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英译中的文化意象的传递

　　摘要：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文字活动，更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工具。诗歌是文化语言的浓缩，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源语文化所独有的特色，在英译中，如何将文化信息准确传递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本文以《诗经•国风》的英译本为例，从生态、物质、社会文化三方面讨论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国风》、文化意象、翻译
　　一、引言
　　《诗经》是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对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由于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古往今来，各国译者纷纷将其译成各种文字，仅英语翻译也已经有了过百年的历史。世界上第一部《诗经》英文全译本出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之手；1993年，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则出版了自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本《诗经》英文全译本。
　　众所周知，《诗经》中最好的作品来自于《国风》，其主要内容是东周时期采集的民歌民谣，纯朴自然是其最大特点。在《国风》，以及在整本《诗经》中包含了大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信息，如何将文化信息准确传递出去是各翻译家在翻译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因为翻译不仅是从语言文字层面上的语言活动，更是传播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图里说过，翻译作为一种活动，不可避免地介入了至少两种或更多语言以及这些语言承载的文化。（Toury,1978:200）奈达也曾指出，如果没有对一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作一番谨慎的斟酌，任何语篇都无法最完整地表述这种语言在其文化影响下的作用及其词汇、习语的含义。(Nida,1993:1)
　　
　　二、《诗经•国风》英译中的文化意象的传递
　　文化意象就是文化与意象的结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是“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民族观念、思维模式，甚至是文字等的积淀，并经过历史的发展、社会文化群体的反复运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自成系统的带有丰富联想意义的文化符号，具有相对固定的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蒋冰清，2006：75）本中讨论的文化意象大体上从三个方面：生态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
　　
　　1.生态文化意象的传递
　　生态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动植物，如松、竹、梅、龙、凤等；也可以是高山、长河、大江及建筑等，如长江、黄河、长城等。它指的是具有文化特征的生物个体与它本身及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特定文化含义。
　　通过赋、比、兴三种手法，《诗经》中一共有178种植物和126种动物被附上了文化内涵。在翻译中，仅仅在目标语中找出这些动植物对应的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将其在源语言文化中所特有的风韵传递出去才能达到更传神、更准确的效果。
　　例如《魏风•硕鼠》中硕鼠指代的就是那些残酷的统治者。通过《硕鼠》，古代劳动人民表达出对于压迫的悲苦与愤怒。“硕”在汉语中，是“大”的意思，“硕鼠”也就是大老鼠。在许渊冲和理雅各的英译本中，两人都将“硕鼠”直译为“largerats”，但通过后几行诗的叙述，目标语的读者能够很明白地了解到硕鼠的深层意味。
　　又例如《周南•桃夭》中的“桃”。“桃”指的就是桃树，在周朝时期，因其开花时节桃花嫩红，桃实红白，桃叶青葱，人们便用桃树开花的季节来比喻女子新婚时的美好。对于这一点，理雅各在翻译的过程中是没有理解到的，虽然他将“桃”译为“peachtree”，但他译文中的桃树只是“youngandelegant”，没有体现出叶葱葱，花灼灼的特点，也就未能向目标语读者传递出这一层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意味；而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许渊冲教授则在译文中体现出来了，所以虽然他也将“桃”译为“peachtree”，但他译文中的桃树是“beamssored”，完全将桃花盛开的美丽画面呈现在读者眼前，也就将桃树这一植物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准确地传递了出去。
　　
　　2.社会文化意象的传递
　　文化的不同，使得不同的工作形式有着不同的称谓，在《诗经》的翻译过程中，如何把握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是译者面临最大的困难。
　　例如在《关睢》一诗译文中，两位主角的称呼“君子”、“淑女”。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君子”用于称呼受过良好教育，举止得体，有教养的男子，“淑女”在本诗中从事的工作是采荇菜，是勤劳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众所周知，“淑女”是对女子的褒扬，指的是贤良美好的女子，这一点与本诗中女主角的形象很吻合。在理雅各的译本中，分别将两位主角译为“prince”和“lady”，许将其译为“ayoungman”和“afairmaiden”，相比之下，虽然许氏的译本在“君子”这一翻译上有瑕疵，但理雅各的“prince”和原诗中人物所从事的工作并不吻合，在一定程定上抬高了人物身份，因为国风反映的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3.物质文化意象的传递
　　物质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的物质，包括经济、食品、服装，交通等其他具有本群体特色的物品。通过对于物质文化的翻译，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中人物的工作活动，社会地位以及源语的特有的传统文化特色。
　　在周代，一个人的身着的衣物往往能显示出其身份以及社会地位，例如在《桧风•羔裘》诗中的“羔裘”“狐裘”，通过这两个词我们可以得知本诗讲述的是人民对于当时统治者的腐败无为的痛恨。“羔裘”即羊羔皮袄，本应在正式的场合穿着，但桧君却在寻欢作乐时穿着它，而穿着“狐裘”来上朝，仅由穿着便可以体现出桧君的昏庸以及无能。在理氏和许氏译文中，两位译者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译法，理雅各选择将两词直译出来“lamb’sfur”“fox’sfur”，对于西方读者来讲，或许他们并不能理解穿着这两类服装的不恰当之处，也就不能体会原诗中所表达出的人民的愤怒。许渊冲将这两词直接省略了，但是并不影响读者对本诗的理解。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由于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翻译包含文化信息的源文具有一定的困难。翻译不仅仅要从语言层面上考虑，文化因素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准确传达出源语言中独有的文化特色才能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美学感受以及达到文化沟通交流的目的。理雅各与许渊冲两位译者分别在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诗经》作出了自己相应的理解，出现了不同的译本，但是正是通过他们以及更多其他译者的努力，才更好地向外界传递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促使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刘玮.语言美与文化意象的传递--《诗经》翻译研究.[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07
　　许渊冲.诗经[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
　　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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