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代理投稿管仲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在文化和思想学术的发展上真可谓百家争鸣，辩家鹊起，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管仲就生活在这个时期，他的法家伦理思想和道德伦理思想也被后人所传颂，这些都与他生活的环境、个人境遇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伦理思想对当今中国梦实现也是有深远影响，我们应该以历史的角度去看古人的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关键词：论文发表代理,管仲伦理思想,法治思想,道德伦理思想,价值影响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著名人物。在先秦诸子著述中有《管子》一书存世。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战国策》、《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等都有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北宋苏洵的《管仲论》对管仲的事迹做出了分析和评价。

　　一、管仲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政治经济方面，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平王。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多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宋、郑、卫、陈、蔡、吴及越等国。春秋时期，天子共主的地位，此时已名存实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动乱的局面，给周边少数民族以发展的机会。齐国在今山东省的北部，是东方一个大国。它地处海滨，拥有丰富的渔盐和矿藏，从太公开始，就“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到了春秋年间，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冶铸、纺织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公元前685年(周庄王十二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相，积极改革内政。管仲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在整饬旧制的基础上，对各项制度加以改进。

　　文化方面，春秋时期历史社会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不同的主张，周之季氏，北有孔孟，南有老庄，截然两方思潮循时势而发展，而墨家毗于北，农家毗于南，如骖之靳焉。法家之言，以道为体，以儒为用。韩非子实集其大成。而其源头则滥觞于孔老学说未立以前之政治家，是为管子。根据齐地人少地薄，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加上又有得天独厚的鱼盐资源和有经商的传统，种种条件使齐不发展商业都不行。所以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经济、政治、军事活动范围大大扩展，已远远超出礼的仪式规范，时代迫切需要制定各种标准来统一人们的行为，重新规范社会秩序。如社会生活中的度量规定，军事战争中的赏罚标准，官员的晋级和降处等，大都超出了礼的约束限制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法治思想逐渐形成并传播。

　　二、管仲主要的法治伦理思想

　　管仲的思想在《管子》一书中有记载，有些内容是他自己整理的，还有一些是其后人整理的，但都体现了他的思想。在众多的先秦思想家中，大多没有管理的经验，孔子56岁才当上鲁国的大司寇，代理宰相职务，为时三个月;孟子虽曾在齐国被尊为上大夫，只不过是个空发议论的虚衔而已。其他如墨子、韩非等更远离庙堂。由于缺乏实际从政经验，因此他们的言论或流于空疏迂阔，或限于偏激片面。管仲位高，身居相位，齐桓公尊为仲父，君臣相得，言听计从，亲密无间。从政四十年之久，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利于克服其他思想家的空疏、偏激、片面的观点，管子的治国内容更全面、更实用。他认为法具有制度、标准和刑罚三层意思。首先，法用来指涉国家所设立的宪律制度，这种意义上的法又常称为法制、法度。《管子》说：“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法禁》)。”法由官府颁布制定，实际上也就是成文法。其次，法是一种标准。《管子・七法》：“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尺寸是长短的标准，绳墨是曲直的标准，规矩是方圆的标准，斗斛、角量是容量的标准，这些都称之为法。国家统治的法，也是一种标准，它是明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再次，法是一种惩罚措施。法设定以后，人们就应该遵守，否则也就失去了其作为表仪、制度的意义，为此就要以刑罚来保证其实施。《管子》中的《立政》中提到：“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可见，国家和谐也是管仲追求的最高目标。他认为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他认为礼法互补，也就是法治和礼治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一方面，仁义礼乐的推行要靠法律来保障，《任法》“君臣不用礼仪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法治有助于道德教化的推行;但另一方面，仅仅依刑重罚，还不防止人民做坏事：“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牧民》)。”对君主而言，一方面，礼与法同可作为治国之“仪表”：“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明法解》)。”只是对象稍有不同。另一方面，礼法还同是君主论功酬劳的手段。《君臣下》说：“故其(人君)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叁伍相得而周举之。”再一方面，英明的君主能注意内行法而外行礼，《形势解》所谓“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这一思想实际上吸取了商鞅一派的法治思想以及儒家的德治思想，经过综合扬弃，得了道德教化和法律制裁不可偏废的结论。 　　三、管仲主要的道德伦理思想

　　他的道德体系是“礼、义、廉、耻”。《牧民》篇：“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礼”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礼不逾节”;“义”指循礼而不自进，即不以不正当的方法谋取利实禄;“廉耻”则是关于守身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恶”是说不隐蔽坏事;“耻不从枉”是说不姑息邪枉之事。四者之中，礼义是对行为的约束，廉耻指内在的情操。他认为礼有八经。“八礼”即上下、贵贱、幼稚、贫富的尊卑等级秩序。“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管仲学派认为，这个秩序是乱不得的。《五辅》“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这与儒家的五伦要求大体相同。知礼的目的是维护等级制度。管仲学派对礼的论述与儒家殊途而归，所不同的是：管仲学派强调外在的规范制约，儒家强调内在的认同内化，方法不一样，根本目的相同。 “义”是人们行为的准则。“义有七体”，《五辅》“孝悌慈惠，以养亲戚。孝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戮。纤啬省用，以备饥馑。孰■纯固，以备战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以此规定个人、社会和国家正当行为的准则。这七方面的前三方面，是完整意义上的道德要求，后四方面实际上是臣民对国家的义务。廉即纯洁清高之意，“廉者，清不滥浊也(《周礼・小宰注》)。”清白不污，纯正不苟即为“廉”;能辨别是非，舍利取义，是谓“廉明”;能自我检束而不贪求，即为“廉俭”，《淮南子・原道训》云“廉犹俭也。”“廉”为德目，最根本的是要在取予之间，重道义去邪心，严格自检自束。这种人格，孟子称为“廉士”。“耻”即发自内心的羞恶之德性。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有自我反省而有羞恶之自觉，即谓知耻，故 “耻”重在自耻。《孟子・尽心上》：“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不能够没有羞耻，从没有羞耻到懂得羞耻，才能够无羞耻。《孟子・尽心上》：“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羞耻对于人至关重要，以奸诈多变为得计的人，没有地方用得上羞耻。不因比不上他人而羞耻，怎么能赶上他人呢?故耻之真义，在自觉于羞恶，以此作为行善去恶的内在动力。

　　四、管仲伦理思想的影响

　　管仲对伦理学最大的贡献是他的道德基础论。管仲认为，一定的道德观念是与人们一定的生活水平相应的，这就是他的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主张“礼”与“法”并举的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管仲已经自觉地认识到经济对道德的制约作用，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不谋而合。礼与刑并重，是管仲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后来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政治的主要特色。而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即可以看出管仲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得以运用。梁启超曾说过：“中国最大之政治家，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这些足以见得管仲的先进伦理思想对后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冯友兰的评价比较公允：“他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变时期的改革、进步路线的创始人。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是这条路线在思想战线上的发展的高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是这条路线在政治路线上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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