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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哲学论文 发布时间：2022-09-15浏览：2521次
〔摘要〕精准阐释中国相对贫困的内涵转换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逻辑前提。本文基于“事实-价值”分析框架，从社会问题的变迁与自由主义的转向分析西方相对贫困理论的生成与认知逻辑，厘清相对贫困的理论源流;从认知视角、认知内容和价值表达三个方面揭示中国相对贫困理论对西方相对贫困理论的吸纳与借鉴，进而反思与批判西方相对贫困理论的矛盾与局限;在此基础上立足“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从集体取向与个体取向相统一的价值诉求，“相对”表象与“绝对”本质相结合的内容表达，“赋权、增能、立志”与缩小分配差距并举的路径选择三个维度阐释了中国场域下相对贫困的本质内涵转换与理论超越。
〔关键词〕脱贫攻坚;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323.8;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4-0001-12
《理论参考》的前身是创刊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教学和研究参考》。《理论参考》是供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参阅的以文摘为为主的综合性内部理论刊物。 本刊将孜孜以求，努力把《理论参考》办成一份有价值、高品位的理论刊物。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取得了全面胜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①作为2020年以后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方向。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②，这不仅标志着中国贫困治理已经由消除絕对贫困走向缓解相对贫困的新阶段，也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总目标。③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梳理相对贫困的理论源流以厘清其认知逻辑，在比较和反思中解构中国相对贫困在价值、内容及路径等方面的特质与意蕴，提炼其对西方相对贫困理论的借鉴与超越，建构体现中国场景、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的“相对贫困”话语体系。
一、理论源流：西方相对贫困理论与认知逻辑
1.“相对贫困”的提出与论争
西方学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现代贫困研究先驱之一本杰明·朗特里(Rowntree，B.Seebohm)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贫困”定义陈宗胜、黄云、周云波：《多维贫困理论及测度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研究与治理实践》，《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即“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使其获得仅能维持身体正常功能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Rowntree，B.Seebohm，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New York：Macmillan，1901，pp.86-87.，这一定义以是否满足“生存”的标准理解贫困。本杰明·朗特里将贫困概念分为“初级贫困”与“次级贫困”，“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初级贫困”与“次级贫困”均是生存层面的贫困。在他看来，生存所需的必需品清单往往是固定的，因此贫困的定义自然是“绝对”的。尽管其后的研究者注意到收入在衡量贫困上的局限，提出了“资产贫困”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11页。等概念，但其对贫困的理解依旧未能脱离“绝对”的思路。
而对本杰明·朗特里的“绝对贫困”定义更具颠覆性的批判源于“相对主义”论者。这部分研究者认为贫困概念中的“生活必需品”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一，个体或家庭“生存”所需的必需品跟气候条件等环境因素有关(如寒冷的气候条件促使燃料成为英国生存所需的必需品)。其二，贫困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存”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更关乎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活”需要。他们援引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生活必需品”的论述，指出生活必需品“不只是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商品，还包括国家的风尚使得成为维持值得称赞的人的体面、甚至是最低阶级人民的体面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2页。，而体面“生活”所需的必需品显然与个体或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相对主义”的代表英国学者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主张对贫困的理解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人们所处的环境和社会期望创造了主观需求与客观需求，贫困不是绝对的状态，而是相对的剥夺，必要资源的缺乏使人们无法融入社会普遍认可的生活。Peter Townsend，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1979，p.31-51.因此，他指出“如果人们因缺乏或者被剥夺了实现通常定义社会成员身份的生活条件所应当具备的资源，而被排斥在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他们就处于贫困之中”。Peter Townsend，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p.915.这一观点强调贫困是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而言的Pete Alcock，Understanding Poverty，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1997，p.69.，并在实践中往往以收入均值的百分比来衡量贫困，从而具有了鲜明的“相对主义”色彩。
“相对主义”的观点将人们看待贫困的目光由经济学视角引向社会学视角，强调将贫困的定义寓于社会比较之中，并被英国等欧洲福利国家广泛地引入政策实践。然而，以完全的“相对主义”阐释“相对贫困”，也引起了新的争议，其中最具影响的批评者当属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他指出“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社会中，不能因为某人不能每年都得到一辆小汽车就认为他是贫穷的”。Pete Alcock，Understanding Poverty，p.72.尽管，他承认贫困的标准在不同社会并非千篇一律，但仍坚持认为贫困应当具有一个“绝对”的内核。正如亚当·斯密对“生活必需品”的定义，由于其关乎个体尊严，因此并非“相对”，而是“绝对”，而无论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模式是什么，饥饿、营养不良以及其他可以看得见的贫困都能全部转换成关于贫困的判断。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2页。为此，他反对基于社会比较的相对衡量方法。但他同样对“绝对贫困”狭隘的贫困观展开了批判，主张“扩大信息基础”，“用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处境”，继而指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5页。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是绝对的，贫困也应是绝对的，但同时他强调“绝对”并非表明贫困的永久不变与千篇一律杨立雄、谢丹丹：《“绝对的相对”，抑或“相对的绝对”——汤森和森的贫困理论比较》，《财经科学》2007年第1期。，他将对可行能力的选择和权重赋值等诉诸社会讨论与公共理性，因此贫困也会随着特定时空而变化，而非局限于“生存”。根据阿马蒂亚·森的理论，世界银行将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6.，并运用于贫困评估之中。
作为对本杰明·朗特里“绝对贫困”的反思，彼得·汤森的“相对主义”贫困观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定义在某种意义上均可视作“相对贫困”。较之“绝对贫困”致力于探寻“生存”所需的“绝对”标准，“相对贫困”关注的是确保“体面生活”或实现“实质自由”等更高层次价值，并主张贫困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与特定的社会息息相关，故其标准应是“相对”的。但是，这两者显然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彼得·汤森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侧重于“相对贫困”的“相对”，以“相对主义”理解和定义贫困，认为贫困源于社会比较，贫困的判断需联系社会其他人的处境;而阿马蒂亚·森则着眼于“相对贫困”中的“贫困”，坚持贫困含有不可缩减的“绝对”内核——即对“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进而主张在“相对”的社会中以“绝对”的基本可行能力剥夺定义贫困。在对“相对贫困”的认识上，如果说彼得·汤森是完全的“相对主义”，阿马蒂亚·森的定义则是在坚持贫困的“绝对”内核基础上在“相对”方向上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虽然这两者所建构的相对贫困理论均是基于“绝对贫困”的局限，但其背后的逻辑却截然不同，需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2.西方“相对贫困”的认知逻辑
概念不仅是标示客观事物的符号，同时也承载着价值判断。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将概念区分为“规范性概念”与“描述性概念”，前者关乎价值，后者则描述事实。但他同时强调，“事实与价值总是相互联系的”安德鲁·海伍德：《政治的密码》，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包括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在内的所有政治概念，都必须从其使用者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加以理解”。安德鲁·海伍德：《政治的密码》，吴勇译，第3—4页。这无疑为分析相对贫困的认知逻辑提供了重要工具。
一方面，相对贫困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客观现实所存在的贫困现象能动地反映于观察者认知的产物。而随着历史背景的变迁，相对贫困也会随着客观贫困现象演化而产生历时性变化。质言之，人们对相对贫困的认知应是特定时空背景下贫困现象的高度抽象化与理论化。由此看来，相对贫困具有“描述性概念”的特征。另一方面，对相对贫困的理解实际上隐含了国家应在哪些方面以及何种程度上保障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价值判断，关注的是政府通过再分配消除或减缓相对贫困“事实”的应当性和正当性，这无疑与一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因此相对贫困兼具了“规范性概念”的属性。纵观前述围绕西方相对贫困理论的建构，其形成与发展轨迹皆与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息息相关，要深化对西方相对贫困理论的认知，需从“事实-价值”双重逻辑进行深入分析。
(1)社会问题的变迁：西方相对贫困认知的事实逻辑
作为“描述性概念”，相对贫困的建构来自对贫困“事实”的客觀描述。从“事实”逻辑分析西方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认知转变可以发现，绝对贫困的产生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工人阶级工资过低、难以满足最基本生存需求的现实状况，本杰明·朗特里在对约克郡英国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中发现，27.84%的人口处于生存无法保障的贫困之中，而其中初级贫困率达到9.91%。Rowntree，B.Seebohm，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p.298.正因如此，彼时对贫困的定义主要聚焦“生存”层面的基本需求。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充分的就业、收入再分配的显著提高以及福利国家的建立，本杰明·朗特里所定义的“绝对贫困”在英国基本消除Peter Townsend，“The Meaning of Povert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3， no.3， 1962， pp.210-227.，此时西方社会的贫困不再是“生存”意义上的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而更多表现为个人或家庭在社会中处于社会弱势。传统经济学基于“生存”和“收入”思路的贫困定义显然已无力解释和解决这一全新范畴的贫困问题，“相对剥夺”与“社会排斥”等明显带有社会学学科特质的概念开始融入贫困理论之中。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第11—13页。
相对贫困的社会学范式实际上对西方国家福利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国家职能进一步扩张。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后工业化、全球化和老龄化对西方福利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工业化基础的变化、“代际契约”的打破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等外部客观环境变化与传统福利国家的内在冲突不断扩大房莉杰：《平等与繁荣能否共存——从福利国家变迁看社会政策的工具性作用》，《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加重的同时也造成失业危机、“福利依赖”等“高福利”困境。这一时期，西方社会贫困问题开始以严重的结构性失业为新的表征，而其背后则是失业者能力的不足以及缺乏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和权利。与此同时，彼时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权威主义体制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极端贫困大幅减少。但在西方自由民主的语境下，权威主义国家对政治自由的压制与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却重新定义了“贫困”。因此，“权利”与“能力”成为西方贫困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也促成了相对贫困研究的政治学与发展学范式转向。总的来看，西方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无不与“事实”情景下旧的社会问题消除和新的社会问题产生息息相关。
(2)自由主义的转向：西方相对贫困认知的价值逻辑
“价值”逻辑是应当性与正当性的体现。在“事实”逻辑下，旧问题的解决与新问题的产生推动了贫困认知的变迁，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应当被定义为“贫困”，尤其是需要通过政府力量解决的“贫困”，显然是应然层面的“价值”问题。事实上，西方关于相对贫困的认知与其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绝对贫困”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受早期放任自由主义影响，尽管人们承认保障个体生存的自然权利是合法社会的基本且必要的特征温泽彬：《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路径》，《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但也普遍认为贫困源于懒惰，是个体自身的问题，国家过度地干预会损害公民自由权，因此英国政府长期实施以“劣等处置”为核心的济贫政策，仅仅通过政府救济维持底层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无视其基本权利与自尊。随着本杰明·朗特里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底层人民生活状况展开调查研究，英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贫困源于社会制度，工业资本主义造成新的非正义而将大量民众弃于变化无常的市场之中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页。，滋生出大量贫困。英国自由党领导人认为社会问题不能仅靠个人去解决，而应由国家干预，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高岱：《20世纪初英国的社会改革及其影响》，《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念，英国以《贝弗里奇报告》为基础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在此报告中，匮乏、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散被认为是英国战后重建所需要解决的“五大问题”威廉姆·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组织翻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3页。，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则更进一步地将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作为“基本益品”提出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8页。，并主张其应得到平等的分配。由此可见，正是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让人们对贫困的归因由“个体责任论”转向了“社会责任论”，并促使人们重新考虑“基本需求”，将贫困的理解从“生存”扩展到更具社会学意义的“尊严”“体面”“机会”等概念。在公平正义的语境下，人们开始以“相对主义”在社会比较中审视贫困。
然而，随着“大政府”弊端的逐渐暴露，以罗伯特·诺奇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保姆国家”是在培养依赖文化，反而会侵蚀市场中的自由选择，铺就“通往奴役之路”，西方理论界与实务界在反思与批判现代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主张以新自由主义取代现代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推崇市场机制，要求“国家退出边界”。这部分学者重拾“绝对贫困”思路，主张仅仅给予公民“维持生计的某种最低需要”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的保障。而在现代自由主义推崇的“公平正义”与新自由主义“自由至上”的夹缝中，阿马蒂亚·森提出以“可行能力”为核心的正义理论，秉持价值多元主义，将罗伯特·诺奇克等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相结合，主张在消极自由基础上追求积极自由，试图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探寻新的道路。此外，这一时期以“李光耀命题”为代表的一系列“亚洲价值观”也使得西方学者们更加深刻地反思自由在发展中所具有的建构性作用与工具性作用。正是意识形态的变迁，使得人们对贫困的理解转向更加深层次的“基本权利”与“基本可行能力”。
纵观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与彼得·汤森的“相对主义”为代表的贫困理论，其生成与发展离不开特定历史时期的“事实”与“价值”。从“事实”来看，彼得·汤森以“相对主义”看待贫困，其理论源于西方国家步入“丰裕社会”的“事实”基础，阿马蒂亚·森以“可行能力”认识贫困，则是基于对西方福利国家“高福利”困境的反思。而从“价值”来看，彼得·汤森的“相对主义”贫困认知反映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由“自由至上”向“公平正义”转向的“价值”诉求。“可行能力”则折射出在自由主义左翼与右翼的论争中尝试融合“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探寻。
二、吸纳借鉴：中国相对贫困的提出与认知
尽管西方相对贫困理论的起源与发展遵循特定的事实与价值逻辑，但一方面，从“事实”来看，人类社会发展有其普遍规律，中国在其发展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与西方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从“价值”来看，中西方传统价值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对个人自由、人格尊严的向往与尊重也具有颇多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不仅在经济上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更是使中西方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在冲突碰撞、渗透互鉴中共同形塑了当今中国的“事实”与“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绝非对立割裂。在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消除之际，西方相对贫困理论为中国扶贫思路实现由解决“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的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1.中国相对贫困理论的初步形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一直以来都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并在2020年顺利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之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7页。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2020年后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7期。，这标志着在“两个一百年”交汇之际，中国的反贫困战略思路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减缓“相对贫困”。
然而，对于什么是相对贫困、有何识别标准等问题，国家政策体系中却尚未明确。为此，部分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就“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进行了尝试探索。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思路：一是相对主义思路，采用收入均值的百分比等相对指标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如广东省颁布《广东省农村扶贫开发实施意见》，将相对贫困标准定为2012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3%，并在2015年后根据实际情况上调标准。《广东省农村扶贫开发实施意见》，2017年5月11日，https：//www.gdwc.gov.cn/bmzz/wcsrmzfw/zdlyxxgk/fpgz/fpzcfg/content/post_369503.html，2022年3月2日。之后，又在2019年出台的《广东省相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村退出机制实施方案》中将相对贫困退出标准定为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并且有劳动力的相对贫困户年人均收入达到当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5%。《关于印发〈广东省相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村退出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2019年9月30日，https：//www.sg.gov.cn/zw/zdlyxxgk/xfx/dzjg/xfxfpb/fpgzxxgk/pkcpkhrdbzjsbcxxx/content/post_1728354.html，2022年3月2日。二是延续绝对标准思路，按照比绝对贫困标准更高的絕对标准制定相对贫困标准。如浙江省早在2012年就将贫困标准定为4600元(2010年不变价)，该标准是当时国家绝对贫困标准的两倍。《4600元!浙江新一轮扶贫标准全国最高》，2012年5月9日，http：//nrra.gov.cn/art/2012/5/9/art_624_19245.html，2022年3月2日。三是以贫困脆弱性理解相对贫困，从返贫风险防范角度以收入或支出波动水平定义相对贫困标准。如根据江苏省于2020年4月10日印发的《关于开展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20年6月29日，http：//xczxj.nynct.jiangsu.gov.cn/art/2020/6/29/art_75229_9271283.html，2022年3月2日。，东台市、如皋市将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易返贫、易致贫家庭，因病、因残、因灾等引发的刚性支出明显超过上年度收入和收入大幅度缩减的家庭等，作为相对贫困的监测对象。参见《关于印发〈东台市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21年4月9日，http：//dongtai.yancheng.gov.cn/art/2021/4/9/art_24461_3514844.html，2022年3月2日;《关于印发〈关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2021年11月1日，http：//www.rugao.gov.cn/rgsne/zyzc/content/55be4d78-9b62-4004-9025-152820ba27a6.html，2022年3月2日。各级政府之所以在“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实践探索中存在明显分歧，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和实务界对“相对贫困”概念和内涵缺乏认知与认同，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关于相对贫困的理论研究未能及时回应贫困治理转型与政策变迁的需求。
目前，中国学界对相对贫困理论的讨论，主要分为两类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是“相对的绝对”说本文“相对的绝对”与“绝对的相对”借鉴了既有研究对两种不同贫困认知思路的描述，但既有研究主要将其用于讨论西方相对贫困理论。参见：杨立雄、谢丹丹：《“绝对的相对”，抑或“相对的绝对”——汤森和森的贫困理论比较》，《财经科学》2007年第1期。，即认为绝对贫困代表着基本生存需求无法满足，而相对贫困则可理解为温饱之上实现发展的基本需求无法满足，相对贫困的“相对”意指贫困的定义与社会所公认的贫困标准有关。如在中国早期相对贫困研究中，童星和林闽钢指出有别于绝对贫困的无法满足温饱，相对贫困是指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或能力很弱。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梁文凤和赵利春、陈基平和沈扬扬延续此思路，指出相对贫困是“发展性贫困”，尽管能使生活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普遍处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之下，主要包含物质收入、基本能力和基本权利三个维度。梁文凤、赵利春：《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人反贫困制度构建》，《求实》2021年第4期。其相对性体现在“不仅从个体的生存需求，而且从个体的社会需求(或者发展需求)来认识贫困，认识自己的福利与能力”陈基平、沈扬扬：《从关注生存需求到关注平衡发展——后2020我国农村向相对贫困标准转变的政策与现实意义》，《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这一观点认为绝对贫困属于“生存”的范畴，而相对贫困则关乎“生存”之上的“发展”“基本权利”等方面的“基本需求”。檀学文和谭清香同样强调“相对贫困具有发展能力和机会缺失的绝对内核”。檀学文、谭清香：《面向2035年的中国反贫困战略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12期。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是一种更加“高级”的贫困形态。另一种观点是对相对贫困的认识，可称之为“绝对的相对”说。如1990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研究》一文提出相对贫困是比较而言的贫困，生活水平最低的那一部分人口或地区称之为相对贫困人口或相对贫困地区。参见《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研究》，《统计研究》1990年第6期。陈宗胜等同样主张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上认识相对贫困，认为那些在物质和生活条件上相对于他人匮乏的状态即为相对贫困。陈宗胜、沈扬扬、周云波：《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相对变动——兼论相对贫困线的设定》，《管理世界》2013年第1期。汪三贵和曾小溪则指出相对贫困往往只与社会的收入分配有关，而与实际生活质量无关。汪三贵、曾小溪：《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李莹等认为与绝对贫困主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求相比，相对贫困更关注财富、收入和权利分配的不平等。李莹、于学霆、李帆：《中国相对贫困标准界定与规模测算》，《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这一观点认为相对贫困源于人际比较，其实质是收入分配等各方面存在的不平等。
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其一，从“事实”来看，尽管“相对的绝对”与“绝对的相对”观点都试图回应中国转型期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但前者主要聚焦“贫困”，关注的是现阶段中国基于绝对贫困思路确立的脱贫标准过低的问题。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脱贫攻坚胜利前夕所言，中国仍“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实录全文)》，2020年5月28日，https：//www.ccps.gov.cn/zl/2020lh/xwdt/202005/t20200529_141248.shtml，2022年3月2日。，低水平的脱贫代表的仅仅是“生存”层面需求的满足。这部分群体一方面尚不具备实现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能力，因此失去外力保障后极易返贫，具有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也不具备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发展能力，即“发展”层面的需求无法满足。而后者则侧重于“相对”，关注的是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隐含着对资源不平等的占有而产生的社会分化、社会排斥以及个体权利和尊严的丧失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其二，从“价值”来看，两者则体现出“发展取向”与“分配取向”的分歧。杨立雄：《相对贫困概念辨析与治理取向》，《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前者强调自由和自主，关注发展能力的培植，尤其是体现了在现代化背景下，农户能够自由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扩大再生产由传统小农经济迈向商品经济，从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后者则关注公平正义，将分配差距本身视作“不正义”的体现，致力于通过分配政策调整社会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缩小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更为强调从结果意义上对平等的追求。这两种观点的分歧映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理念所蕴含的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张力，也体现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对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探索。
2.中国相对贫困理论对西方的借鉴
作为西方先发国家反贫困价值理念与实践经验的结晶，西方相对贫困理论为建构、解释和化解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随着改革开放后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不断加深，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致力于吸纳借鉴西方理论成果，并结合中国价值、中国实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表达。在此背景下，西方相对贫困理论所蕴含的认知视角、认知内容与价值表达也为中国学界建构相对贫困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思路借鉴。
其一，中国相对贫困理论建构吸纳了西方学界对完全以收入描述贫困的绝对贫困思路的批判，推动中国相对贫困的认知视角由关注“手段”转向重视“目的”。尽管不同西方学者在相对贫困理论建构上具有明显的分歧，但收入指标仅仅具有“手段”作用，贫困理论应更加侧重于描述作为“目的”的福利状况或生活水平已成为相对贫困论者的共识。为此，西方相对贫困理论对分配差距以及可行能力的关注，将人们的尊严、福祉以及选择生活的实质自由等目的性的概念置于核心地位，彰显出对贫困的认知由手段视角转向目的视角。中国早期的贫困研究主要关注绝对贫困及其标准制定，绝对贫困通常被描述为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個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求时的一种贫困状况参见《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研究》;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农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九十年代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研究》，《调研世界》1996年第1期。，将贫困与“收入”挂钩。而这一“收入”思路也反映在中国扶贫政策的制定中，即将满足一定生活水平的物资换算成收入，从而划定贫困线。随着中国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深入，以收入作为单一信息基础描述贫困的绝对贫困思路缺陷频频暴露，“收入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城乡居民所实际享有的福利水平”李实、罗楚亮：《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以单一收入标准对贫困加以识别并不准确，忽视了贫困的多维福利特征。陈辉、张全红：《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贫困精准识别及精准扶贫对策——以粤北山区为例》，《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为此，中国学界在相对贫困理论的发展中试图摒弃“唯收入论”，将目光投向更为重要的“目的”：学者们或是以“绝对的相对”思路，通过聚焦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收入不平衡以及相对排斥与相对剥夺，从而展现对经济地位、社会公平、自我认同汪三贵、刘明月：《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理论关系、战略转变与政策重点》，《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以及个人福祉、个人尊严、体面生活参见厉才茂：《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的历史方位(下)——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未来趋势来看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的历史方位》，《残疾人研究》2018年第3期;罗必良：《相对贫困治理：性质、策略与长效机制》，《求索》2020年第6期。的关注;或是沿着“相对的绝对”思路，通过聚焦人们经济性、社会性参见高强、孔祥智：《论相对贫困的内涵、特点难点及应对之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范和生、武政宇：《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等各项权利的剥夺，以及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发展性需求谢玉梅：《东部发达地区贫困治理机制创新与实践启示——基于江苏省泗阳县的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的无法满足，进而关注相对贫困对“个体自由发展的桎梏”。高旸：《贫困相对性与人的主体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贫困治理实践》，《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其二，中国相对贫困理论建构借鉴了西方学界对绝对贫困“生存”思路的反思，使得中国相对贫困认知内容由低层次的“生存”需求转向“生活”与“发展”的更高层次需求。对绝对贫困“生存”思路的超越是西方相对贫困理论的重要贡献，贫困更多代表的是日常地位的威胁而不仅仅是“卡路里”的不足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88页。，“对需求的有限定义(指以生存定义基本需求)导致对权利的有限认识”。Peter Townsend，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p.915.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物质资源的匮乏，大量农村居民的平均营养水平都未达到人体最低营养需要的标准张磊：《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1949～2005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33页。，这也使得中国学界在早期主要采用“生存需求”《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研究》。来研究与定义贫困。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后，“生存”层面的绝对贫困在政府主导的脱贫攻坚下全面消除，人们对基本权利的诉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冲击着人们对“基本需求”的理解。西方相对贫困理论所折射出的对体面“生活”所需的基本品乃至人们实现实质自由所必需的“发展”能力的关注，无疑为我们重新建构相对贫困的内容提供了思路借鉴。学者们普遍指出，中国目前的贫困状况呈现出“生存贫困缓解与发展贫困凸显的双重特征”刘明慧、侯雅楠：《财政精准减贫：内在逻辑与保障架构》，《财政研究》2017年第7期。，因此2020年后的相对贫困理论不能再局限于生存需求的满足，还应瞄准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谭江华：《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理论探讨》2021年第1期。，其内容应涵盖“‘生存’‘尊严’‘自由’”张彦、孙帅：《论构建“相对贫困”伦理关怀的可能性及其路径》，《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着力化解贫困人口的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邢成举：《政策衔接、扶贫转型与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政策方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突出解决的是“发展、共享的问题”左停、贺莉、刘文婧：《相对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地方实践经验》，《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进而“使全体人民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机会、能力，共同享受美好生活”。秦慧：《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年第17期。
其三，中国相对贫困理论建构参考了西方对社会后果“不正义”的重视和强调，促进中国对相对贫困的价值表达由追寻“正义”转向寻求“正理”。贫困作为描述遭受某种形式剥夺的个人或家庭的概念，是社会可接受的底线标准的直观体现，其不仅关乎制度正义，更是与现实正理息息相关。而从西方关于社会正义相关研究来看，自启蒙运动以来，尽管以托马斯·霍布斯、让雅克·卢梭、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伟大先驱在先验主义框架下试图探寻完美正义，但其方法的可行性与冗余性却备受质疑。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頁。基于此，西方学者们转而寻求“社会公正”而不仅仅是“制度公正”，对“社会排斥”“能力缺失”等现实明显“不正义”的关注成为西方相对贫困理论的价值出发点，这无疑在价值诉求上为中国相对贫困理论建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同样经历了从关注制度“正义”到寻求现实“正理”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基于卡尔·马克思对贫困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判断，党和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农村集体经济，“不均”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但过于关注制度的“正义”却导致对现实“不正义”的忽视，尤其是“文革”时期对“唯生产力”大批特批造成民生凋敝，绝对贫困现象普遍存在。而彼时的贫困理论研究也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洪君彦：《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主张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北京仪器厂工人理论组、北京师大政教系政治经济学组：《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5期。，对现实公正的关怀却较为缺乏。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中国现实国情，聚焦“普遍贫困”这一明显“不正义”的社会现状，做出“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了突出位置。直至今日，作为社会后果的“正理”，不仅始终是党和国家反贫困实践所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中国学界相对贫困理论的核心价值诉求。对农村地区不平等程度加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杨宜勇、池振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6期。，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汪三贵、刘明月：《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理论关系、战略转变与政策重点》。，脱贫群体仍处于生计脆弱状态苏芳、范冰洁、黄德林、阚立娜、罗文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分析框架与政策取向》，《中国软科学》2021年第12期。，“社会层面的社会排斥、发展层面的能力不足”张立承：《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财政扶贫政策的“进”与“退”》，《理论探讨》2021年第6期。等现实“不正义”的关怀成为中国建构相对贫困理论的重要切入点。
然而，尽管西方相对贫困理论给予了重要的启迪，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西方在价值取向、制度体系、行为规范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借鉴西方相对贫困理论必须仔细辨别其背后的事实与价值逻辑，认清其价值偏差和理论缺陷。只有批判性的借鉴，才能构建起体现中国价值、符合中国事实的相对贫困理论体系，实现对西方相对贫困理论的超越。
三、实现超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相对贫困内涵转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7页。，为中国贫困理论的建构与发展赋予了新的政策意蕴。如果2020年以前的“绝对贫困”是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建构，关注的是全面解决“生存”意义上的贫困，2020年后的“相对贫困”则瞄准的是“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关注的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反思中国场域下相对贫困的价值诉求、内容表达与路径选择，推动本质内涵转换，实现理论超越。
1.集体取向与个体取向相统一的价值诉求
界定贫困、测度贫困、解释贫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贫困的减缓与消解是贫困研究的经典逻辑。换言之，与富裕相对应，贫困是阻碍一切美好价值实现的顽疾，研究贫困问题的最终目的是消除贫困，从而达成终极理想与价值。正因如此，从价值逻辑来看，西方绝对贫困理论抑或是相对贫困理论的建构，其背后都体现着自由主义对实现个人自由的极致追求。但不管是“绝对贫困”论者所主张的仅仅以“维持生存”定义贫困，反对政府过度干预自由市场，从而保障个人自由不受侵害，还是“相对贫困”论者所主张的保障个人免遭社会排斥的自由或选择自己珍视生活的自由，其所采用的个人主义视角毫无疑问都具有局限性，也有悖于中国自古以来的集体主义传统。
事实上，西方个人主义将个体视为价值中枢，强调个人权利的绝对优先性，淡化甚至否定个体对社会的义务，也正是在这偏狭的个人主义视角下，西方不同学派关于个人自由如何实现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造就了相对贫困理论的局限和分歧。如“相对主义”的相对贫困理论核心在于将贫困置于社会比较之中，认为贫困与社会的平均水平有关，它是财富、收入、权利等分配的不平等而造成的社会排斥，其逻辑在于：人们之所以被排斥于社会活动或生活方式之外，是不平等的分配所致。但正如罗伯特·诺奇克批判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证“差别原则”时，将“自然的自由体系”的不平等归因于人们在自然天赋和社会文化条件等偶然和运气方面的差异，而否定人的自主性、主体性、人的选择能力和责任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54—257页。一样，“相对主义”的相对贫困理论只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片面强调造成“社会排斥”的客观因素，个人的主体性、个体对集体的义务和责任却没有了立锥之地。与此相同，尽管阿马蒂亚·森致力于在价值多元主义下发展基于“可行能力”的贫困定义，这使其研究成果极具包容性，但该理论依旧侧重于从价值分配角度探讨个体实现实质自由的基本能力，而未能对价值的创造给予重视。
有别于西方国家，在家国天下的大集体意识和大集体情怀影响下，集体主义的伦理取向与价值偏好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将集体主义的国家理性镌刻在国家制度上姜晓萍、谭振宇：《清源正本：解码公共行政学的范式之争》，《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2期。，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骆郁廷：《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8期。，集体主义视野中的“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方面，“共同富裕”作为集体主义命题，并非将集体与个人对立，相反，“共同富裕”同样关注个体向度，强调每一个人的富裕，追求价值分配的“共享”，即通过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平等，發展机会的均等，在结果上缩小分配差距，进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每一个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人人得以“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公平正义，彰显社会“正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相对贫困理论体现个人价值，强调集体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无论是关注个体实现基本选择的自由，还是强调分配公平，让个体免遭社会排斥，保障其基本尊严都应是中国相对贫困理论价值之所在。
但另一方面，单方面强调个人自由的保障也会割裂人与社会的联系而无可避免地陷入原子个体主义的偏狭。人具有社会性，个人自由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彰显，集体主义语境下的“共同富裕”并非个人对国家、集体或国家对个人的单向要求，而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双向要求陈曙光：《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集体中的个体对集体同样承担着义务和责任。“共同富裕”的实现遵循“国富则民强”的逻辑，是建立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基础上的，价值创造的“共建”是实现“共富”的必要前提，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充分解放和发展，使所有人得以“自由全面发展”，“各尽其能”地创造集体财富，才能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基础。此外，“共建”本身亦是“共富”的反映，“共富”需通过“共建”得以彰显。共同富裕不仅是所有人的富裕，同时也是物质、能力、精神等多维度的富裕，只有通过共建“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9页。，将多维度富裕的实现寓于“共建”过程，使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通过“共建”确证其主体性，才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建共享”。由此，中国语境下对相对贫困的理解须超脱个人主义视角，既关注价值分配的“共富”，也关乎价值创造的“共建”，强调个人对于集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在集体主义价值下，中国相对贫困理论不仅应反映出对实现个人自由的关注，同时也应是通过“共建共享”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终极价值的体现。
2.“相对”表象与“绝对”本质相结合的内容表达
相对贫困理论的建构既关乎“事实”也关乎“价值”，其内容既是价值层面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又应面向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突出矛盾与现实困境。西方相对贫困理论发展根植于自由主义之上，其内容既反映出不同发展时期西方社会问题的变迁，也折射出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无论是完全地将“相对贫困”置于社会比较之中，还是片面强调贫困的“绝对内核”，西方不同相对贫困理论在内容上都有其偏颇之处。与之相比，在集体取向与个体取向相统一的“共同富裕”价值下，中国的相对贫困内容则更能调和“相对”与“绝对”，亦能更好地体现对现实“不正义”的关注。
其一，中国相对贫困的表象应是“相对”的，关注收入分配的差距应是相对贫困内容的应有之义。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般规律时认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3—744页。而打破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规律本身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消除两极分化的“事实”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为破除计划经济带来的低效率弊病，中国开始实施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在经济高速增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拉大了中国不同区域间、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涓滴效应”已不足以“带动后富”，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普遍贫困”逐渐转变为“部分贫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后，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0.24攀升至0.4以上，为此党和国家开始正式启动实施直接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大规模扶贫计划。这一阶段，尽管“生存”层面的绝对贫困开始大幅缓解，但分配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排斥、阶层分化、贫困代际传递等社会问题却不断显现，在这个意义上，从社会比较的角度关注分配的相对差距显然应成为中国相对贫困内容的重要组成。
但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价值下相对贫困的本质则是“绝对”的。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背后实际反映的是广大贫困群体缺乏平等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权利、实现自我发展的能力以及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尽管中国精准扶贫取得极大成效，让“老少边穷”地区如期全面脱贫摘帽，但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薄弱，无论是制度供给、基础设施供给还是人才供给都极为欠缺，居民本应平等享有的教育权、医疗权等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导致在精准扶贫的“外力”下刚实现脱贫的群体内生动力不足，自主掌控市场机会与风险、摆脱“贫困陷阱”、实现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本能力难以建立，这都决定了“精准扶贫”低标准下的脱贫具有脆弱性。此外，在扶贫政策的巨大红利下，部分贫困家庭“等靠要”思想严重，加之中国压力型体制迫使基层扶贫人员为顺利完成精准扶贫的政治任务而“反客为主”，造成脱贫过程中主客体的倒错，贫困家庭自身的主体责任淡化，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成为农村新的“特权群体”，争当贫困户、以贫为荣等乱象层出不穷，农村社会中心理失衡、价值颠倒普遍发生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175页。，“精神贫困”成为贫困的新表征。可以说，正是基本权利、能力、精神等多方面的“绝对”剥夺和缺失造就了相对贫困的“相对”表象，而作为“表象”的分配差距又使得贫困群体难以获得摆脱这样多维度“绝对”剥夺所必需的基本品，更进一步延续和加深了“绝对”剥夺，使相对贫困表现出持续性乃至代际传递性。相对贫困“绝对”的本质导致个人与集体、国家间的双向义务无法履行，其内涵体现的是相对贫困群体难以在“共建共享”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为此，相对贫困本质上表现为“权利的贫困”“能力的贫困”“精神的贫困”三个层次内容：首先，相对贫困关乎每一个人所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劳动者主体劳动地位、劳动尊严以及劳动者劳动成果保障的基础，也是劳动者开展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基本权利具有保护性功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保障，基本权利无法得到平等的保障即是“权利的贫困”。其次，相对贫困关乎劳动者从事自由劳动的基本能力，这不仅是保障劳动者依照自己意愿，各尽其能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必要条件，也与劳动者劳动幸福的增量直接相关。袁祖社：《实践理性视域内“资本逻辑”和“劳动幸福”的关系辩证——基于阿玛蒂亚·森“自由与可行能力”的理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劳动能力的培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工具和手段，是劳动者自由劳动所必要的基本能力，诸如健康的体魄、充足的寿命等。若劳动者没有实现自由劳动的基本可行能力，缺乏参与“共建”的能力，则是“能力的贫困”。最后，相对贫困也关乎劳动者的劳动意愿，一方面劳动者应具有“共建”意识与精神，有意识地履行对于集体和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将对正当的个人自由与个人利益的追求与集体利益的实现相联系，另一方面劳动者也应有意识地以劳动发展自己的才能，确证其本质，这需要劳动者主体性的觉醒，在不断解放思想过程中产生创造自己历史的自觉性。劳动意愿的塑造是“共同富裕”实现的主观条件和动力源泉，若劳动者没有“共建”意识，缺乏劳动意愿，则是“精神的贫困”。
3.“赋权、增能、立志”与缩小分配差距并举的路径选择
消除贫困是贫困问题研究的最终目的，尽管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基于对“相对贫困”价值与内容的不同理解，建立起广泛的福利制度，重视通过公共政策培植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应看到，“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贫困”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西方自由主义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本就是相对贫困产生的根源，这也决定了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构的相对贫困缓解路径必然存在着局限与矛盾。因此，要理解与建构中国相对贫困理论，还需从缓解相对贫困的路径上认知其对西方的超越。
如前所述，“共同富裕”下的相对贫困内容表现为“相对”表象与“绝对”本质的结合。因此，要缓解中国的相对贫困，一方面需要从相对贫困的“绝对”本质着手，通过正义的制度保障每一个人都能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消除“权利的贫困”;培植劳动者实现劳动自由的能力，进而使其得以选择自己有理由珍视的生活，消除“能力的贫困”;通过精神、文化层面的干预进一步解放劳动者的思想，培植集体意识、共建意识，激发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消除“精神的贫困”。这其中，消除“权利的贫困”是缓解相对贫困的保障和基石，只有在过程层面给劳动者“赋权”，才能为机会层面的“增能”与主观层面的“立志”奠定制度基础。尽管西方学者早已认识到基本权利对个体免于贫困的保护性作用，如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中提出以权利方法认识贫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第56页。，但其关注的焦点依旧是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下个人本位的“自由权”，这一系列理论并未能脱离私有制下的资本逻辑，也未能摆脱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致贫的制度根源。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占有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工人和无产者的利益不断压榨造成了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使人的劳动从主动劳动变成被动劳动，使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6—119页。，因此在西方消极的自由观下，劳动被视为“诅咒”与“痛苦”，自由被视为免于劳动限制。既然劳动意味着奴役，意味着痛苦与非自由，那么让劳动者摆脱精神贫困也是苛求，因此西方相对贫困的缓解实践也止步于“赋权增能”，而将“精神的贫困”视为个人自由而未予以重视。但以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劳动异化、实现劳动复归为前提的“共同富裕”思想却主张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的本质特性，劳动使人的本质得以确证。因此，复归的劳动应当是幸福的，“劳动幸福”的思想和价值鲜明地体现在中国的扶贫思想与贫困观中。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堅计划》便提出注重发挥困难群体在脱贫中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在精准扶贫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智志双扶”理念，也体现出对劳动意愿与劳动能力的强调。尤其是“奋斗幸福观”的提出，深刻论述了“奋斗”与“幸福”的辩证关系，劳动不仅是实现幸福的手段，劳动本身也是幸福的体现，没有劳动的生活不会是幸福的，劳动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束缚下，劳动发生异化，劳动幸福并不可能实现。因此，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变革所有制，在资料公有制下通过复归的劳动创造财富，才能达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消解“相对贫困”。
另一方面，也需关注“相对”表象，以缩小社会分配差距为减缓“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其一，不仅仅是西方“相对主义”在个人主义视角下基于诸如社会合作或道德上的理由而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的正义，中国对分配差距的关注还集中体现着集体主义语境中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反映了改革开放中“先富”的受益地区、受益群体对“未富”的受损地区、受损群体进行带动和帮扶的应当性，也是对过去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牺牲的农业和农民的补偿和纠正。其二，尽管相对贫困“相对”的表象源于权利、能力和精神的“绝对”受损，但彻底识别和缓解个体的权利贫困、能力贫困与精神贫困需要更为严苛的“信息基础”，而这一条件往往难以满足。这就需要我们抛开相对贫困“绝对的相对”与“相对的绝对”的二元对立，同时从缓解“相对”的表象入手，关注现实“正理”，通过缩小分配差距，对后果意义上明显的“不正义”进行纠正。
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共同富裕”的实现绝非一蹴而就。无论是社会制度的变革、个体能力的培植，还是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行为模式的变迁都需要循序渐进，这就决定了中国语境下的“相对贫困”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中国“相对贫困”缓解路径也应具有“分步渐进”的特点。为此应在操作层面将“相对贫困”理解为现阶段基本国情下社会所能接受的底线，如可根据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以“是否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理解“权利的贫困”，以“是否具有平等的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理解“能力的贫困”以及以“是否具有参与劳动的意愿”理解“精神的贫困”，并以一定的收入均值百分比等指标同时关注结果意义上分配的不平等，通过进一步地细化，综合宏观制度因素、中观环境因素、微观个体因素，建构“相对贫困”衡量标准体系，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调整相对贫困标准，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贫困治理实践为人们各尽其能实现价值的创造提供基础性保障，进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导向下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性研究”(21ZDA1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的评价研究”(19AZD017)
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7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页。
③檀学文：《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6期。
《借鉴与超越：中国相对贫困话语体系的理论源流与内涵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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