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导刊投稿浅析建国初期游民的救助和改造

 　　[摘 要]游民，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的无业游民游荡在全国的各大城市，既影响了新中国的城市形象，又威胁到社会治安乃至政权稳定。因此，为了稳定新生政权，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对城市游民问题进行治理。本文以建国初期合肥市游民的收容与改造为例，通过分析合肥市对城市游民问题，采取的多种救助政策和措施，力图从一个侧面反映新政权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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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社会仍然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而存在于城市中的大量游民更是成为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建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进而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游民收容和改造安置运动。近代以来，游民主要指在主流社会秩序中失去容身之地，并游离于社会结构以外的各个边缘群体。毛泽东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逐渐形成了对游民阶层的科学论断。他认为，“这批人既有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因而建国初，人民政府对游民采取“争取其群众，反对其中依附反动势力而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分子”的政策。[2]

　　建国初，合肥市的游民数量众多，且活动不定，影响恶劣。在各界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合肥市政府结合自身实际，从保障游民生活和发展生产两方面出发，采取了多种措施，对游民进行改造。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缓解当时合肥市严峻的游民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将从建国初，合肥市游民产生的原因、措施和不足以及意义等几方面来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 合肥市游民产生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稳定新生政权，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大规模的游民治理运动。就合肥而言，社会风气十分恶劣，娼妓、流氓、乞丐、土匪等数量众多，他们游离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是城市游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由于长期战争，合肥市大量工厂企业倒闭，城市失业人口剧增，这些人因失去生活来源而沦为城市游民。除此之外，其中还有一部分游民是在国民党溃败后，遗留下来的一些“散兵游勇”。

　　由于安徽省地处淮河流域，古往今来就是水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1949年夏秋之交，皖北及皖南地区沿江一带，因长江、淮河堤■溃决，酿成巨大水灾，大部分灾民流离失所。除水灾外，当年全省还不断遭受虫、旱、风雹、病疫等灾害。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许多灾民为了生存，选择背井离乡，涌入合肥市，导致市区的游民数量激增。大量游民的存在，不仅给合肥市的市民和商人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也严重威胁着合肥市的安全与稳定。因此，解决合肥市游民问题，就显得极其重要和迫切了。

　　二、合肥市解决游民问题的措施及不足

　　建国初期，合肥市游民数量庞大且成分复杂，游民问题成为新生合肥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合肥市采取了收容、遣送和改造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缓解当时的游民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经验不足，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

　　(一)收容

　　为了响应中央整顿社会风尚和建立革命的社会新秩序的号召，合肥市成立了一系列的收容机构。“1949年6月成立了遣散人员收容所，主要负责负责资遣战俘、旧公务人员。1953年5月，市生产教养院又抽调干部数人建立灾民收容所，收容入境灾民和游惰乞讨者。”[3]这些收容机构的设立，对于减少合肥市的游民数量，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合肥市对滞留城市的游民收容，主要由市收容部门，公安派出所随时收容。除临时收容所定期收容外，市内各区还抽调基层干部义务帮助收转。对被收容进来的游民，收容所都必须进行严格的登记审查，以便弄清其籍贯，年龄、职业等情况，然后再根据游民的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建国初，供给被收容人员每人每月30斤左右的粮食，并根据收容单位的实际情况为被收容人员提供衣被等生活必需品。除此之外，还对被收容人员中患病的，提供疾病医疗。“1954年市生产教养院设立门诊室，备常用药械，治常见疾病，如遇危重病人，仍送往医院治疗。”[4]这些措施，为被收容者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游民问题。

　　(二)遣送

　　建国初，合肥市还成立了一些遣送机构。其遣送的对象，主要是包括战俘和灾民。1950年5月，合肥市成立了灾民遣送站，由各公安排出所抽调治安干事组成负责街头收容工作，劝诫灾民返乡。对于灾民的遣送，主要根据自愿原则，对于来自灾区的灾民，自愿返乡的，发给路费;不愿返乡的，则组织其到丰收区谋生。“1950年春，市区设灾民联络站，动员并资助灾民回乡生产。”而为了解决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散兵游勇“问题，1949年6月合肥市设立遣散人员收容所，对这些人员采取遣送回乡或移民安置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缓解了城市的压力，而且还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劳动力，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改造

　　针对游民问题，1952年8月，政务院在《劳动就业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对于有劳动能力的游民乞丐，则应强迫劳动，条件可能时最好是集中收容，劳动改造。”合肥市为了改变游民泛滥的现状，1950年在教养所内设游民部(后改劳动部)，对被收容人员进行改造。针对游民改造，合肥市政府采取“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相结合”、“改造与安置相结合”的方针。为了克服游民懒散且不劳而获的生活习惯，合肥市教养所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及生活规则。不仅如此，市教养所还积极组织游民开垦荒地，饲养牲畜，从事棉布、毛巾、布鞋等项生产活动。例如“1955年，市教养所组织草绳生产，连同农副业、棉织等项年收入达34864元。”除劳动生产外，市教养所还特别注重对游民的思想教育。市教养所每天定时上政治课和文化课，还经常组织各种检讨会和讨论会，以此来启发游民的思想觉悟。例如“1954年，市教养所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使少数恶习积重难返的人能端正劳动态度，爱护公共财产。”通过改造，绝大多数游民都够学到一技之长，重新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心，为他们重返社会奠定了基础。 　　总之，游民的治理原本就是一件异常艰难又极其复杂的工作。合肥市在治理游民问题上，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是集中处理，且对游民实际情况把握不够，也曾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问题。首先，由于建国初，合肥市的游民成分复杂，且对游民的界定不明，因此在收容和改造过程中，常常会出现错收，强收等现象，致使游民出现抵触情绪。其次，合肥市部分收容改造机构的干部对游民存在歧视态度，在管理方式上简单粗暴，甚至有少数干部在管教过程中，曾采用吊、打、跪、饿、关等过激办法处罚游民。最后，合肥市对于游民的治理，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成立一些收容机构来解决，而民间组织和群众的参与不足。这些缺点和不足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游民治理的成效。

　　三、 合肥市游民治理的历史意义

　　建国初期，合肥市游民问题的成功解决，不仅维护了合肥市的社会秩序和稳定，而且对合肥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之初，合肥市在经历了战争创伤后，整个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大量游民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合肥市的城市形象，扰乱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还威胁到合肥市新政权的稳定。因此，通过集中收容、改造，使合肥市内的游民数量大大减少了，这不仅维护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而且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群众中的影响，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府。

　　(二)净化了城市环境和社会风气。建国前，合肥社会的不良风气盛行，乞丐遍布街头，烟毒吸食成风，赌博盛行，城市处处呈现出落后的面貌。建国后，合肥市成立了一大批收容机构，对游民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基本肃清了城市中游民，净化了城市环境，并为合肥市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增加了劳动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城市游民是近代社会急剧转型下的产物，是近代社会的边缘群体，但他们中大多数都是身体健康，可以从事劳动生产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被排挤在生产之外，不得不以不正当的手段来谋生。但经过教育和改造后，他们大多都能够从事劳动生产，能够成为社会劳动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因此，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改造，是对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合肥市在帮助游民改掉好逸恶劳思想的同时，还积极培养他们的劳动技能，使他们从寄生性的消费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生产者。这不仅为合肥市生产增加更多的劳动力，减轻了市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促进了合肥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页。

　　[2]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法令会编(1949-1950)》

　　[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101页。

　　[3]安徽省地方志丛书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肥市志》(第4卷)[Z].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2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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