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拉美西班牙语国家传播模式的传承与变迁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针对拉美西语国家的外宣书刊出版工作符合我国外交格局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同時具有清晰的拉美特色脉络。在革命外交时期，我国对拉外宣书刊以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拉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人士积极推动中国书刊在拉美的出版。在发展外交阶段，中国对拉外宣的题材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方位地构建我国新兴大国形象，拉美汉语专家深度参与到西语书刊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中，大大提高了我国外宣书刊的传播质量。随着我国进入复兴外交阶段，中国的崛起在拉美国家掀起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的热潮。实现外宣书刊在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精准化是我国在复兴外交阶段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中国 拉美 国际传播模式 变迁

　　《晋阳学刊》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发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成果。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包括新资料的发掘，现当代理论研究，外国传统文化研究和现、当代国外学术成就，都在发表之列。

　　拉丁美洲是我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对外传播工作中的重点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针对拉美西语国家的外宣出版工作具有清晰的拉美特色脉络，也符合我国总体外交格局在不同阶段的特征。本文以外宣书刊为例，对中国对拉美西语国家的外宣模式的传承与变迁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复兴外交时期的对拉美西语国家的外宣精准化发展提出建议。

　　一、拉美国家在我国外交格局中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72年来，我国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革命外交(1949-1978年)，发展外交(1978-2012年)和复兴外交(2012年至今)。在这三个阶段，拉丁美洲在我国外交格局中具有不同的角色。

　　在革命外交阶段，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以斗争求团结，努力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重点团结广大亚非拉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交亚非拉朋友，为新中国外交工作赢得广阔的国际空间。在这一时期，中国对拉外交政策带有鲜明的革命烙印，追求独立自主的拉美国家是我国在与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战友。

　　在发展外交阶段，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成为积极融入世界的现代化国家。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以务实的经济合作为核心，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展现出全球化战略和视野。在这个阶段，由于拉美国家与我国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均存在较强互补性，拉美国家成为我国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

　　在复兴外交阶段，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有所作为，引领世界”。在国际机制领域，我国开始引领国际机制的建设，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观念领域，中国加强自身软实力建设，向世界推介成功的治国理政经验，期望获得世界各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在这个阶段，加强与拉美国家在全球多边治理制度中的合作，能够有效抵消西方国家的围堵，获得拉美国家的信任，突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妖魔化抹黑。拉美国家成为我国扩大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支持力量。

　　二、革命外交和发展外交时期中国对拉美西语国家的传播模式回顾

　　外交政策指导外宣工作，外宣工作促进外交政策的实施。中国对拉美西语国家的外宣工作也可以分为革命外交、发展外交和复兴外交这三个阶段，服务于中国外交政策。我国在革命外交时期、发展外交时期对拉美西语国家的外宣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一)在革命外交时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建构是我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因此，我国对拉外宣书刊以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1949年至1976年间，我国为突破外部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封锁，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外宣书刊翻译、出版与发行工作。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时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推广发行。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发行我国书刊，其中，亚非拉地区为重点地区。1964年，外文出版社在谈及外文书刊发行工作时指出：“在发行地区方面，既要全面开花，又要抓住重点，以点带面，推动全局。总的来说，仍以亚非拉为重点。”

　　在中国外文局专家的努力下，我国加强了毛泽东著作英文以外的多语种翻译和发行工作，其中西班牙语自然成为重点。仅仅在1966年6月至1967年5月的1年时间里，中国国际书店就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包括西班牙语在内的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发行量达到80多万册。随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诗词》也陆续翻译成西班牙等语种出版。

　　在传播形式上，中国外宣书籍受到了拉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及左翼出版社的主动合作和推动。当时，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正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拉美革命者、左翼知识分子急需从中国学习革命经验。毛泽东著作有大量形象、生动的比喻，好理解、易接受，很受拉美读者欢迎。

　　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美洲发行社由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埃梅里·乌洛阿创办，他与墨西哥共产党党员哈维尔·富恩特斯成立“第一步书店”，致力于在墨西哥传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书籍。1965年，富恩特斯与中国大使馆建立起了联系，“第一步书店”受到中国大使馆的资助。埃梅里·乌洛阿在1967年访华时，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再如，乌拉圭共产党党员维森特·罗维塔1955年开始创办乌拉圭新生书店，1960年开始与国际书店建立业务往来，在乌拉圭发行多本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书籍，如西班牙文版的《北京》画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著作以及一些介绍中国政治和国情的英文出版物。罗维塔多次来到中国，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1973年乌拉圭军人发动政变后，罗维塔流亡中国，成为《北京周报》西班牙文部的专家。1986年3月，罗维塔重新回到乌拉圭之后，继续从事中国书刊的发行工作，开辟了中国书刊在乌拉圭最为权威的发行渠道。

　　此外，由智利共产党分离出来的斯巴达克派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主动与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大量发行中国图书。1970年，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总统，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同时期，中国图书在秘鲁的发行也增长迅速。秘中文协、第三世界出版社、安泰书店、我们的美洲书店都是毛泽东著作的长期经销户。这些拉美左翼出版社和有志人士的主动合作和推动扩大了毛泽东著作在拉美的传播，在拉美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二)在发展外交阶段，为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全方位构建我国新兴大国形象，中国对拉美外宣的题材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在此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我国外宣书籍出版工作提供了物质保障。

　　以外文出版社为例，在发展外交阶段，西班牙文部组织翻译了《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和第二卷)、《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等关于中国政策的书籍，也发行了《大中华文库：孟子(汉西对照)》《雷雨》等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书籍，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等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书籍。同时，外文出版社还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中国概况丛书》，全面介绍中国的教育、历史等。随着外宣书籍数量的增加，对外出版机构开始雇用外国专家参与西语翻译和出版工作，如《今日中国》西文版的外籍雇员参与拉美国家选题策划和采写重大稿件。拉美和西班牙的“中国通”长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进行稿件的翻译和审校，培养了一批既热爱中国，又有专业素养的外国专家。

　　从传播方式看，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下，中国出版社大力建设海外分支机构，尝试本土化发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而拉美地区却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陷入“失去的十年”，债务危机频发，经济出现负增长，出版发行经费大大减少。因此，只依靠拉美出版机构传播中国书刊显现出越来越大的效率赤字。为解决这个问题，《今日中国》杂志社2004年在墨西哥成立拉美分社，2010年在秘魯成立代表处，开展本土化尝试。

　　三、复兴外交时期中国对拉美传播模式展望

　　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进入复兴外交阶段。中国的崛起在拉美国家掀起了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热潮，中国的新闻、学术文章以及书刊在拉美的出版呈爆发式增长。从2013年起，外文出版社组织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江新语》等领导人论述著作以及《世界经济中国方案》等学术类著作的翻译和发行，通过海外书展、中拉智库研讨会等形式传播到拉美地区，我国出版的西班牙语书刊在拉美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满足了拉美专家了解、研究中国的需求，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不少拉美学者开始使用中国翻译出版的书籍作为研究的一手资料。如委内瑞拉前总统府顾问、中国问题专家塞尔希奥·罗德里格斯·赫尔芬斯坦在每次访华时都要购买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文书籍，在其2019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巨人的觉醒》中，他大量使用外文出版社的外宣书籍作为参考文献。但是，应该看到，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的论文和书籍依然是拉美学者研究中国的主要参考文献来源。拉美学者、政府官员以及普通民众对我国存在认知偏差。中国对拉西语书刊的出版还存在供需不匹配、传播方式较粗放的问题。因此，在复兴外交阶段，提高对外传播的精准性成为我国对拉美西语国家外宣工作的重点，目标是通过书刊出版，让拉美读者正确地理解中国，提高对中国制度和道路的价值接纳和认同，为我国扩大世界影响力奠定基础。

　　在传播内容上，要加强内容的精准化。一般来说，外宣书刊分为大众科普读物、政府报告和学术专著三类。拉美国家长期处于对发展道路的探索阶段，尤其是左翼政府和政党拥有探索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学习我国发展经验的强烈愿望，因此，拉美左翼政府对我国的政府报告、外交政策、领导人论述的西语翻译版本的需求长期存在。同时，拉美学术界对其国家发展道路开展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征求拉美学者的建议，出版拉美学者感兴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书籍，增加对拉美知识分子的知识供给，强调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逻辑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十分必要。最后，对于相对亲美的拉美国家以及尚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则应该更加侧重于文化和文明互鉴的传播，翻译、出版和发行一些面向大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科普读物，用软实力吸引拉美国家，为今后扩大政治交往奠定基础。

　　在传播方式上，要做到宣传主体的精准化。我国的对外宣传主体分为政府、学者和人民大众，海外汉学家也是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补充。由政府官员传播政府报告，学者传播学术专著，文化交流团体传播大众科普读物，吸收国内外汉学家、翻译家和中国研究学者积极参与中国书刊的翻译和出版，将对外传播融入援外培训、学术交流和文化互动活动中，是较为适合的传播路径。同时，在互联网时代，必须重视外宣书刊的网上发布，让所有对中国感兴趣的拉美政府官员、学者和民众都能够便捷地获取介绍和研究中国的书刊。

《中国对拉美西班牙语国家传播模式的传承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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