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和消除仇官倾向的路径思考

　　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一场深刻而持久的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大锅饭”，人们占有财富多寡及地位差异逐渐凸现出来。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又使一些人以非正当手段攫权牟利空间扩大，公平正义基石受到侵蚀和冲击，民众不满情绪随之产生并不断积聚，必然导致社会上仇官心态日趋严重，这种心态的流行、蔓延逐渐形成仇官倾向，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非常不利，必须加以预防和消除。因此探讨预防和消除仇官倾向的路径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什么是仇官倾向
　　所谓仇官倾向，即公众基于日常经验而积累起来的对于官员普遍的怀疑、不满和怨怒，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仇视心态，这种心态的流行、蔓延逐渐形成仇官倾向。
　　对于仇官倾向我们必须加以辩证地分析，极少数贪官是党、政府和广大人民同仇共愤的。然而以偏概权、不加分辨、普遍的仇官，则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是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所以，既要防止一些人进行人为地甚至恶意炒作、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又要克服并纠正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对出现的某些疏漏、不足之处持麻木不仁、视而不见的错误态度。
　　二、社会上客观存在的仇官倾向与危害
　　1、仇官倾向。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如非法集会、游行示威、集体上访、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袭击公务人员、阻断交通、罢工、罢课、罢市等呈现多发态势，参与其中的往往是一些根本无直接利害冲突的基本民众。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中国官方数据显示，群体性事件从1995年的超过1万起，持续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6万起，2007年已超过8万起。
　　２、仇官倾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严重危害。
　　（1）影响国家安全稳定的局面。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集体上访、围攻党政机关、阻碍执行公务，甚至殴打公务人员、杀害警察等事件，影响社会治安，破坏了安全稳定的大局，参与人员除一部分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之外，大多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并不知情的基本民众。
　　（2）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在仇官思想的支配下，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和冲击，一些本来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矛盾，急剧上升、变调，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障碍、阻力和破坏作用。
　　（3）损害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关系，削弱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已经同广大人民群众结成了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鱼水关系。然而仇官倾向的滋生、蔓延则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鱼水关系，把党与人民群众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引起人民对于党的领导的怀疑，不满甚至仇视，这样势必会削弱党的领导。
　　（4）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具有仇官倾向的人总是以钱划线，用仇视的眼光看待官员，这就很容易诱发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与和谐稳定的局面。
　　（5）制约国家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与日俱增。然而，体制转轨，国门打开，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仇官倾向成为影响和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三、仇官倾向的原因探究
　　1、贫富差距的扩大提供了“仇官倾向”的现实土壤。
　　2010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刚出炉,其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介绍说：“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人数从去年的79人飙升至今年的128人,虽仍次于美国，但已迎头赶上。”一年发布一次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描绘了中国财富的急剧膨胀,追踪着经济大潮的涨落。这让我们亦喜亦忧。喜的是我国富人的增加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我们这个国家一部分先富的人首先完成了从赤贫到第一世界公民的转变的一种标志，反映了国家的崛起；忧的是贫困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据中国的国家贫困线，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约4800多万人，他们不得不为温饱而忙碌,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贫富差距已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出现了强烈的反差，从而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和情绪上的对立。特别是对于那些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失意群体，他们的挫折感上升，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贫富差距越大，这些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愈强。
　　3、一些官员违背科学发展观“GDP”导向模式是导致仇官倾向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政府曲解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把地方GDP的增长作为考核干部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绩效至上、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官商勾结等一系列的政府失范行为。这样，一些地方“带血的GDP”的绝对增长，却导致了利益冲突加剧，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不断，政府形象受损，党和政府合法性受到严峻挑战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4、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通是产生仇官倾向的体制原因。
　　在我国现阶段，如果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难以在一定范围内兼顾和协调到，又缺乏各自表达正当利益诉求的渠道，使可能导致矛盾的积累和利益冲突的加剧。目前，由于受国家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上还存在一些不健全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渠道不畅，不同社会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声誉强弱不一，表达机会不同，表达的有效性和充分性不一。
　　四、预防和消除仇官倾向的路径探析
　　预防和消除仇官倾向需要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五方面下功夫：
　　1、在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贫富悬殊、两级分化上要妥善解决好效率、公平、分配方面的问题。
　　当前收入分配上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拉大、出现贫富差距。解决这个问题，第一要保证社会成员机会平等，解决好初次分配合理和注重效率，使每个社会成员拥有公平机制、公平的竞争条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发展机会、公平的环境，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以采取切实措施堵塞初次分配不合理的漏洞。第二，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第三，为更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有必要实行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它是指除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外，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进行捐助活动。第四，形成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
　　2、在防治腐败工作上要切实完善党内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第一，夯实基础——健全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完善防治腐败的党内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必须夯实基础，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围绕改革党内监督体制的问题提出许多建议，如扩大党的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力，实行纪委垂直领导等，这些建议都有可取之处。
　　第二，突出重点——构建制约有效的党内权力监控机制。健全防治腐败的党内权力监控机制，其实质是建立党内的权力平衡关系，有效实现党内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第三，强化保障——完善党内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当前，要把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为以制度制约监督权力的重要契机，按照整体性、科学性、联动性相统一的要求设计制度，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体现到党内权力运行的各个方面，形成一个由整体制度和局面制度、综合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结合、相互衔接，相辅相成的制度反腐败体系。
　　3、在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上要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政府及官员绩效考核评估机制。
　　一要调整优化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降低经济增长等经济指标在整个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加重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非经济指标在整个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的分量。二要改进和创新考核评估方法，增强考核形式和考核过程的公开性和民主性，将政府及官员绩效的评估考核赋予广大公众。
　　4、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上要健全和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充分发挥权益保障机制作用。
　　要建立民情民意表达诉求机制，通过民情员、专家咨询、群众听证等减少决策的随意性；要拓宽民情民意表达诉求渠道，通过公布联系方式、工作程序，便于群众联系监督；要规范完整利益处理程序系统，信访、法院、行政复议、劳动仲裁等应当各尽其职。

《预防和消除仇官倾向的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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