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论文中国在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对策探析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社会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5-01-17浏览：19次

　　摘要：新帝国主义在21世纪是一个热门词。在美国的语境中新帝国主义被美化为一种仁慈动机，但是在西方左翼语境中，新帝国主义依然是以剥夺为本性的帝国主义。本文所说新帝国主义是指后者。在新帝国主义时代背景下，由于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责任使西方学者尤其是左翼学者关注中国。在对中国的评价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提法是“北京共识”和“淡色中国”。但是，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对话语权的争夺应当重审西方对中国的评价，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勇于自主创新，对自己充满自信。

　　关键词：职称论文,新帝国主义,西方左翼,中国话语权

　　“新帝国主义”一词在21世纪初被美国的主流媒体大谈特谈，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也开始对“新帝国主义”抱有异常的热情，认为美国作为“新帝国主义”的代表肩负着传播文明与民主的伟大历史使命。这种情况与20世纪“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敏感词而被资本主义拒绝、排斥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我们发现，与20世纪“帝国主义”一词内含的垄断和剥削实质不同，21世纪美国政界与主流媒体所倡导的“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美国的仁慈动机，以巧妙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剥削等含义做出区别。针对美国所宣扬的“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重新发现帝国主义》一文中揭露“仁慈的美国‘帝国主义’”与过去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没有本质的差别，提出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应当进入到新的阶段。2003年，大卫・哈维出版《新帝国主义》。论著通过对美国帝国主义发展史的分析推翻了美国所谓的“仁慈动机”论，重新界定了“新帝国主义”。在大卫・哈维看来，“新帝国主义”是 “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1]。这就是说新帝国主义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结合。因此，新帝国主义仍然包含着经济帝国主义的含义，其实质是剥夺性积累。21世纪的帝国主义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其“新”就在于它的剥削和扩张模式与20世纪的帝国主义有了很大的区别。20世纪的帝国主义或称旧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剥削采取显性的军事入侵、殖民地直接占领的模式，而新帝国主义的侵入手段则更为隐蔽、口号也更具有普世价值，比如二战后美国凭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经济手段加强对其他国家以及世界市场的控制，从《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即《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形成的世界性金融体系，或者是在目标国培植代理人为自己服务等等。新帝国主义的这些统治手段都是剥夺性积累的表现。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虽然以新帝国主义面目出现但暴露的仍是帝国主义的剥夺与侵略实质。资本主义的本性即由资本的贪婪与攫取本性决定了。本文所说的新帝国主义即是指具有剥夺本性的新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的剥夺性积累造成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始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这场金融危机席卷了欧美国家及全世界，至今依然影响不断。国外左翼理论界对金融危机分析得出的普遍观点是，新自由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加剧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进一步纵容了市场自由放任原则，因而更加容易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是追求资本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随着信贷扩张、虚拟经济最大化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最终促成了金融危机[2]。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形成了共谋关系。这正如列宁所揭示的，资产阶级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和统治采取两套统治体系，即暴力和自由主义，并通过交替使用帝国主义与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实现其对世界的控制。因此，新自由主义应当与新帝国主义共同为金融危机负责。对此，哈贝马斯曾期待着新自由主义的纲领被废置，以市场为绝对命令的纲领被送上审核台。不过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危机、生产危机、实体经济危机、过度积累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面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对世界不断加剧的剥削和掠夺，面对这场席卷全球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西方左翼理论界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依然有效。于是，西方左翼学者纷纷对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资本论》等著作进行研究。西方左翼理论家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汲取批判的理论资源，提出了一系列抵御新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和克服金融危机的措施。雅克・比岱在元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国家”(World-State)以取代新帝国主义，“在世界国家时代，帝国主义霸权者――它得到追随者的配合――被迫后退，高唱共同接受的论调，即共同城市里的自由、平等和合理性：意识形态话语，也就是模棱两可的话语，根据这种话语，人们认为，自由、平等和合理性最高是存在的，最低是可以实现的。”[3]比岱把世界国家视作一种新的体系对抗工具。哈贝马斯认为危机暴露出欧洲建制上的缺陷，即每个国家的独自的政治经济措施。正因如此，哈贝马斯强调：“民族国家必须日益把自身理解为国际共同体的成员。这是最厚实的墙板”[4]。大大卫・科茨针对新自由主义结构下的经济扩张对资本投资泡沫和债务增长的依赖，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的主张，“制定和指导生产、分配过程和社区发展计划的董事会和组织，必须要能代表各方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这是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5]萨米尔・阿明以“新国际”来抵抗当代资本主义，高田太久吉主张建立一个取代华盛顿共识的国际新秩序，再如安德烈阿尼的混合社会经济制度、霍布斯鲍姆的混合经济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学者针对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几乎都将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强调以共同的、多元的模式对抗单一的私有制。虽然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权力和整体经济趋势，但是究其实质，凯恩斯主义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而崛起的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补救措施，两者虽然在举措上存在不同但是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即都未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根基――私有制。所以，对于当代的西方左翼学者而言，对未来社会制度的选择或许就是进行二选一的选择：或者是帝国主义胜利和所有文明遭到毁灭，或者是社会主义胜利，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方法即战争的有觉悟的斗争行动取得胜利[6]。　　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主导趋势。虽然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21世纪遭遇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信誉危机，但是它们对世界的控制权还稳稳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把世界国家――无论贫穷与富有，无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卷入其中，实现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军事全球化以及环境全球化等。全球化最终的目标是追逐和实现利益的全球化。所以，面对全球化和身处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应该重新审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种种描绘。我们不应该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积极评价中自认为中国已经具有了重塑世界格局的能力，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主导权的实力，与新帝国主义抗衡的角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的成就还很脆弱，中国的成长还受到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钳制，中国努力创造的和平环境经常遭到破坏，因此中国要想保持成绩继续发展就显得更为艰巨。同理，我们也不能在西方国家的质疑与否定声中裹足不前。我们分辨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描绘并不意味着西方学者的观点对中国毫无意义，也不是说世界对中国的存在与发展毫无意义，中国不需要世界，而是旨在强调，中国需要找到自己存在的真问题，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并着手解决真问题。

　　中国还应该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发展之中，把中国的特色与世界形势相结合，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关注的事情也关系到世界其他国家。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有时强调的“中国特色”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倾向，即忽略从全球化背景和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经验，把中国的问题当作中国自己的事情，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把“特色”变成了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所以，为了避免这种自说自话的“中国特色”，中国需要在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中让自己的“中国特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多种声音中的一个强音，跻身于全球权力话语之中，并从中获得推动自身发展的更多资源和力量。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而言则却是中国在历史与当下取得胜利的法宝。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建立的，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取得成就的，所以，中国要实现在当代抗衡新帝国主义，在未来战胜新帝国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美国著名的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非常坦诚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一个来源是共产党合法性的一个条件，正如共产党作为重新实现民族富强的政治代理人的地位也是共产党合法性的条件一样。不把革命的过去看作是必要时可以用来应对当前问题的记忆和政策的仓库，是愚蠢的。忽视马克思主义对政治语言的继续贡献同样是愚蠢的。”[7]

　　中国应对新帝国主义的实践力量来自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延续和发展。中国曾经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出了自主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主权上保持独立和完整，维护国家利益，拒绝国外干涉;在经济上鼓励自主权利，动员国家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排除对外资的单方依赖，摆脱西方的经济控制;在社会生活中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警惕和铲除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破坏;在文化上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正是中国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展现的独立性、自主性，才使中国对西方具有了吸引力。在当代，在自主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是中国在世界上夺得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最佳途径。我们国家提出了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体现在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四个方面。那么中国的特色是怎么产生的?对此的回答是，中国的特色不是我们回头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的故纸堆中翻找出来的，中国的特色是中国立足于当下和未来发展、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概言之，中国的特色来源于不断的自主创新，包括理论创新、知识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观念创新、环境创新、形象创新等等。中国的自主创新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活动。

　　参考文献：

　　[1]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4.

　　[2]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3]雅克・比岱.现代性和全球历史[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1).

　　[4]哈贝马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金融体系破产之后的世界秩序[C]//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4.

　　[5]程恩富，大卫・科茨.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社会主义[J].经济学动态，2005(4).

　　[6]罗莎・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EB/OL][2014-05-23]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Rosa-Luxemburg/Rosa-

　　1916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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