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理论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金融论文
发布时间：2022-07-19浏览：9183次

　　摘要：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要载体，面向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状态。从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演进逻辑来看，整个社会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共同富裕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而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才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应当立足于发展成果共享的理念去构建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对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测度可以从收入与财产、发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三个维度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使用五级分类法对各个基础指标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权重作出初步判断，采用“横纵向拉开档次法—BP神经网络分析法”的复合方法对共同富裕指数进行合成。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总体富裕;成果共享

金融经济

　　《金融经济》是半月刊，一月两期，上半月刊是市场版，下半月刊是学术版。作为全国优秀经济类期刊，上半月刊市场版，每月2日出版，面向市场，侧重经济金融热点观察，焦点话题深度报道，经济形势预判分析，金融理财知识传播;刊物直通生活、新颖活泼、雅俗共赏、寓教于乐，融金融性、知识性、趣味性、时代性于一体。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2)07-0003-09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随着我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聚焦点与落脚点。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并强调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现有关于共同富裕的探讨主要围绕着其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两个方面展开，本文拟在梳理共同富裕演进逻辑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对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理念、构建原则以及构建设想进行初步探讨，这对于准确评估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状态、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政策具有参考意义。

　　一、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演进逻辑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提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共同富裕属于生产成果分配层面的问题，它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基础之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财富水平的不断增加，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目标及内涵相应地就会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共同富裕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处于贫困落后阶段，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从而尽快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推行带来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衡，工业和农业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非常突出，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提及“共同富裕”的概念，指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在分配领域，主要采取均等的按劳分配方式来进行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共同富裕在“共同”的层面体现为发展成果以相对平均的方式进行分配，在“富裕”的层面体现为关注农村居民尽快摆脱贫困，主要侧重于强调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收入分配的相对平均。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严重失调的重要比例关系都基本上得以调整，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特别是在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初步推行、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范围的扩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期内逐步缩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强调效率优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此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避免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也得到进一步深化[2]。1985年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提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3]149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进一步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3-374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共同富裕体现着先富以及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过程层面允许居民、地区等不同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贫富差异，由此来尽快地推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富裕起来，在结果层面的最终目标是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由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发展阶段下，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上，成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落脚点。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明确提出，“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这意味着，新发展阶段下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共同富裕具有更加丰富多维的理论内涵。这一阶段的共同富裕在共享主体上更加强调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即是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一部分人来共享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成果，在共享内容上更加关注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发展成果，涵盖了收入分配合理性、区域发展平衡性、行业发展协调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多个方面，在共享方式上不是坚持绝对的平均主义，不是所有人群、所有地区同时实现富裕，而是形成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合理分配格局。

　　从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演进逻辑来看，其理论内涵本身具有动态发展的特性，它会随着生产力和财富水平的发展不断进行拓展和深化。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形态更高级的演进特征，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和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正在赋予共同富裕更加丰富化、多样化的理论内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要坚持人民至上，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总体富裕与共享富裕两个层面来刻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刘培林等[4]将共同富裕界定为全体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万海远和陈基平[5]也将共同富裕理解为国民总体富裕和全体居民共享富裕。而事实上，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总量财富的增加确实属于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支撑，但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共同富裕的核心元素集中体现在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成果上。

　　二、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

　　理论内涵是综合评价的重要前提，只有充分厘清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新发展阶段下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新发展阶段下的共同富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要载体，面向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一种状态。从共享主体、共享内容和共享方式三个层面来看，其理论内涵包括：

　　(一)共享主体：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价值的本质体现与内在要求。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指出，只有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公平问题的实现与解决。当生产力高度发达、财富充分涌流、劳动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第一需要时，体现公平正义的共同富裕是最终要实现的社会理想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享发展理念，并强调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对于实现社会和谐安定的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因此，从这一目标出发，新发展阶段下的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不是少数地区或一部分地区，它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二)共享内容：物质财富与精神成果的全面共享

　　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相对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财富水平的不断增加，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将更多体现为全方位、全领域的共享。马克思指出，未来理想社会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和人的精神生活都高度发达、发展的社会。新发展阶段下的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它是在大力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满足全体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种高级状态，涵盖了物质财富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共同富裕。即新发展阶段下的富裕既包括了物质财富的充足，也包括了精神成果的充实，而精神成果的充实不仅体现为优秀的文化产品服务、良好的生态文明环境、宜居宜业的社会生存环境等多维度的内容，还体现为通过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提供全方位全生命期健康服务、健全终身技能培训制度等来提升人的全面发展能力，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等来改善人的全面发展环境，从而让发展成果全面惠及全体人民，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丰富化、多样化的需求。

　　(三)共享方式：更加平衡的分配格局

　　共同富裕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均富”思想。马克思在其未来社会思想中提出，必须通过消灭剥削赖以存在的私人财产占用制度，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这一历史现象。不难发现，这里共同富裕其实是相对于两极分化而言的，并不是简单等价于绝对的平均主义。公平正义的内涵范畴本身需要与一定历史阶段下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适应。新发展阶段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从这一要求出发，需要形成更平衡更合理的分配格局，在区域层面集中体现为协调发展[6]，在个体层面集中体现为橄榄型分配结构。我国各个地区在自然禀赋、区位条件等方面均存在着巨大差异，如何立足区域自身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来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容。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也是为了更好地在发展中促進相对平衡。

　　收入分配是全体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最基本的方式与内容。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不利于形成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激励;改革开放以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收入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在激活各类经济主体活力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新发展阶段下的共同富裕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是在各个阶层的收入均有提升的基础上去缩小收入差距，在共享方式上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由此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特别是从长远来看，提升人的文化素质、智力水平以及能力水平，即增强人的自身发展能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内容，因此，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成果还体现在每个人均有平等的资格和机会去参与整个经济社会活动。应为人民提供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富裕程度，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

　　三、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

　　基于上述对于共同富裕演进逻辑与理论内涵的梳理，本文将从构建理念和构建原则两个方面讨论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一)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理念

　　现有研究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定性方面的大量探讨，但讨论新发展阶段下共同富裕评价体系的研究尚不多见。从已有的定量视角的讨论来看，虽然在基础指标的具体选择中存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测度体系的构建理念基本相同。第一类研究主要是基于发展层面的总体富裕与共享层面的成果共享两个维度来构建具体的指标体系。刘培林等[4]提出共同富裕的政治内涵为“国强民共富”、经济内涵为“人民共创共享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社会内涵为“中等收入阶层在数量上占主体的和谐而稳定的社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总体富裕程度和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框架。万海远和陈基平[5]也提出发展与共享是共同富裕的量化依据，可以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来反映发展程度，用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来刻画社会共享程度，但同时也指出，总体富裕与共享富裕并不是完全替代或完全互补的关系，且随着总体富裕水平的提高，共同富裕的重要程度也会越来越大。第二类研究将指标体系扩展到三个维度，除了总体富裕与成果共享两个维度之外，进一步将可持续性维度也引入了共同富裕的测度体系。陈丽君等[7]认为，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是指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它是一个会随着社会变迁持续善治的过程，必须要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因而在共同富裕指数模型构建中除了发展性维度与共享性维度之外，还应当考虑体现财政、治理、生态等内容的可持续性维度。李金昌和余卫[8]也提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富裕、共享和可持续三个基本点，涵盖过程指标体系与结果指标体系两个组成部分，其中，过程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经济质效并增、发展协调平衡、精神生活丰富、全域美丽建设、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优享等六个方面，结果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共享性、富裕度、可持续性三个方面。

　　基于此，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如表1所示。

　　从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演进逻辑来看，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是其内在的核心驱动力，当生产力水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相应地，共同富裕的内容就会存在一定差异。也就是说，总体富裕其实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支撑[10]，但并不属于共同富裕核心内涵的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新阶段，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综合国力均已获得大幅提升。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结果显示，2021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10万亿元大关，高达1 143 67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0 976元，按照世界银行2020年公布的最新标准，即将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整个社会总体富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共享富裕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5]，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下，应当立足于成果共享的理念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进一步，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以共同富裕作为其发展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与发展要求[9]，公平正义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本质体现，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评价体系应当基于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充分考虑共享的主体为全体人民，集中从发展成果共享的构建理念出发去刻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具体而言，从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来看，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需要：一是体现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主体为全体人民，由此系统描述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状态。二是要体现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内容涵盖物质财富与精神成果的全面共享，由此完整度量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丰富内容。三是要体现出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方式为形成更平衡更合理的分配格局，由此充分刻画出成果共享方式的多重维度。

　　(二)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从统计测度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当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需要通过构建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全面度量共同富裕的基本状态。一方面，新发展阶段下的共同富裕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内涵，涉及不同主体在收入水平、能力水平以及福利水平等方方面面的均衡发展，因而想要准确描述出共同富裕的变动情况，很难通过某一个单一的指标来实现;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集中体现，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主观价值判断，需要立足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来选取指标进行综合测算。因此，对于共同富裕的量化评价一般采用统计指标体系来反映共同富裕各个维度在一定时间所达到的状态，通过多要素、多指标来进行全面的综合测度，现有研究一般也倾向于选择基尼系数、劳动报酬占比、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等基础指标来构建共同富裕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定量刻画。

　　第二，需要充分考虑各个阶段的目标重点来构建测度体系。共同富裕并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随着不同历史阶段演进而动态发展的过程，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目标与侧重点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新发展阶段下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还需要立足共同富裕的长期性与动态性来选择指标。我国已经做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全体人民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重大战略部署。新发展阶段下的共同富裕更侧重于强调橄榄型分配结构、向上流动通道、区域协调发展、精神生活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新发展阶段下共同富裕评价体系应充分涵盖这些维度的基本指标。

　　第三，需要立足于结果层面来评价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共同富裕虽然建立在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与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基础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总体富裕的各种表现都可以刻画出新发展阶段下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如前所述，现阶段的共同富裕更多强调在结果层面对经济发展成果的最终分配状态。因此，从构建原则来看，新发展阶段下的共同富裕评价体系应当基于结果层面来选择相关的度量指標。现有研究中所讨论的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民间投资比重等指标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属于经济发展的投入层面，而且也无法反映出共同富裕的直接内容，不应被纳入共同富裕的综合评价体系。

　　四、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维度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落脚点，笔者从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出发，以发展成果共享为构建理念，基于综合性、长期性、结果性等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程度进行综合测评，从而为宏观政策和推动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如前所述，整个社会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共同富裕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而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成果才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应该包括收入与财产水平、能力水平以及能够享受到的福利水平等多维度的内容[10]。因此，对新发展阶段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测度可以考虑从收入与财产、发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三个维度来构建框架，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收入与财产水平、能力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差距来以反映全体社会成员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

　　(一)收入与财产维度

　　共同富裕是相对于两极分化而言的，是一种合理的、有差别的富裕，它并不等同于平均主义、均等富裕，而是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均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其中，收入差距是在流量层面来反映分配的差距，而财产差距则在存量层面刻画成果共享的程度。具体而言，收入与财产维度包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地区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以及人均财富保有量的基尼系数5个三级指标。

　　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集中表现为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居民收入分配层面来看，可以选择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来进行度量。基尼系数一般用来衡量个体之间收入分配或财富占有的公平程度，其数值越高，表示个体之间的差异程度越大;反之亦然。从整体分配格局来看，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到高位水平波动的特征，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高位波动的主要来源[11]，与城乡收入差距之比指标相比，泰尔指数可以更加充分地考虑人口变动因素，因而可以选择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基尼系数是测量收入差距的常见方法，现有研究也用其来刻画地区差异问题。例如，许宪春等[12]在度量我国地区不平衡程度时，将基尼系数方法测度的结果划分为五个区间，其中0.10以下为轻度不平衡，0.10—0.15为中度不平衡，0.15—0.20为中高度不平衡，0.20—0.30为高度不平衡，0.30以上为极不平衡。因此，可以选择地区人均GDP的基尼系数来衡量地区之间的分配差距。

　　从国民收入分配层面来看，可以选择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来进行度量。财产收入与劳动收入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劳动收入，也就是说在宏观层面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如果资本要素份额偏高而劳动要素份额过低，则会带来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持续提高。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更好地激发要素活力，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由此也导致资本要素分配份额上升、劳动要素分配份额下降。只有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才能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因而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是度量共同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财富保有量可以在存量层面刻画出财产分配水平的高低，而基尼系数是测量差距的基本方法，因而可以用人均财富保有量的基尼系数来衡量财产分配情况。

　　(二)发展能力维度

　　共同富裕是以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为特征、以实现全体人民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状态，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局部向全面不断迈进的螺旋式发展过程。其中，提升发展能力是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础。具体来说，共同富裕的发展能力维度包括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3个三级指标。

　　新发展阶段社会成员的发展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和阶层流动通道两个层面。从人力资本积累层面来看，身体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是事关社会成员发展能力的关键要素。其中，身体健康方面可以选用人均健康预期寿命进行度量，其具体含义是指社会成员在扣除伤残和疾病后，以健康状态生活的平均生存年数。与人均预期寿命相比，人均健康预期寿命能够更加准确地刻画社会成员的寿命质量，反映个人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生命健康方面的发展能力。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度量指标可选用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表征。教育是确保个人享有均等的发展机会与条件、提升个人发展能力的核心途径，对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选用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充分反映出受教育平均水平，衡量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与社会成员向更高收入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从阶层流动通道层面来看，可以选择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进行衡量。当前我国已经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畅通阶层流动通道，确保各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保持在较高水平。具体来说，需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发展能力使其向中等收入阶层跃迁流动，因而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可以刻画出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难易程度。

　　(三)民生福祉维度

　　共同富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也是由物质富裕向其他领域逐渐延伸拓展的动态过程。具体来说，共同富裕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富裕充足，同时也包含精神文化层面的自信自强、资源环境层面的宜居宜业、经济社会的和谐和睦与公共服务的普及普惠等内容。因此，共同富裕的民生福祉维度主要包括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PM2.5平均浓度、每万人拥有的律师数、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和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5个三级指标。

　　具体来说，精神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特征，也是建设共同富裕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其具体衡量方面，可以选用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对社会成员的精神富足状况进行表征，由此反映出文化产业发展对社会成员精神文化享受的改善情况。在资源环境层面，可选用PM2.5平均浓度反映生态优质情况、表征人民的宜居状况。在社会和谐层面，可选用每万人拥有的律师数反映社会安全法治建设情况与居民维权方法的变动。在公共服务层面，应关注教育和医疗这两个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关键领域。由于小学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初始阶段，其普及性和质量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的长期发展，因而在教育领域的公共服务选用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反映各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情况[8]。而針对医疗领域的公共服务则选用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来刻画地区高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基于此，笔者构建了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评价体系，具体指标如表2所示。

　　五、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合成方法

　　基于上述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本文进一步从共同富裕指标的监测、指数的合成与指数的应用三个方面分析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与政策指向。

　　(一)共同富裕指标的监测

　　共同富裕指标包含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为了更好地监测我国及各区域共同富裕各指标现阶段所处的真实水平，本文采用五级分类法对13个三级指标进行评价。

　　首先，对逆向指标、适度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假设CPi为各项三级指标的测度值，Xi为三级指标的真实值。此外，对于个别缺失数据，可以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估算补充。若Xi为适度指标，则其适度区间为[q1，q2]。那么，对其正向化处理应为：

　　Xmi=max1≤i≤nXi-k-Xi-k(1)

　　其中，Xmi为正向化变换后的适度指标。k为适度区间的均值。若Xi为逆向指标，那么，对其正向化处理应为：

　　Xni=max1≤i≤nXi-Xi(2)

　　其中，Xni为正向化变换后的逆向指标。

　　其次，进一步对正向化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具体为：

　　CPi=X-min(X)max(X)-min(X)(3)

　　其中，X为数据集，包含正向指标(Xi)、适度指标(Xmi)和逆向指标(Xni)。CPi的结果均分布于区间(0，1) 内。

　　最后，将无纲量化的三级指标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具体为：一是将共同富裕各个基础指标从高到低分为高、较高、一般、较低、低共5个层次，每层次的对象数量按20%的比重进行分配。将每个指标排在“低”层次的对象依次剔除，剩下的对象为该指标的达标者。二是若某个对象三级达标指标数量大于等于全部指标数量的100%，则称该对象实现共同富裕。相反，则认为该对象未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对各个基础指标实现共同富裕的程度作出初步判断。

　　(二)共同富裕指数的合成

　　由于共同富裕指数为多维度、多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因而要利用综合评判方法进行系统性的评价。区别于已有的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13，4，8]，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是对各评价对象的一种客观赋权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指标合成造成的信息损耗，可以反映不同时刻各系统的总体分布状况以及各个维度的分布差异[14]，因而本文选用该方法求得共同富裕的权重模型，再对各个维度的指数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共同富裕指数的合成公式为：

　　ZCP(tk)=∑Qi=1ωCPi(tk)(4)

　　其中，ω表示权重，CPi表示测度值，tk表示时刻，ZCP(tk)表示共同富裕的合成指数。

　　进而采用BP神经网络法提高共同富裕指数的合成精度。BP神经网络法是基于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能够修正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的合成结果，得到更加符合真实情况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先将样本随机分成E组，轮流抽取E-1组训练，1组用于验证，以此得到预测误差平方和，并加总求和后进行平均，以此作为判断模型最优结构的依据，从而得到共同富裕的最优参数。

　　(三)共同富裕指数的应用

　　根据上述共同富裕指标的合成结果，笔者认为，其可以应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各项基础指标进行动态监测，有助于建立共同富裕数据库。共同富裕的发展程度集中体现为收入与财产水平、能力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差距大小。通过对收入与财产、发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三个维度基础数据的实时抓取，可以得到各项基础数据的变动轨迹，从而全方位展示出我国共同富裕各维度的发展状况，为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人均财富保有量的基尼系数等适度指标，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与适度区间的选取密切相关，适度区间的取值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也会相应发展变化，需要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从而更加科学地制定和调整推进共同富裕相关政策举措。二是可以用于判断全国以及各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为地方宏观政策制定提供参考。通过五级分类法将各个基础指标的达标情况进行统计，以此判断各地区是否实现共同富裕，但这一做法较为苛刻，要求该对象所有指标均达标，才能说明该地区实现了共同富裕，未来还需不断研究与完善。从经济发展的共享层面来看，通过“横纵向拉开档次法—BP神经网络分析法”的综合评价方法对共同富裕指數进行合成，能够真实反映现阶段我国整体共同富裕发展情况，对发展态势形成基本认知，可以为地方宏观政策和推动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与参考。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95.

　　[2] 余淼杰，曹健.新发展格局中的共同富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01)：59-68+2.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37(08)：117-129.

　　[5] 万海远，陈基平.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财贸经济，2021，42(12)：18-33.

　　[6] 钞小静.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3)：20-23.

　　[7] 陈丽君，郁建兴，徐铱娜.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J].治理研究，2021，37(04)：5-16.

　　[8] 李金昌，余卫.共同富裕统计监测评价探讨[J].统计研究，2022(02)：3-17.

　　[9] 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J].管理世界，2022，38(01)：52-61+76+62.

　　[10] 张占斌，吴正海.共同富裕的发展逻辑、科学内涵与实践进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01)：39-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