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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贸易论文 发布时间：2012-05-03浏览：127次
摘要：聊城作为运河区域重要城市，运河的开通为聊城带来了明清时期的繁荣发展，山陕商人和徽商在聊城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运河的废用，聊城的经济也随之走向了衰落。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聊城，商人，经济
元代定都北京后,聊城成为近畿地区。当时，大运河穿聊城而过,聊城得南北交通之便,北通京师,南连三吴,被史家誉为“漕挽为咽喉,天都(府)之肘腋”,“江北一都会”,漕运的盛行带动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帆樯如林，百货山积”。在聊城设立的钞关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过往船只往往在等待过关验收同时进行商品贸易，加大了商品贸易的流转，明清时期，聊城成为全国著名的粮棉产区和纺织品的贸易中心。而在钞关等待过关的行商往往在钞关附近的塌房、官店、私店内居住，带动了钞关附近商业和服务设施的发展。便利的交通和繁荣的贸易促使运河各钞关所在城镇逐渐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和流通枢纽，并进而辐射、带动了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地商人竞相在聊城内兴建会馆公所,开办商号、店铺、作坊,与本地工商业者所建交错布列,鳞次栉比,使聊城成为一座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在明清两代一直为北方三大商埠之一。
当时执北方商业牛耳的山陕商人在聊城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西商十居七八”的局面。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聊城距山西较近,且与河南、河北接壤，在河南、河北的山陕商人,容易向鲁西地区扩展。而明初开始的大移民使聊城与山西联系密切，据曹树基先生研究,洪武年间,鲁西的东昌府和鲁西南的兖州府共接受来自山西省的移民近60万人,其中东昌府的山西移民人口将近占当地总人口的90%,两地之间风俗相近，促进了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据宣统《聊城县志》载,嘉道年间,运河畅通,聊城商业十分繁荣,“殷商大贾,晋人为多。”在临清的市场上,来自河南、山陕的“西丝”随处可见。山陕商人还把山西所产铁器运至临清,然后转运到附近州县及河北地区，这里有山西商人建立的“太汾公所”,还有山陕商人联合建立的山陕会馆。据现存于聊城山陕会馆的碑刻记载,当时山陕人在聊城开设的店铺不下三四百家。茌平县盐业在清代由山西刘姓商人垄断,清末山西商人郑仲明、刘维楫所拥有的引票占了全县引票的三分之一。光绪《馆陶县乡土志》中说:城西南有山西会馆,“凡盐、当以及铁货、布庄、杂行、钱店各生意”,皆归他们控制。县城西南30里有南馆陶镇,也有山西会馆,乃“西商所建”。民国《冠县志》也说，,冠县城中的商人,“外来者占十分之八,山西人多钱善贾,占大多数”。在当时，鲁西是山陕商人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聊城、临清人数最多,茌平、东阿、冠县、馆陶(今属冠县)、高唐等州县也都有不少山陕商人。
此外，作为明清时期重要商业力量的徽商在聊城的贸易活动也比较活跃，临清因为其地理位置也成为了各地商人的云集之处，成为“南北往来交汇咽喉之地”，在当时，“临清以聚贾获名”。而在临清的商人中，徽商的力量最大，明末时临清有当铺百余家,全是徽州商人和浙江商人所开，而浙商的实力与徽商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故临清的百余家当铺,大多数应为徽商开办。徽商汪永椿开办的酱园“远香斋”（济美酱园的前身)到今天依旧在经营,产品畅销鲁西及京津地区。徽商不仅在此转贩棉布,开设典当,经营食盐、丝线、竹木、茶叶等各种行业,而且还争立“商籍”,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子弟进入州学,以求正途出入。故明万历时东昌府推官曾说:“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徽商麋集临清的状况,在嘉靖至万历前期达到高峰,此后便开始呈现减少趋势,清朝康、乾年间,临清的徽商势力已大为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山陕商人势力强盛的局面。
聊城的经济贸易活动带动了本地农副产品的销售。东昌府是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产棉区,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于西方,其利甚博”，宣统年间《聊城县志》也说：黑枣“行之最远，获利亦至厚。前数十年，每逢枣市，出入有数百万之多，贫民无业者往往借以治生”，聊城、临清的毛织品也借此销售到各地。经济作物的商品化生产,使城乡商品贸易日渐活跃,农副产品加工获得普及与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另一方面，各地的商品通过聊城进行流通，有来自山东各地的玫瑰花、烟叶等物，也有来自全国的铁货、粮米等，在聊城进行中转，以玫瑰花为例，光绪年间《聊城县乡土志》曾说：“玫瑰花自平阴、泰安而来，以城东菜市为总栈。天津、济宁贩商皆集于此，每年销售不下数斤。”聊城的各个州府与乡镇形成了城乡结合的市场网络体系,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前来转贩贸易，聊城的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据嘉庆二十二年“山陕会馆接拨厘头碑”的碑阴,刻有捐资的363家商号,道光二十五年“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亭记”碑的碑阴,镌刻抽厘的366家商号。同治四年“山陕会馆众商续拨厘金碑记”的碑阴刊刻的捐资商号则多达953家。而据记载,聊城商人中“西商十居七八”,以此推算,全城的商业店铺应在1300家左右。根据许檀教授的统计,嘉庆道光年间,山陕商人在聊城经营的商号共三百余家,年经营额1万两以上的大商号占15%———18%,年经营额1万两至1千两的中等商号占40%———60%,其余为小商号。
清中叶以后，随着河政的逐渐废弛，京杭大运河开始丧失其强大的运输能力，建立在漕运优势上的聊城各州府逐渐失去了自己最大的优势，经济迅速滑落。而此起彼伏的战乱也给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摧残和打击，外地商人逐渐迁移，本地的经济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宣统《聊城县志》描述说:聊城“殷商大贾,晋省人为最多,昔年河运通时,水陆云集,利益悉归外省,土著无与焉。迄今地面萧疏,西商俱各歇业,本地人谋生为倍艰矣。”运河的发展主宰了聊城的经济发展，是“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聊城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明，加强对运河文化遗产的挖掘与重视，对于我们现在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我们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联系，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找出聊城经济发展的路径，在新形势下，既要打好“外功”，加强交流合作，也要做好“内功”，奠定自己的发展基础，重现聊城风采。
《京杭大运河与聊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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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京杭大运河与聊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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