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贫困家庭困境维度解构与救助策略建构

 　　[摘要] 本文从多维贫困理论视角出发，结合上海实际，探索建构包含物质、健康、教育、就业、社会支持、家庭照顾六大维度十个指标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并运用CRITIC客观赋值法进行指标赋权。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上海市8232户贫困家庭进行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1)除普遍的物质匮乏之外，约有三分之二家庭同时面临失业无业、受教育程度低、身心健康疾病等三重及以上的困境，且这些不利因素相互影响和累积，致使家庭贫困程度呈现严重性、持续性和聚类集中的特点;(2)其中，儿童青少年家庭贫困强度最高，65岁以上老人、女性人群(尤其是非本地户籍女性)的贫困程度凸显，这些“沉默的少数”应成为社会救助优先干预对象;(3)在救助策略方面，本文根据贫困强度的“高度、中度和低度”三个层面，提出“一般预防型、托底保障型、支持发展型和紧急保护型”四类服务策略，此为实现将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定位与高阶目标相结合的有效之举。

　　[关键词] 多维贫困 指标体系 贫困测量 救助策略

　　《决策探索》(上半月)创刊于1985年，是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领导决策刊物。以研究决策科学为指导，探索成功为目的的社科类刊物，拥有宠大的经济、政治、思想专家队伍。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2)03-0118-19

　　一、 问题缘起：“富裕地区的贫者困境”被严重低估

　　贫困是由社会疾病和破碎的制度组成的相互关联的生态。①作为一种“关联逆境”，贫困跨越了多个维度(物质、社会、身体、心理)和机构(家庭、学校、社区等)，当不利因素高度相关并相互决定时，执着于贫困因果推论可能是错误的。对贫困进行动态描述以及聚焦贫困的多个维度如何聚集在一起，也许是诚实地描写极端贫困的最有效方式。①

　　在实践层面，当不同类型的困境在人们生活中积累并产生集中效应时，弱势情境尤其严重和持久。处于经济弱势的家庭想要摆脱长期贫困或代际贫困仍面临巨大挑战。在我国，上海可被归为“最富裕”城市行列。但是，富裕城市中的贫困人群仍面临贫困线标准过低的窘境。一方面，上海贫困线标准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一直徘徊在20%左右②，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地区的通用相对贫困线标准③。我国香港地区于2013年修改贫困线制定标准，将住户收入中位数的50%设定为贫困线，以相对贫困线替代绝对贫困线。④我国台湾地区于2010年第六次修订社会救助制度，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定为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⑤相比两地，上海贫困线标准实属较低。另一方面，上海贫困家庭最低生活保障金的85%需用于满足最基本的食品需求⑥，而其他用于家庭成员文化教育、身心健康或维持生活质量的需求基本上无暇顾及。

　　上述贫困线标准过低的事实仅是城市贫困中被忽略的一角，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收入不足往往与个体功能性障碍之间存在某种配对效应。诸如受教育程度低、残疾、疾病等多重困境的叠加和累积会降低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特别是在富裕地区或国家，获取收入的障碍与使用收入的障碍之间的“耦合性”，使得收入与能力之间的转化变得更加困难：同样的钱只能买到较少的商品，或者说需要花更多的钱来买足够多的商品，才能达到相同的社会功能性活动。这也是富裕地区的贫困程度被严重低估的原因。⑦

　　近年来，随着我国精准扶贫国家战略目标的提出，围绕农村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研究成果丰沛，但以城市贫困人群为目标，特别是对上海这类特大城市的多维贫困研究相对较少。在经济繁荣背后，特大城市贫困人群真实境况如何?这些贫困人群到底有多贫困?哪些方面最贫困?贫困人群中谁又是最贫困者?本文从多维贫困理论视角出发，选取上海市J区和C区低保覆盖家庭共8232户(共12786人)为研究样本，探索建构符合上海本地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对劣势集聚的复杂性进行多维度解构，以期发现社会福利的优先干预对象和重点服务人群。

　　二、 理论发展：多维贫困的概念内涵与维度外延

　　早期的贫困研究聚焦于“贫困线之争”。但是研究者逐渐质疑这种将注意力狭隘地集中在收入方面，是否能充分代表社会上最贫穷的人。漠视个体禀赋特征和忽略社会发展差异性的“贫困线”往往遮蔽了我们对贫困本质的关注：贫困不仅是收入的短缺，更是最基本的可行能力的缺失。① “贫困线”作为判定贫困的方法，仅仅是社会福利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因此，国际上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突破传统单一的经济视角，致力于从多维的非货币视角来研究贫困，并从概念描述性讨论扩展到标准化测量研究。

　　(一) 多维贫困理论内涵

　　用非货币方法衡量贫困，可以溯源于社会需求、社会排斥、 能力贫困、社会凝聚力、集群劣势等概念的推动。其中，阿马蒂亚· 森提出的“能力贫困”是传统单维贫困转向多维贫困研究的关键代表。

　　在森的能力框架中，贫困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低。基本可行能力是滿足某些至关重要的最低生活水平的功能，包括公平地获得教育、健康、饮用水、住房、卫生设施、市场准入等多个方面。②一旦这些基本可行能力低于某个最低的适当水平，即被视为剥夺。在森看来，基本可行能力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如果基本可行能力遭受剥夺，个人就无法享有实质的自由以确保其生活品质。其中包含两个核心概念：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与可行能力(capability)。“功能性活动”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者达到的各种事情和状态。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种类很多，从最初级的充足营养、避免疾病，到高级层面的社会活动，如参与社区生活或拥有自尊。③“可行能力”是一个人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实质自由，也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如果功能性活动是构成个体福利的一部分，则可行能力就是实现福利的实质自由。森的“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的解释，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被采用的排他性手段，如收入)转向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④

　　森并不否认收入低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收入低可以是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受到剥夺的重要原因。低收入与低可行能力之间的工具性联系是随着情境而改变的。一方面，收入与可行能力的关系受到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和社会角色等)、家庭结构、物理环境、社会气候及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诸如疾病或残疾等可行能力方面的缺陷，不仅会降低获取收入的能力，同时也使得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更加困难。因为疾病或残疾程度更严重的人需更多的收入(以便得到照料、接受治疗)才能实现和别人相同的功能性活动。在森看来，“能力贫困”远比“收入贫困”更能反映贫穷的基本事实。对收入而言的相对剥夺，可能会产生对可行能力而言的绝对剥夺。因此，仅仅减少收入贫困绝不可能是反贫困政策的终极动机，发展和改善人的基本可行能力才是减贫的目的。①

　　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对学术以及政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7年建立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人类贫穷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HPI)以及2010年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都是建立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基础上。虽然森从多维结构角度分析了“可行能力”在个体层面的人际差异性以及福利环境的多样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有关贫困的具体维度以及如何进行多维贫困测量，森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和解决路径。②

　　(二) 贫困维度的国际通用性与区域差异性

　　是否需要建立权威的“贫困维度清单”?诸多学者就此议题展开过讨论。努斯鲍姆认为森的能力视角太过模糊，因此需要设立一套基本能力清单。②森则认为，应将核心维度纳入考量范畴，但反对建立一套固定的维度，并认为维度的确定要基于公共讨论和社会环境等因素。③Alkire和Foster认为，多维贫困的测量必须结合区域文化、经济水平、社会福利水平等，其中许多关键环节应该取决于使用者，诸如维度的选择、维度临界值、维度权重以及多维贫困临界值等。④

　　贫困维度从全球通用的三个维度到最多的十七个维度不等。⑤201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运用多维贫困指数(MPI)对102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年度评估，计算包括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十个指标的综合指数。⑥2013年，Battiston等学者从收入、儿童入学率、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拥有自来水、卫生设施和住所六个维度测量了拉丁美洲六个国家的多维贫困状况。①学者Nicolai Suppa从教育、健康、物质剥夺、就业、居住环境、社会参与六个维度分析了德国的多维贫困情况。②Richard Reeves等学者将家庭收入低、有限的教育、失业、缺乏医疗保险和贫穷的地域聚集称之为美国的“五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美国的多维贫困与种族之間的关联性。③学者Alkire和Apablaza以欧盟的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数据(EU-SILC)为基础，采用了相对收入贫困、就业、物质匮乏、教育、健康和社会环境六个维度对欧盟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被调查的国家中，贫困指数在2006—2012年期间均有下降，主要原因是多维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但是贫困强度并没有变化。④

　　为提高全球对多维贫困的认识，国际运动ATD第四世界与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16年在六个国家(孟加拉国、玻利维亚、法国、坦桑尼亚、英国和美国)发起了一项名为“隐藏的贫困维度”国际研究项目。该项目团队由扶贫工作者、学者和贫困者作为共同研究者，通过获取来自行动、学术研究和生活经验的不同类型的知识，使用“知识融合”的研究方法来确定贫困的主要方面及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科学测量贫困需要考虑九个维度而非传统的三个维度(物质匮乏、健康状况差和受教育程度低)。九个维度可以分为核心经验(权力剥夺、身心痛苦、对生活的抵抗和挣扎)、关系动态(制度性的漠视、社会性排斥或歧视、不被承认的贡献或能力)、困苦(缺乏体面的工作、收入不足以及物质和社会剥夺)三个层面。尽管各国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存在差异，但上述九个贫困维度却惊人相似。此外，由于照顾依赖和权力关系，因而老人和儿童与处于就业年龄段的个体所遭受的贫困存在较大差异。⑤

　　从对国际层面的比较分析可见，尽管各国采用的贫困维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核心维度和指标相对一致，且使用频率最高的维度是物质匮乏、健康和教育。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分别将社会参与、儿童和青少年、信息获取、环境、地理空间(低收入的地理区域)等维度纳入多维贫困测量指标中(具体见表1)。

　　(三) 多维贫困指标的在地化建构

　　1. 上海贫困人群的特征

　　为了探索上海贫困人群特征，本研究对上海16个区的2772位社会救助工作人员进行调研。①调研对象涵盖上海所有街镇，其中街镇级工作人员615位，居/村委会级工作人员2157位，救助工作人员平均工作年限在5年左右。题目为“除了缺钱之外，你认为贫困者还包括哪些特征”的开放式问题，由受访者进行文字描述回答。词频统计结果显示，贫困者主要集中于以下七大群体：老人(词频463)、儿童(词频252)、大重病/因病致贫(词频224)、残疾残障(词频166)、低收入(词频68)、妇女(词频52)、失业无业(词频41)。

　　根据特征类词汇进一步归纳出以下五个方面特征，其词云图如图1所示。

　　一是家庭结构单薄。有关的关键词包括独居老人(词频154)、孤寡孤独(词频57)、失独(词频69)、单亲(词频27)、身边无子女(词频12)。

　　二是遭受身心疾病。有关的关键词包括精神疾病(词频96)、心理疾病(词频38)、自闭(词频31)、行动不便(词频19)、失能失智(词频19)。

　　三是主观不愿求助。有关的关键词包括要面子(词频89)、内向(词频50)、不想让他人知道(词频42)、与外界接触少(词频29)、自尊心强(词频27)、老实(词频26)、孤僻(词频12)。

　　四是受年龄、文化、暴力等条件限制而没有能力求助。有关的关键词包括家暴(词频81)、弱势(词频76)、困境儿童(词频56)、文化程度低(词频25)、虐待侵害(词频22)、留守儿童(词频18)。

　　五是其他特殊群体。有关的关键词包括政策边缘(词频60)、政策不了解(词频55)、人户分离(词频24)、突发变故(词频23)、流浪/居无定所(词频15)、刑释(词频15)、信息闭塞(词频13)。

　　研究可见，除收入低、失业无业、身心疾病等普遍特征外，上海在地贫困人口特征与国际已有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相似之处：(1)由于高度依赖他人照顾和权力不平等，儿童和老人往往更容易成为贫困的沉默者;(2)家庭结构完整性或照顾能力强弱，是贫困非常重要但易被忽略的特征;(3) 遭受权力剥夺、社会性或制度性排斥等人群易成为贫困的隐藏者(如家暴、政策边缘人群、刑释解教人员等)。此外，孤僻、自尊心强、与外界接触少等性格特征也容易使有关人员成为隐性贫困者，而且在实践层面这部分信息具有较强的主观感受性，更难被获取。

　　2. 多维贫困指标的在地化建构

　　本文在充分借鉴国际通用标准的基础上，结合上海贫困人群实际特征，遵循维度使用的一致性、稳健性和实际性原则①，建构出符合上海实际的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见表2)。

　　3. 贫困维度与指标的具体解释

　　(1) 物质维度

　　物质维度包括收入困境和居住困境。

　　收入困境：必须承认，货币指标和非货币指标反映的是不同类型的贫困，因此在建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时，收入指标常常是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主要取决于使用者对贫困的界定、使用目的以及可用的数据来源等因素。有些国家如墨西哥将收入贫困作为界定多维贫困的前提条件，一个人只有在收入维度上属于贫困且至少在一个非货币维度上存在剥夺，才被视为多维贫困。①如果使用者希望通过多维贫困来补充现有的收入贫困数据，以扩大对贫困的理解和对非货币贫困信息的获取，那么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应该使用不包括收入在内的非货币指标。②但是发展中国家较难实施兼顾收入贫困和非收入的多维剥夺的福利政策，且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具有较大的关联。③此外，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收入水平直接决定着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在实际获取信息方面，由于较难精准获取家庭基本生活水平、物质剥夺维度的相关信息(诸如煤、气、水、电、卫、食品等日常开销水平)，使用客观的收入维度或许更能准确反映家庭在物质维度方面的剥夺情况。本文认为，以收入贫困为前提的多维贫困指标更符合在地实际情况，并以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收入贫困临界值。

　　居住困境：一个安全、适用的居住环境是社会稳定的最基本条件，也是社会福利最重要根基。根据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发布的《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請对象住房面积核查办法》(沪房规范〔2019〕17号)，可以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条件之一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本文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作为居住困境标准。

　　(2) 教育维度

　　缺乏教育会限制社会参与机会、就业机会和经济安全。例如，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上，没有高中文凭的人通常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本文将受教育程度是初中及初中以下作为教育困境。

　　(3) 健康维度

　　健康状况不良是家庭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此维度所指的健康状况不良包括身心残疾、罹患重病大病，或者长期慢性疾病等。

　　(4) 就业维度

　　就业不仅意味着有固定收入，还蕴含着与社会联结带来的归属感和结构感，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目标感和自我价值感。显而易见，家庭成员有工作的比家庭成员没有工作的更容易脱贫;相比暂时性失业，长期失业会造成身体、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的不利后果。因此，研究对象如果处于失业、无业状况，就被视为就业困境。

　　(5) 社会支持维度

　　社会支持维度包括社会保障困境和社会参与困境两个指标。

　　社会保障困境：由于上海户籍制度的限制，上海低保家庭中的非本市户籍配偶或子女，虽然能够借助本市户籍的户主而享有最低生活保障金，但是在医疗保险、大重病保险、残疾人两项补贴等诸多方面，无法享有与上海本地户籍居民同等的权益，因而本文将“缺乏与本地户籍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界定为社会保障困境。

　　社会参与困境：社会参与反映了个人在社会交往机会、行动实践以及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理论及实践证明，相较于一般个人，刑满释放人员、吸毒人员在就业机会、社会交往、社会融合方面更有可能被排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上海诸多工作岗位需要应聘者出具“无犯罪证明记录”，这个明显不合理但却普遍存在的现象，使曾经有过涉刑涉毒经历的人员永久性地丧失在正规就业市场中就业的资格。因此，在建构家庭多维贫困指标时，本文充分结合上海实际情况，将刑满释放、药物滥用等特殊身份人员纳入“在社会参与方面存在明显的社会排斥”评估范畴，将其界定为社会参与困境。

　　(6) 家庭照顾维度

　　维度的选择需要适应特定人群以及特定的分析单位(个人或家庭)。就业、受教育程度等结构性指标，不适合16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但是，相较于一般家庭，由于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贫困家庭中对儿童青少年照顾疏忽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如果家中有且不止一个16周岁及以下儿童青少年，或儿童青少年身体健康不佳，或为单亲家庭等，这些情况的叠加会让家庭主要照顾者在照顾精力、能力或资金等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理，家庭中如有无法自我照顾的老人，也会面临同等的困境和压力。但是，由于老年人的自我照护能力和精神状态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性，较难给出明确的年龄分界点。因此，本文仅将家庭中是否有16周岁及以下儿童青少年纳入考量指标：儿童青少年的抚养数量和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状况，作为“照顾负担困境”指标;儿童青少年是否生活在单亲家庭或隔代抚养家庭作为“家庭结构困境”指标。

　　三、 测量方法：AF方法的借鉴与改进

　　(一) 借鉴AF方法

　　目前，多维贫困测量使用最广泛的是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多维贫困识别、加总和分解方法，即AF计数法①，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 设置维度和指标。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一套能够反映贫困的维度和指标，如受教育年限、卫生状况、就业状况、儿童死亡率等，维度的个数一般用d来表示。

　　2. 设置维度剥夺临界值(z)。剥夺临界值(一个维度对应一个值)主要用来判断个体在该维度上是否受到剥夺。例如，如果受教育年限低于9年，就认为该个体在受教育维度上被剥夺。

　　3. 設置权重。权重主要用来表示不同剥夺维度的相对重要性。如果每个剥夺维度被视为同等重要，那么权重采用均等权重。如果维度之间的重要性不同，权重就会有所差别。通常权重越高，表明重要性越大。所有维度的权重总和必须为1。

　　4. 个体被剥夺次数(c)和剥夺分值。剥夺次数反映的是个人受剥夺的宽度。如果个人同时在受教育和就业维度都存在剥夺，那么个人受剥夺的次数为2(c=2)。如果维度的权重相等，那么个人被剥夺的分值为c/d;如果维度权重不同，就根据维度权重计算个人被剥夺的分值。

　　5. 设置多维贫困临界值(K)。通常用K值来表示多维贫困临界值，K值满足 0

　　6. 计算贫困人口的贫困强度(A)。总体人口的贫困强度可以通过加总各维度上贫困人口的被剥夺分值，再除以贫困人口数，得出多维贫困的贫困强度，也被称为贫困深度。

　　7. 计算多维贫困发生率(H)。以人口比率计算方式，得出全部人口中属于多维贫困的人口比率。

　　8. 计算多维贫困指数(M0)。用多维贫困发生率(H)乘以贫困强度(A)计算得出多维贫困指数(M0=H×A)。

　　AF计数法在贫困维度和指标选择方面具有高度灵活性，并可以按照不同的要素对贫困状况进行分解，具有较强的现实和技术方面的可操作性。在我国，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利用AF方法进行多维贫困测量的研究自2005年起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在2018年前后达到研究顶峰，且较多应用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研究。②2020年后，脱贫攻坚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在收入贫困的基础上，综合使用多维指标有利于今后我国对贫困的测量和识别，实现从绝对贫困瞄准转到相对贫困的瞄准。③④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文借鉴AF方法进行贫困维度解构和贫困强度测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二) AF方法的突破与改进

　　AF方法一般是以个体为分析单位，这意味着分别记录每个人在教育、就业、健康等方面的情况。涉及家庭成员共享的指标，比如居住情况等，则通过人均的方式来确定家庭所有成员是否在该指标上都被剥夺或都没有被剥夺。此外，由于就业、教育等指标并不适合未成年人，因此大多数研究是以家庭中的成年人为测量对象的。①

　　目前我国学者在使用AF方法时，绝大多数研究仅停留在单纯引用层面。笔者以“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和“测量”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查阅，被收录于CSSCI的240多篇论文中普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以个体为分析单位，忽略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性贫困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一人户家庭中一个人身患疾病的情况，与三人户家庭中两人健康而一人身患疾病，或者一人健康而两人身患疾病，或者三人全部身患疾病的情况相比明显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以个体为分析单位和以家庭为分析单位的测量结果大相径庭。(2)指标的剥夺临界值简单地以0 或1进行二元划分(0表示没有被剥夺，1表示在该指标上受到了剥夺)，而忽略了0和1之间的可能性。又如，残疾程度为4级的轻度残疾家庭成员，与残疾程度为1级的重度残疾家庭成员相比，两者在实际生活中的困境程度相去甚远，而家庭照顾者在照顾精力和相应的治疗经费支出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在此种情况下，如果简单地将两者统一划归为“不健康”并赋值为1，就是对现实差距的漠视。(3)指标赋值大多采用简单的均等赋值方法，而忽略了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所造成的权重差异性(后文就指标赋值另做详解)。

　　因此，本文以家庭为分析单位，且每个指标的剥夺临界不再简单地设定为“0”或“1”，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如下计算方法。

　　1. 收入困境：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家庭人均收入(假设为x)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0分;家庭人均收入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2020—2021年度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人均1240元为例)，得分为：1-。

　　2. 居住困境：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是否低于15平方米。

　　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假设为x)若高于15平方米，计0分;家庭人均居住面积若低于15平方米，得分为：1-。

　　3. 疾病困境：家庭成员是否身患慢性病或大重病。

　　家庭成员无疾病计0分;慢性病计0.5分;大重病计1分。

　　家庭疾病困境指标计算得分为：。

　　4. 残疾困境：家庭成员是否身心残疾。

　　家庭成员无残疾计0分;残疾等级为4级或3级计0.5分;残疾等级为2级或1级计1分。

　　家庭残疾困境指标计算得分为：。

　　5. 教育困境：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是否为初中及以下。

　　家庭成员高中及以上计0分;初中及以下计1分。

　　家庭教育困境指标计算得分为：。

　　6. 就业困境：家庭成员是否长期处于失业、无业或不稳定就业状态。

　　家庭就业困境指标计算得分为：。

　　7. 社会保障困境：家庭成员是否享有与本地户籍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家庭社会保障困境指标计算得分为：。

　　8. 社会参与困境：家庭成员是否在社会参与方面存在明显的社会排斥。

　　家庭社会参与困境指标计算得分为：。

　　9. 照顾负担困境：家庭是否有需要抚养16周岁及以下儿童青少年，或罹患疾病、身心障碍的儿童青少年。

　　儿童青少年数量为0，计0分;儿童青少年数量为1且无患病或残疾，计0.5分;儿童青少年数量大于等于2或儿童青少年罹患疾病或残疾，计1分。

　　10. 家庭结构困境：儿童青少年是否生活在单亲或隔代抚养家庭。

　　非单亲或非隔代抚养家庭计0分;单亲或隔代抚养家庭计1分。

　　(三) 以CRITIC客观赋值法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的选择除了要遵循一致性和稳健性之外，还需确保指标之间的互斥性，即指标之间相关性越小越好。但是理论研究和实践皆证明，贫困的不同维度或指标之间很难做到零相关。①例如，使用频率较高的教育、健康和就业三个维度之间，健康状况较差或者受教育程度偏低常导致就业难的困境。

　　相较于大多数学者使用均等赋值的主观方法，本文采用CRITIC客观赋值法，既考虑指标内的差异程度，也考虑指标间的相关程度。若某指标的内部差异程度越大，或与其他指标相关程度越低，指标权重越大。反之亦然，指标内部差异度越小，且与其他指标相关程度较高，则该指标的权重也越低。

　　CRITIC法的主要步骤如下：

　　第一步，构建评价指标数据矩阵，X=xij，xij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第二步，使用Z-score 法标准化评价指标数据，x*ij=，i=1，2，…，m，j=1，2，…，n，式中，=xij，sj=(xij-)。

　　第三步，計算评价指标标准差，sj=(xij-)。

　　第四步，利用第二步得到的评价指标标准化数据矩阵X∗，计算相关系数，得到相关系数矩阵：R=|rkl|，k=1，2，…，n，l=1，2，…，m。式中，|rkl|为第k个指标和第l个指标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第五步，计算表示评价指标独立性程度的量化系数，ηj=(1-rkj)，j=1，2，…，n。

　　第六步，计算评价指标综合信息量，cj=sj(1-rkj)，j=1，2，…，n。

　　第七步，计算评价指标权重，ωj=，j=1，2，…，n。

　　本文以上海市J区和C区两区的低保家庭共8232户为分析对象。两区都处于上海相对中心区域，样本可以较好地代表城市贫困家庭的基本样貌。本文以家庭为分析单位(每个贫困家庭都有一个唯一的家庭档案编号)，通过CRITIC赋值法对家庭多维贫困指标进行客观赋值，并根据指标权重计算出每个家庭的贫困强度。

　　根据CRITIC赋值法，六大维度十个指标的具体权重值见表3。

　　四、 贫困维度解构与累积

　　(一) 贫困人群基本情况

　　在8232户(共12786人)的贫困家庭中，男性占比为62%，远超过女性;且年龄越大，占比越高，50岁以上人群占比近50%;在适婚人群中(年龄大于25岁)，已婚人群仅占40%，丧偶、未婚和离婚三类占比总和高达60%(详见表4)。个人弱势与家庭弱势的双重集聚效应明显。

　　就业年龄段人群中接受低保时长超过10年以上人数占51%，贫困人群长期依赖福利救助较为严重。从发展视角而言，脱离劳动力市场时间越长，其再就业可能性越低。反之，接受低保时长低于5年的人群(占比为24%)，其再就业可能性较大，此类人群应是就业支持服务的重点关注对象。

　　(二) 贫困维度解构：物质、就业、教育三大维度困境突出

　　贫困家庭除了普遍面临物质缺乏、失业无业等困境之外，69%的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37%的家庭遭受疾病或残疾的困扰。需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家庭照顾维度的贫困发生率(该维度得分大于0的人数占比)为18%，低于健康维度和社会支持维度，但是家庭照顾维度和健康维度的贫困深度(该维度的剥夺分值)得分相当，且略高于社会支持维度(详见表5)。

　　(三) 贫困维度累积：超过78%的家庭同时遭受了三种及以上困境

　　家庭遭受剥夺的次数越多，意味着其承受的贫困累积程度越高。如表6所示：仅有2%的家庭在一个维度上遭受困境;约20%的家庭在两个维度遭受困境;43%的家庭同时遭受三种困境;而超过35%的家庭遭受了四种及以上的困境。这些数据进一步证实：贫困不是简单的缺钱，而是一系列不利因素的高度关联和聚集。这些结构性多重劣势的叠加，致使家庭贫困程度更加严重和持久。

　　五、 贫困强度测量：锁定高度困境和优先干预人群

　　(一) 高度、中度、低度困境家庭的划分

　　本文基于CRITIC赋权结果得出贫困家庭综合贫困强度。其中，最小值为0.068，最大值为1，均值为0.407，标准差为0.117。在综合贫困强度均值的基础上，左移1个标准差为高度贫困与中度贫困的界限值，得分为0.524;右移1个标准差为中度贫困与轻度贫困的界限值，得分为0.29。在8232户低保家庭中，高度贫困家庭数(得分大于等于0.524)为1116户，占所有低保家庭总数的13.6%;中度贫困家庭数(得分小于0.524且大于0.29)为5218户，占所有低保家庭总数的63.4%;低度贫困家庭数(得分小于等于0.29)为1898户，占所有低保家庭总数的23%。(详见表7)

　　(二) 贫困家庭聚类分析：儿童青少年家庭贫困强度最高

　　根据聚类分析的K-Means算法，对1116户高度贫困家庭的贫困维度进行分析，共得出四类家庭(详见表8)：第一类家庭贫困强度均值为0.559，占高度贫困家庭比例为31%;第二类家庭贫困强度均值为0.553，占比为35%;第三类家庭贫困强度均值为0.613，占比为30%;第四类家庭贫困强度均值为0.951，共46户。由于第四类家庭全部为未满16周岁且独立成户的特殊困境儿童家庭，是政府需要在各维度给予全面关注和重点帮扶的对象，此类家庭在整个贫困家庭中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因而后续分析仅涉及前三类家庭。

　　对比分析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家庭在六个维度上的得分可见(详见表9)，三类家庭在物质维度、教育维度和就业维度得分普遍偏高。此外，第一类家庭在健康维度得分较高，为0.502;第二类家庭在社会支持维度得分较高，为0.456;第三类家庭在家庭照顾维度得分较高，为0.772。由此，本文将第一类家庭归类为身心健康欠佳的家庭，将第二类家庭归类为社会支持不足的家庭，将第三类家庭归类为家中有儿童青少年家庭。

　　综合对比表8和表9可以看出：家中有儿童青少年家庭(第三类)、身心健康欠佳家庭(第一类)以及社会支持不足的家庭(第二类)在高度困境层面具有明显的集中聚类趋势;对比三类家庭的贫困强度(见表8)，儿童青少年家庭贫困强度最高，成为高度贫困家庭中的最贫困者。

　　(三) 贫困人群强度对比：65岁以上老人、女性群体贫困强度凸显

　　为深入解析成年贫困人群的个体贫困状况，本文进一步剔除与儿童青少年相关的家庭照顾维度及相应两个指标，形成针对成年个体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共五个维度八个指标)。选取17周岁及以上且不处于学习阶段的成年贫困人群共10252人作为研究对象，同样用CRITIC赋值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赋值，依此计算成年个体的贫困强度。

　　研究结果显示(见表10)：65岁以上老人贫困强度最高，为0.529;值得关注的是，35～44岁的中年群体贫困强度为0.512，仅次于65岁以上老人。与其他年龄段相比，35～44岁人群在社会支持维度得分最高。如前所述，社會支持维度包含社会保障困境(是否具有本地户籍)和社会参与困境(是否为涉毒或涉刑人员)两个指标，这意味着非本地户籍、涉刑涉毒是该年龄段贫困强度较高的主要原因。

　　从性别角度分析：女性贫困强度均值为0.516，男性贫困强度均值为0.489，且所有年龄段女性贫困强度均显著性高于男性。特别是34～44岁年龄段女性群体，贫困强度高达0.532(见表11)。这主要归因于：贫困家庭中非本市户籍(社会保障困境指标)家庭成员女性占比高达84%，男性仅占16%。此为该年龄段女性贫困强度高于男性的重要原因。

　　把分析视角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层面，可以发现女性贫困的底层逻辑。上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家庭为单位，且以户主是否为上海户籍为评定依据。在现实生活场域中，较为年轻的非上海户籍女性通过嫁给上海户籍且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男性户主的方式(这一现象在低保家庭数据库中通过配偶年龄差距也可以得到进一步验证)，进而享有最低生活保障金。非本市户籍女性不仅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参与、就业市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方面均面临诸多限制。例如，罹患身心健康疾病或大重病的非本市户籍女性，由于无法享有与上海户籍人口同等的医疗保险制度，巨额医疗费用将是个人无法承受的重负。现实生活的实践理性和数据分析的客观结果皆证明：女性贫困强度显著性高于男性。

　　六、 结论与讨论：

　　兼顾基本目标定位与高质量发展的救助策略

　　以贫困程度或需求程度为尺度，把福利资源分配给最需要或最贫困人群，这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定位①;以发展为导向，以能力提升为本，建构公平、高效的救助体系，是新时代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目标。②本文认为，建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精确瞄准优先干预对象和重点服务人群，以确保福利资源的公平分配;同时建构与之相应的分层分类救助体系，确保有限的福利资源高效分配。此为实现将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定位与高阶目标相结合的有效之举。

　　第一，建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将劣势集聚的复杂性进行分解，清晰还原贫困的真实图景。如前所述，在贫困家庭中，除了普遍的物质匮乏之外，约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同时遭受着长期失业无业、较低的受教育程度、身心疾病等三重及以上的困境。这些不利因素相互影响、累积和迭代，致使家庭贫困程度更加严重和持久。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如果仅以单一经济维度为考量依据，就会严重低估或忽视贫困家庭的困境程度。

　　第二，开展贫困强度测量，聚焦优先干预和重点服务对象。研究发现：贫困家庭呈现“聚类集中”趋势，其中儿童青少年家庭贫困强度最严重。无论是从一般福利视角，还是从能力发展视角，儿童青少年家庭都应该是社会福利的优先关注对象。此外，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以及女性群体(尤其是非本地户籍女性)的贫困程度凸显，这些“沉默的少数”应成为社会救助重点服务人群。

　　第三，建构分层分类救助策略，开展系统多元的专业服务。为了能将有限的福利资源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传递给弱势群体，本文根据贫困强度“高度、中度和低度”三个层面，建构“一般预防型、托底保障型、支持发展型和紧急保护型”四类服务(如图2所示)。

　　一般预防型服务聚焦低度困境家庭，提供一般性支持服务，以防止家庭困境程度升级;托底保障型服务针对中度或高度困境家庭，该类家庭因结构性致贫原因(如大重病、中度和重度残疾、年龄偏大等因素)缺乏发展动力，服务内容以政府的托底保障类服务为主，以一般日常服务为辅;支持发展型服务针对中度困境、有发展性和复原力较强的家庭，以支持性、发展性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为主，通过促进融合、能力提升、关系支持、资源链接、儿童教育、就业支持等措施，挖掘与激发家庭复原力，协助家庭摆脱贫困;紧急保护型服务针对家庭困境程度高、原因复杂、结构不稳定、容易发生意外风险的家庭，以密集式社会工作个案管理服务为主，针对家庭危机进行紧急介入服务，以稳定家庭现状，避免意外发生。

《特大城市贫困家庭困境维度解构与救助策略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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