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论文发表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的含义及意义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文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4-06-13浏览：34次

　　论文摘要：我们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译者在语言层面对译文所做的“脱胎换骨”性的转化处理。如在语言差异较大,不便直译的情况下,要敢于冲破源语的束缚,译出意义最切近而又符合译语规范的译文。也就是说,要善于将“规范自然的原文”转换为“规范自然的译文”。

　　关键词：叛逆,忠实,策略性叛逆,创造性叛逆

　　一、策略性叛逆和忠实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法国作家雨果曾有过一个一针见血的说法:翻译是对译入国的“侵犯行为”。正因为如此,翻译家在译介异域文化时就必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具体说来,就是要考虑译入国的主流意识,考虑“发起人”的意愿,考虑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并根据这些制约因素,适当地对原文做出“策略性叛逆”。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环境里,只有做出一定的策略性叛逆,才能使原作被读者接受,使原作的思想和观点深入人心,从而实现对原作的忠实。笔者向来认为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世上并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因为译者常常要在“权力-话语”的操纵下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实现自己的翻译意图。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译者经常是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对原文更高意义上的忠实而有意进行叛逆。所谓有意性叛逆,也就是指译者在熟知两种语言文化且有能力较为“忠实”地翻译原作的情况下,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故意使译作对原作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偏离”。译入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但古今中外有不少著名的翻译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常常利用译作来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下面来看一下梁启超翻译的《哀希腊》

　　《哀希腊》之所以在中国近代风靡一时,除了这首诗本身感人至深外,更重要的是它出现在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立志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历史时刻，拜伦的那种慨叹古代文明之邦的后世子孙沦为异族之奴的令人起敬的诗篇,激起了他们心中的共鸣。

　　《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出自拜伦的叙事长诗《唐璜》第三章第一节,这节诗歌颂了希腊光荣的过去,哀悼希腊当时被奴役的处境,热情激励希腊人民起来斗争,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该节诗原文如下: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l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t set!

　　这一节诗采用的是抑扬格四音步,第一、三行押一韵(Greece和peace),第二、四行押一韵(sung和sprung),最后五六行押一韵(yet和set ),其中,第一行里“the isles of Greece”重复两次以示感叹希腊的荣光不再,作者的无奈、痛苦和哀伤,该节内容中含有希腊神话的典故,如Delos (狄洛斯)和Phoebus(福波斯)为神话体系中所指的月神和日神,另有古希腊著名女诗人Sappho(萨福)的提及。这节诗气魄恢弘、感情炽热,对希腊昨日的辉煌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并以巨大的勇气和强劲的魄力来召唤、鼓舞希腊人民奋起反抗外族压迫。这些文字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为了警醒和启蒙国人,鼓舞国人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在翻译这一节诗作时,梁启超采用了别样的翻译形式以求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

　　翻译这首诗时,梁启超正在国内倡导“小说界革命”,于是在1902年身体力行,亲自尝试写作新小说,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插入拜仑的这一节富含鼓动色彩的政治倾向明确的诗句:《端志安》(今译为《唐璜》):

　　咳!希腊啊!希腊啊!

　　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

　　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

　　此地是艺术旧垒,技术中潮。

　　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所译该诗激昂慷慨,文笔流畅,给国人巨大的震撼和鼓舞,让民众尤其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感时伤怀,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起抗争。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梁启超将该节诗译成了汉语,但是由于梁启超将它安插在小说中,因此他并没有给这节诗命名。

　　二、创造性叛逆与忠实

　　我们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译者在语言层面对译文所做的“脱胎换骨”性的转化处理。如在语言差异较大,不便直译的情况下,要敢于冲破源语的束缚,译出意义最切近而又符合译语规范的译文。也就是说,要善于将“规范自然的原文”转换为“规范自然的译文”。

　　文学翻译中,很难达到“形神皆似”。翻译家傅雷提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很有借鉴意义。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可以采取意译之法,舍其“形”而传其“神”。例如,在《傲慢与偏见》里有这样一句话“I was in the middle before I knew I had begun.”这是伊丽莎白问达西何时爱上她时作出的回答。如果将此句话中的“in the middle”死译成“到了中间”,读者肯定会感到无法理解。孙致礼将其译作“不能自拔”四个字,全句译作:“我是到了不能自拔的时候,才发现爱上了你。”这样一来,译文变正说为反说,忠实地传译了原作的意图。有时候,这种舍弃“形似”追求“神似”的做法,还真需要译者彻底放弃束缚,发挥大胆的想象力,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中,创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传统翻译观,一方面认为翻译没有创造性,无法与创作相提并论;而另一方面,又反对提倡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而要求译者完全忠实原作者,亦步亦趋于原文,对译文的“创造性叛逆”不加分析地加以贬斥、贬低。这种翻译观无形中成了译者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忠实观,从而使译者的创造性得到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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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孙致礼.翻译与叛逆[J].中国翻译,2001,(4).

　　[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5.

　　[5]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41.

　　[6]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7]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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