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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文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4-06-13浏览：22次
论文摘要：在《寒夜》中，巴金突破了激流时代对于封建大家庭生活的书写，开始以旧社会平凡的小家庭为出发点，这也是与他个人在创作《寒夜》前刚刚开始的婚姻家庭生活密不可分的，他从汪文宣这个小知识分子身上也在挖掘着自身所迷茫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寒夜,小人物,社会动荡,文化冲突
引言
巴金的《寒夜》是以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重庆为背景，描述了小职员汪文宣在社会大震荡与家庭文化冲突中逐渐走向灭亡的过程，通过展示战时体制下“小人物”悲凉的生存困境，揭示了“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反映了战争环境下的个体生命体验。
1944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巴金正住在陪都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的一间小屋中，《寒夜》的创作便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之中以此为背景而展开的，因此故事中有很多情景都是巴金所耳闻目睹的。可以说《寒夜》是一部反映现实的创作，巴金运用“夜”、“寒气”、“雨”、“街”等带有山城文化气息的意象增加了小说的悲凉气氛，充分展示了当时处在社会大背景下的“小人物”的悲剧，突破了当时时代主流文化对个体写作的束缚，塑造了战争氛围里“小人物”的形象及由此涉及的社会众生像。通过文本阅读，我们不难发现汪文宣这类“小人物”的悲剧主要是由以下两种生存困境造成的：
一、 国难声中的履步维艰
巴金在《寒夜》开篇写到：“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①这便交代了抗战后期陪都重庆的典型环境，之后作者又用汪文宣在空袭警报的夜里寻找曾树生的冷清场面把人们带到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当中去：由于陪都重庆的战时性，战争前途未卜，于是谣言四起、人心浮动，空袭、警报、失业、疾病等层层浓雾笼罩在陪都民众的心头，战争的灾难性导致了人的生存危机，从汪文宣的生存困境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时期众多“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汪文宣一家因为逃难而从上海来到重庆，迫于生计，他不得不到一家图书文具公司担任毫无创造性的校对工作，他每天踏实工作，却拿着低微的俸禄，甚至还被人轻视，但他又小心翼翼的想保住这份工作，因为“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那位对他有好感的通向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②因此，为了生活，他只有忍气吞声，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每每不幸的时候，他便开始回忆以前的生活，“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今天这样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③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曾经有着教育理想的爱国青年在战争所带来的灾难面前逐步沉沦的生存轨迹。除了工作上的失意，汪文宣的身体也在每况愈下，在别人都对他说世界大局在一天天好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动乱的局势，困顿的生活使他变的更加无力，他只能用无声的抗议来表达他的愤慨：“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④这是被战争所迫害的“小人物”对当时社会的强烈控诉，他的这种心理也成了当时社会心理的投影。汪文宣在遭遇失业、疾病、妻子出走等一系列打击之后，把生命所无法承受的痛苦全部放在一场消极绝望的战斗中去，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对于社会中的不公，他已不能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
战争虽然胜利了，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也并未得到什么实利，汪母和小宣也并没有像汪文宣所想的那样会带来解救，巴金用方太太的话进一步揭示了这个沉痛的事实：“胜利两个月了，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⑤在战争所带来的陪都时期社会经济衰退的生存环境下，人文精神开始匮乏，更不用谈什么享受幸福的权利。《寒夜》所描述的故事便是当时陪都重庆社会面貌的一个缩影，现实状况给汪文宣这类“小人物”们所造成的生存困境是不言而喻的。
二、 文化冲突下的进退两难
在《寒夜》中，巴金突破了激流时代对于封建大家庭生活的书写，开始以旧社会平凡的小家庭为出发点，这也是与他个人在创作《寒夜》前刚刚开始的婚姻家庭生活密不可分的，他从汪文宣这个小知识分子身上也在挖掘着自身所迷茫的一些问题。巴金在广阔的战争背景下描述了“小人物”的极端心理，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生活侧面和本质特征，不仅揭示了悲剧产生的社会因素，还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反思。
汪文宣是从封建的“大家”中走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他虽然接受过新的文化思想，但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使他变得懦弱而平庸。不论在工作上还是家庭中，他都是采取顺从、忍让的态度，各种环境因素压迫下形成的意识观念和个人性格的弱点，使他变成一个被战时恶劣社会环境扭曲了灵魂的“小人物”，变成一个被旧文化所压垮的“读书人”，他的内心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汪文宣的心理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母亲与妻子之间的冲突上：汪母虽在封建社会中遭受过身为女人的痛苦，但她在儿媳妇面前又不自觉的使用起封建社会的法则与标准，她嘲笑谩骂自己的儿媳妇道：“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⑥而曾树生则是一个五四新女性，她敢于同封建文化作斗争，她会讲出“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⑦这样激昂的话语来对抗汪母，显然是带有鲜明的对传统道德反叛意味的。家中的这“两个女人”实际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道德观念和文化取向。母亲执行的是封建文化的法则，而曾树生则是“五四”后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女性，有着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当新旧道德的冲突在汪文宣身边最亲近的两个女人之间展开的时候，汪文宣自然是难以取舍的，他夹在两种文化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中，在对两种文化的反抗与妥协当中他无所适从，也体现了从五四时代走来的小知识分子们在文化冲突发生时的进退两难。
在社会动荡与文化冲突的双重压力下，汪家的悲剧愈演愈烈，汪文宣因为身心的痛苦与无望而在街头锣鼓喧天的抗战胜利声中死去，本以为能够与家人团聚的树生却孤寂凄清地被黑暗与寒冷所围困，他们仍然没有出路，幸福的彼岸对于当时那些在深渊里挣扎的人们来说还是那么难以触及的远。可见“小人物”们的悲剧既是源于战争，却又超越了战争。
三、结语
正如孟繁华所言：“人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极端化体验，恰恰是我们理解、进入战争本质最有效的切入点。”⑧在《寒夜》中，巴金正是用细小的笔触描写了汪文宣一家在陪都重庆背景下的极端化体验，刻画了个体生命在战争中所感受到的疼痛和悲哀，探索了“小人物”在战争中孤立无援的极端化处境，并对处于巨大的战争旋涡中不由自主的个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诘问。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巴金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419、489、446、488、691、568、569.
⑧孟繁华.战争本质的国族叙事与个人体验——中国、西方战争文艺“历史记忆”的差异性[J].济南.山东社会科学，2006：66
《发表中级职称论文巴金的艺术创作及对当下文学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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