地理空间组织的进一步优化。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经济增长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引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条件、人口情况、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和文化差异等。如不进行经济地理再布局，促进人口、资金、产业、技术等的合理配置，一些地区很可能出现长期经济衰退。
在当前经济地理条件下，城市群是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区域单位。经济地理的再布局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人口集聚效应显著提升经济增长潜力，促进人口集聚的城市群“做大做强”。同时，在合适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下，人口流出地区能够“做好做精”，实现人均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进一步的测算表明，在人口结构大致不变的假设下，如果能在15年内，通过经济地理再布局，促使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的人均GDP之比(不含直辖市)从2.6下降至1.57这一美国当前收入差距水平，中国经济每年人均GDP增速将提高0.9%，这是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重要新增长点。
(二)在产业有序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
1.全球新“三明治”格局正在形成
从全球经济格局来看，新的“三明治”格局正在形成，中国同时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上挤下压”的双重竞争压力。以美国、德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如美国提出“重返制造业”战略，德国推出德国工业4.0战略、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英国制定英国工业2050战略，日本实施产业振兴战略，这些国家均加强了对先进制造业的前瞻性布局，以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同时，以印度、越南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发挥成本优势，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分工，吸引外国投资，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对中国形成挤压。中国制造业恰好夹在两者中间，优势虽然存在，但面临“三明治”格局下“上挤下压”的双重竞争压力。此外，国际制造业的贸易投资规则正在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与区域自由贸易并存，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趋严与国际资本的全球布局重构并存，而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协议的签订，将重塑地区间经贸投资关系，并对国际经济格局、发展方式、产业链布局等产生重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三明治”格局的形成。虽然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传统产业链布局的脆弱性充分暴露，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提升本国产业链自主性的政策。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可能更加重视安全和多元化，更多转向追求“风险最小”，可能形成多个区域化、本地化的全产业链集群。同时，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围绕利益分配问题产生的矛盾短期内仍在激化，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有可能遭遇更大“逆风”和“回头浪”。
2.从中长期来看，我国部分产业、部分生产环节向其他经济体转移是正常的跨国产业转移
一国产业链的演进遵循着客观的经济学规律。就我国的发展情况而言，前述的“三明治”国际格局与中国经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要求都将促使部分产业、部分生产环节向其他经济体转移。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成本发生了重要变化，如劳动者报酬(既包括显性的工资报酬，又包含劳动者权益保障等隐性报酬)上升、土地转换与开发成本增加、环境保护约束收紧等。在其他后发经济体进一步开放并逐步融入国际市场的态势下，上述生产要素成本的升高将使得部分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环境密集型产业向外迁移，如纺织产业链的剪裁环节、消费电子产业链的组装环节等。从历史上看，上述经济演化带来的产业转移不乏先例。以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体之间出现过数次生产转移。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的纺织品出口占全球份额开始出现下滑，而韩国后来居上。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的纺织品出口份额超过韩国，成为东亚最主要的纺织品出口国。进入21世纪后，孟加拉国、越南等国的纺织品出口份额开始稳步提升，而中国的出口份额则在2014年前后开始下降。这种在经济自身发展规律下进行的产业转移，是符合比较优势原理与经济全球化内在逻辑的。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各国企业与政府都更加重视在产业链的效率与稳定间进行再平衡，从而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3]。为此，一部分关键零部件的制造将演化出“1+X”的格局，即在中国之外形成备份生产能力;同时，各国政府很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补贴扶持本国企业维持部分关乎国计民生的产品的制造能力(如医疗用品等)。特别是部分外国政客屈从于民粹主义与冷战思维而发动的贸易与科技冲突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与之相关的进口限制也将在一段时间对有关的科技、数字产品的国际贸易格局造成影响。
第三，中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政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基于要素成本变化的产业转移。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原产地认定标准允许货物增加值在成员国之间累计，这将使各国更难凭借单一领域的优势挽留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以服装产业链为例，假定享受进口关税优惠的本地附加值比例最低为70%，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30万美元的羊毛，中国企业将其制成70万美元的毛呢布料出口给越南纺织企业，后者制成100万美元的毛呢大衣出口给韩国用于消费。在这一简化的产业链上，中国向越南出口布料、越南向韩国出口大衣都无法满足本地附加值比率要求，因而无法享受关税优惠。这使得企业可能从避税角度出发将生产环节集中于某一国家。但是，如果附加值可以在各个经济体间积累，则企业可以完全按照要素成本优势布局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因此，中国在加入贸易协定并享受其红利的同时，也要做好部分产业、部分生产环节向外迁移的准备。
(三)保经济安全底线，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放眼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特别是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政府可能与其盟友在全球贸易政策上形成统一战线，制衡中国，中美贸易关系可能会更加复杂。中国应重视由此可能引发的经贸摩擦风险、能源供给风险以及金融风险，提前布局，妥善应对。
1.经贸摩擦风险与产业链安全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面对中国经济不断崛起的现实，在贸易、金融、科技和人文交流等方面有针对性地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作为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规模位列全球第一的经济体，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因此，任何经贸摩擦风险都会给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
从出口来看，中国的计算机、通信等电子设备的出口价值占行业收入的50%左右，这些行业的产值大，对外依存度也高;一些传统行业，包括家具、纺织品、电器、机械等行业的出口占行业总收入的比重也超过20%。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以及由此导致的关税提高削弱了中国一些行业的竞争优势，对沿海地区出口企业造成了负面冲击。进入2020年，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部分海外订单如印度纺织订单大量回流中国、大批防疫物资出口境外、跨境电商进出口也逆势增长，这一系列积极因素推动了2020年以来中国货物出口贸易的持续改善。即便如此，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推动2020年贸易改善的这些因素具有暂时性。一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这些因素的正向驱动作用可能会减弱甚至消失。以海外纺织订单回流为例，由于东南亚国家的纺织服装企业在人力等要素成本、政府税收、关税等诸多方面均较中国更具优势，这些订单在后疫情时代可能会再次离开中国。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满足于现状、急于乐观，而对出口在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掉以轻心。
从进口来看，我国进口对海外市场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尤其是计算机行业的核心部件，比如芯片的进口比重超过40%，设备制造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也占到总成本的20%。在一些产业和领域，包括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基础研究等的产业基础还较薄弱，诸多环节仍需进口，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中国工程院于2019年开展的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安全评估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60%左右是安全可控的，但部分产业对国外依赖程度较大，在26类有代表性的制造业产业中，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较高，其中包括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电力装备产业的燃气轮机熱部件，以及飞机、汽车等行业的设计和仿真软件等。这无疑将掣肘我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利于我国的对外经贸谈判。除此之外，即使一些在核心技术上已取得国际领先的行业，比如电力行业，中国也未掌握国际标准的主导权，国际标准仍然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
总之，由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冲击虽不至于引发整个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但它给产业链带来的风险在短期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从长期来看，经贸摩擦会倒逼中国优化贸易结构，加大基础研发和创新，提升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能源供给风险与石油安全
近年来，中国的能源供给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面临的风险逐渐增大。以原油为例，1993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仅为1.6%，2000年扩大到26.9%，2010年增至53.8%。2019年，中国原油表观消费量(产量+净进口量)为6.96亿吨，其中国内原油产量仅为1.91亿吨，原油净进口量为5.05亿吨，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2%。此外，中国原油进口来源集中度较高，其中，俄罗斯成为近几年中国第一石油供应国，占比达到19%，接下来分别是沙特阿拉伯15%、安哥拉13%、伊拉克12%。国际政治关系动荡以及中东地区频繁的战争会影响石油产量，进而对中国原油进口带来负面影响。在运输方面，目前海上通道仍是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通道，但中国在油轮和运输航线控制方面缺失主导权，近90%的运输仍然由国外的油轮船队承担，其中蕴藏的政治风险和能源通道安全风险需加以防范。从中国的石油使用结构来看，交通运输占中国原油总消费量的58%左右，一旦海外原油断供，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将受到较大冲击。
不仅如此，目前中国的石油储备抵御风险能力也不足，且与经济体量不相称[4]。当前，中国主要还是依赖政府的若干石油储备基地进行战略储备，且储备量明显不足。从实际储备量来看，中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占每年原油净进口的15%左右，为60天左右的全国消费量，这与国际能源署(IEA)提出的战略石油储备90天的安全线相比还存在差距。而在同期，美国和日本的战略石油储备约相当于长达半年的石油净进口量，德国的战略储备约为100天的全国消费量，法国的战略储备约为85天的全国消费量。可见，中国在此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较大。
3.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背景下，金融安全在中国经济安全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具体来说，在“十四五”期间以及未来较长时期，中国面临三方面的金融安全问题：一是中美冲突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在金融领域对中国的打压、制裁未来可能进一步升级;相对于贸易领域，金融是中国的短板，金融领域的冲突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大、更广泛。二是金融双向开放持续推进，中国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传导的能力不足、认识不够、储备有限。三是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一些新型金融风险开始出现，比如在垄断问题、数据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领域的风险，可能给金融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四)认真研究互联网平台监管原则，巩固并推动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中国互联网经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科学合理地对互联网平台这一新兴业态进行监管，具有其迫切性。
1.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态势
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走在世界前列，是中国经济创新的亮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与“十四五”展望研究报告》，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170 293.4亿元，在同期GDP中的占比达17.2%。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通过推动经济地理再布局，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我们认为，经济地理人口的再布局可以成为释放中国中长期需求的抓手。目前中国的经济地理人口的变化还落后于经济增长本身的变化。我们应该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解决制度性障碍，通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具体而言，要从如下三方面着手：第一，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地区经济考核评价时以人民幸福为中心，重点考核衡量民生发展水平的主客观指标，将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作为地区经济考核的重要内容，不追求绝对GDP总量上的赶超和提速，而是关注人均GDP差距的缩小和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持续提升。第二，顺应人口流动的自然规律，通过人口重新布局，减少省份与省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对于人口流入地区，要重点关注资金、产业、技术等的合理有效配置，充分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确保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有序。第三，在策划、安排和落地重大公共投资与建设项目时，要考虑人口流出地的发展可持续性，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对于人口流出地区，要通过相关国家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给予对冲，保证人口流出地区有关键产业，赋予人口流动地区合适的产能指标，允许地方政府进行指标的再分配。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有序引导产业转移，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第一，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独特优势，有序承接产业转移。东部发达地区应推动产业“腾笼换鸟”，中西部地区则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成本优势，更好地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从全国层面看，这是优化产业布局、增强发展合力，变“各地小循环”为“国内大循环”的必由之路。其目标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尽量避免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过快流失对就业形成压力，为产业升级换代争取时间。现阶段，国内产业转移还存在“出”“入”两难的问题：一是产业转出地没有足够激励来推动产业转移，企业转移成本高;二是产业转入地没有足够能力来服务转入企业，相关企业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其核心原因是缺乏产业转出地和转入地的创新合作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转移带来的好处没有充分释放、合理分配。为此，应着力完善跨地区产业转移实施办法：一是出台产能指标、能耗指标的分配和交易机制。在行政分配方面，尽量不压减产业转出地的已分配指标，酌情增加产业转入地的指标;在市场机制方面，允许产业转入地和转出地沟通、谈判、交易相关指标。二是推动产业转出地和转入地合作建设产业园区乃至“飞地”园区，创新税收分配机制。三是中西部地区应增强合作、有序竞争，推动从吸引企业到建设集群的升级。
第二，注重培育市场“隐形冠军”，突破产业链瓶颈环节。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具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与较强的配套能力，但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一些设备与材料上还面临“卡脖子”问题。这些设备与材料往往是行业的顶尖产品，研发与生产技术门槛高，其体量往往也不如中端或低端产品大。从德国、日本等国的经验看，这类高端产品市场往往由一些聚焦细分利用的企业占领。这些企业一般不追求“大规模”与“多元化”，而是在一些关键领域精耕细作，掌握关键技术，为下游企业提供中间品。这些企业往往不被消费者所知，因而被称为“隐形冠军”。突破产业链“卡脖子”的状况，需要中国培育一批这样聚焦关键环节与关键技术而不是单纯做大规模的“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最有可能出现在一大批民营、中小企业之中，因而相关的政策应该特别给予重视。
第三，尊重市场规律，有序引导企业跨境布局。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产业链跨国再布局符合客观规律与历史经验。在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应鼓励本国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参与这一进程，更广泛地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走出去”。
第四，大力“稳外资”，增强对全球高端要素的集聚能力。要加大力度引导外资布局制造业高端环节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内市场方面，要进一步向外资开放市场，在法治环境、市场监管、政府采购等方面实现国企、民企、外企一视同仁。在营商环境方面，应加大力度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改善国际化营商环境。在配套能力方面，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产业链的稳健性，同时合理管控竞争，避免低端重复建设，推动相关企业在若干关键环节着力攻坚克难，巩固提升龙头企业和配套企业协同创新的产业链体系。
(三)保经济安全底线，重点关注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
就产业链安全问题而言，可从三方面着力：第一，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改善科研环境，建立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第二，建议大力促进中国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引导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做好布局，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向内地转移。第三，建议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新朋友圈，促进亚太地区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更广泛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从而缓和经贸摩擦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
就能源安全问题而言，建议国家加快石油储备机制改革，动用社会各界的力量，尽可能地多储备原油(包括成品油)。要放开对商业石油储备的限制，抓住有利时机增加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形成政府与商业储备各占50%的储备结构，同时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为中国长期石油安全提供保障。
就金融安全而言，可从四方面着力：第一，加快推动实施海外上市高质量公司回归A股市场的战略。这不仅是提高中国上市公司质量的必要举措，而且是确保中国科技安全和金融安全的必然选择。在境外上市的中国高科技公司是美国等国家长臂监管的潜在对象，美国随时可能以任何理由发起对中国科技公司的调查或制裁，这将严重影响中国的科技安全和金融安全。高质量企业回归A股市场是确保中国科技和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第二，从短期来看，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制，这与长期坚持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方向并不矛盾，要做到循序渐进、有节奏开放，掌握好开放的主动权。第三，中國金融机构要苦练内功，改善公司治理，提高核心竞争力。金融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能力、改革监管体制，进一步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适应国内改革、国外开放以及应对外部严峻挑战的需要。第四，加强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的监管，寻求规范发展与创新发展的平衡。
(四)优化互联网平台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第一，将监管目标从“垄断地位”向“垄断行为”转变。由于互联网平台的特殊性，单纯以体量和市场占有率作为垄断的界定标准不适用于互联网平台领域的反垄断监管。在互联网平台领域，监管的对象不再是某个单个的企业，而是一系列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身，如利用资金优势对业务进行不合理的过度补贴以抢占市场，对中小微企业的恶意收购，以及“大数据杀熟”等行为。
第二，将对数据要素的研究提上日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互联网平台企业适当开放数据分享，推动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路径。可以根据数据类型和数据来源对数据进行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界定，在妥善处理好用户隐私的前提下，鼓励平台适当开放公益性数据，与社会管理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所有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必须以保护用户隐私和国家数据安全为前提，严防在数据使用过程中造成的个人信息泄露。
第三，鼓励行业自治，引导互联网平台自身参与到市场监管工作中。由于互联网平台扮演的并非商品提供者而是市场本身的角色，因而互联网平台本身也有行使市场监管的能力。可以引导互联网平台扮演“良性市场”的角色，发挥其本身在市场监管方面的作用。针对不同的互联网平台，还可以实行差异化的监管侧重点：如规范大平台行为，借助大平台自身的覆盖面进行市场监管，提升行业自律;而对初创期或专业性的小型平台，则可以更多通过监管部门直接监管的方式，提升监管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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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OADBERRY S， GUAN H， LI D D. 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980-1850[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18， 78(4)： 955-1000.
[3]祝坤福，高翔，楊翠红，等.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冲击和我国产业链加速外移的风险分析[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283-288.
[4]李继尊.关于中国石油安全的思考[J].管理世界，2014(8)：1-3.
[5]熊鸿儒.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平台垄断及其治理策略[J].改革，2019(7)：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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